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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部分

李瀚的《蒙求》作为最早的人物典故启蒙读物，一经面世便广泛流传。在这本书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仿写之作。然而作者李瀚本身以及补注者徐子光的身份年代，却一直包裹在迷雾之中。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书前的《荐蒙求表》。这篇表文说是饶州刺史李良上表向皇帝推荐“境内寄住客前信州司仓参军李瀚”的作品《蒙求》。落款时间在敦煌抄本上只标记为“月日”，而日本传本中则注为“天宝五年八月一日”。这个时间点已经有学者考证不可信。假设《荐蒙求表》的内容属实，其上奏年代应该在肃宗乾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之间（758-765），不大可能在天宝年间。然而肃宗乾元元年至二年的饶州刺史为颜真卿，肃宗上元元年为崔论，《荐蒙求表》的上限进一步压缩至上元二年（761）。这个时间区间已经非常狭窄。

更蹊跷的是，《荐蒙求表》末尾还特意写明“（李）良令国子司业陆善经造表，未行而良授替，事因寝矣。”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就更加奇怪。首先李良还要陆善经“造表”，给人感觉李良本人没有撰写表文的能力，还要别人代笔，难道李良本人没有文化？其次，后文说李良“授替”，似乎是说李良上表后没多久就不再担任饶州刺史一职，这也导致向皇帝推荐《求蒙》一事事实上没有成功。那么也就是说《求蒙》的推广压根就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而是走了其他渠道向外传播。那这荐表荐了个寂寞，但还是放到书里充当序言使用。一些学者认为，此李良即《新唐书·宗室世系下》中提及的“袭丹杨公、桂府都督良”，此人在大历元年至二年（766-767）任桂州刺史（即桂府都督）。然而唐朝名为李良的宗室不止一人，是否就一定是此人还得打个问号。陆善经其人史料记载很多，但现存史料中没有他的去世年代的具体记载，知道他最晚的活动信息是天宝初期，是否能活到肃宗、代宗时代不能确定，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判断《荐蒙求表》年份及可信度的一个线索。

至于为《蒙求》作序的李华，资料也比较翔实，有完整的履历生卒信息。根据唐雯考证，李华在广德二年（764）五六月间途经饶州前往信州，这是李华与李瀚会面并且作序最有可能的时间点。而李华与李良是否在这个时间段见面不确定，不过李瀚应该是带着李华给他做的序言拜见了李良，并请求他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作品。李良上荐表的时间应该比李华作序的时间稍晚，晚了多久不确定，但当时的皇帝应该是唐代宗。李良“授替”之事，有学者认为就是指其改任为桂州刺史之事，与广德二年相去不远，倒也说得过去。

需要注意的是，李良不仅仅是推荐《蒙求》这本书，而是借机向皇帝推荐李瀚这个人，希望朝廷能给予李瀚一个合适的官职。大历二年九月，桂州山獠攻陷州治，刺史李良遁逃。如果此李良与《荐蒙求表》的李良是同一人，那么这件事可能会给李瀚以及《蒙求》带来负面影响，朝廷可能会对李良推荐的人予以贬斥。这也许是李瀚其人其作在官方史料里缺载的原因。一些学者在唐朝史料中寻找名为“李瀚”或“李翰”的信息，但还不足以证明这些资料中的人就是《蒙求》作者，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

笔者翻检唐代墓志材料，无意中发现一个人物，可能更符合《蒙求》作者的身份。此人涉及到三块墓志铭，分别是《李夷吾墓志》（天宝八载749）、《李挺墓志》（大历六年771）、《李玄禄墓志》（会昌四年844）。其中《李夷吾墓志》与《李玄禄墓志》是同一家族墓志，李夷吾的高祖、曾祖即李德林、李百药父子，而李玄禄则是李夷吾的曾孙。李德林、李百药家族出自赵郡李氏汉中房，后人以安平为郡望，称为安平李氏。

而《李挺墓志》的志主李挺出自姑臧房李氏，与安平李氏联宗，两家关系十分亲密，李挺称李夷吾为族叔，与李夷吾之子李澣以兄弟相论，李挺年长为兄，李澣年幼称弟。《李夷吾墓志》即李挺所撰，而李挺本人的墓志铭则由李澣撰写。大历六年（771）李挺去世时享年49岁，生年在开元十一年（723），而李澣既自称弟，李挺去世之时年龄应该小于49岁。而李澣也是李玄禄的祖父。

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李澣的活动年代恰是在盛唐、中唐之间，而其郡望正是安平，符合《蒙求》作者的题名记载。而“澣”与“瀚”，形近容易混淆，过去清代学者将《蒙求》作者当作五代时期的李澣（？-962），只因年代太晚，被后来的学者所否定。现在看来，《蒙求》传本记录的“李瀚”依然可能是“李澣”之讹，只是过去学者限于材料没有找对人。

我们可以沿着这条线索再看看其他信息。《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收录了李百药家族的世系，其中李夷吾之子写作“幹”，漏掉了三点水，其官职记为“同州司户参军”。而《李玄禄墓志》记录“祖王父澣，皇超绝登科，同州司法参军”。“司户”、“司法”一字之差。李澣看起来也参加过科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只是现有资料不知道他在哪一年登科。他的好兄弟李挺在其父《李夷吾墓志铭》中提及“嗣子澣，文学成器。”而李挺本人曾经在“弱冠”之年参加难度相对较小的宗正寺考试，取得了“宗正进士”的头衔。大概就是在天宝初年，那么李澣大概也是在天宝年间参加的科举并成为进士。李挺成为宗正进士之后，一度授官同州河西县主簿一职，后因父亲李成性去世为其丁忧。而李澣父亲于天宝八载去世，也得为其丁忧。

从相关墓志可以看出，李挺、李澣关系非常好，两人曾同游十年，先后参加科举，又先后为父亲丁忧，时间就逐渐逼近安史之乱。乾元二年（759年）前后，李挺启用为河南府兼水陆判官，参与了收复洛阳的军事行动，自此开始在仕途有所作为。永泰元年（765年）李挺成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的节度判官，加监察御史头衔。而李澣则在大历六年《李挺墓志》上注明自己的职务为“怀州司户参军”。而同州司法参军可能是李澣晚年最终的官职，看起来李澣在中唐时期一直是停留在这个层级的官职直到终老，这与《荐蒙求表》提及的“前信州司仓参军李瀚”的履历可以整合到一起。李澣为何仕途不顺，前面已经分析，最大的可能是荐者李良落败失势的原因。可以看出，安平李澣在中唐的履历与同期的赵州赞皇人李瀚完全不同。由此笔者认为，安平李澣极有可能才是《蒙求》的作者。

综上所述，通过对以往学者考据的筛选分析，可以大致认为，《荐蒙求表》年份大概在广德二年到大历元年之间（764-766），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蒙求》没有得到唐朝朝廷的官方支持。李澣（李瀚）本人也没能借此打通仕途。然而《蒙求》却在当时的文人圈中得到广泛认可，成为当时人撰写诗文用典的重要工具书，甚至很快传到日本。

徐子光部分

进入南宋时代，有人觉得《蒙求》旧注过于简陋，于是亲自动手对《蒙求》的注文进行补充和扩写，形成了《蒙求》的补注本。补注者的名字，按照《蒙求》相关版本的书籍抄本、刊本以及南宋著录显示叫做“徐子光”。然而这位徐子光比原作者李瀚更难考证，完全不知道此人生活在南宋的哪个时期，还是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信息进行一点点推测。

首先是徐子光补注《蒙求》的流传年代，不见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却先后出现在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明其最早出现于南宋中后期。根据日本传本中的《子光序》落款的年份记录“己酉仲冬之月辛卯吉日”，可知序文可能是写于某个己酉年的十一月辛卯日。假设《子光序》撰写之后没多久，书籍（不管是抄本还是刊本）就开始向外流传，那么南宋的备选年份有建炎三年（1129）、淳熙十六年（1189）和淳祐九年（1249）。然而序文中还用了“辛卯吉日”的说法，理论上这一天还是个朔日。无论建炎三年还是淳熙十六年，仲冬之月（即十一月）都没有辛卯日。淳祐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辛卯日，但不是朔日。南宋时期符合“十一月辛卯朔”这个条件的年份有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壬申年）、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己巳年）。《子光序》在中国已经看不到相关的传本，目前所见都是日本的抄本和刊本，我们不能排除《子光序》在流传过程中将年份干支写错。如果是壬申年，则干支全错；如果是己巳年，则只是将“巳”误写为“酉”，修正幅度不算大，因此笔者将嘉定二年这个时间点也纳入到考察范围。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却没有提及徐子光补注《蒙求》，看来在此之前补注本尚未面世。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中出现了“徐子光注《蒙求》”，尤袤本人虽然卒于绍熙四年（1193）（见魏晓帅《尤袤卒年及<遂初堂书目>成书小考》），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人依然维护补充《遂初堂书目》的内容，使得所收书籍的年限大大延长，例如庆元五年 （1199）始编成的《成都志》、《成都文类》，以及杨万里脱稿于嘉泰四年（1204）《诚斋易传》。这些例子表明《遂初堂书目》所收录的书籍下限至少可以延长至宋宁宗嘉泰年间。魏了翁在《遂初堂书目后序》提到了自己在宝庆元年（1225）被贬的时候，听说数月前遂初堂藏书楼遭遇火灾，大量藏书被焚毁，他只能看到书目而已，可以作为《遂初堂书目》的最终下限。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撰著时间为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

那么《补注蒙求》出现的时间区间在1151-1258年这一百多年里。综合上面对《子光序》年款的分析，笔者还是倾向于嘉定二年十一月辛卯朔这个时间更为合理。而《遂初堂书目》收录嘉定年间出现的书目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