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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石城》
非常开心的一次旅行，一个让人迷醉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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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伟先生是北京人。据说，在他17岁那年，因表姐在医院工作，他结识了在那里住院的画家李可染先生。最开始，邓伟并不知道老先生是李可染，只晓得是位“老老师”。那时，邓伟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喜欢画画。李可染便让他和一同前去的一个女孩一起画速写。二人来到医院的后花园，十几分钟后，女孩儿便交了作业离去，而邓伟则守在小湖、假山旁，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后来，李可染把自家的地址留给了邓伟，并提笔写了“实者慧”三个字送给他，告诉他“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是大智者”。

还在读大学时，邓伟就开始为一些中国文化名人拍人物肖像。那时，他和张艺谋是同学。但与张艺谋不同，邓伟当时摄影最初的想法，是为自己的一些老师和长辈拍照。“朱光潜先生辅导学生时我照相，打太极拳时我也照，他在未名湖畔散步、到小卖部打醋我都照。”此后，在老师与父亲的引荐下，邓伟陆续为梁漱溟等更多学者拍照。这些文化名人大多年事已高，邓伟那时的想法是做些文化抢救性工作。

198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21岁的邓伟拿着自己的学生证轻轻敲响了钱钟书家的大门。当时，邓伟与钱钟书素不相识，费尽周折才找到了钱钟书的家。“开门的是一位女士，个子不高，样子和善。”邓伟当时并不知道开门的就是杨绛。听说邓伟的来意后，杨绛很客气地拒绝了他。邓伟并没有离开，而是在钱钟书家的门外徘徊，他鼓起勇气，忐忑地再次敲门。开门的仍是杨绛，邓伟磕磕巴巴地想进一步说服她，但还是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没有办法的邓伟就在门口站着等，不知过了多久，门又开了，杨绛好像是准备出门。“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她吃惊地问。“这样吧，你跟他商量商量。”此时，钱钟书就在杨绛身后站着。

“我就是钱钟书，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钱钟书破例让这位执拗的年轻人拍了两张照片。后来，当邓伟把照片拿给钱先生的时候，他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这个就是我。”

我第一次与邓伟先生交流，是在2009年，北京地铁上的偶遇。那天，我背着一台日本产的福伦达R4A旁轴相机，配上了一枚超广角VM21/4镜头，搭乘地铁回家。由于自己的拍摄习惯，在地铁上，我的机器一直处于待命状态，眼神也一直在默默地“搜寻”着值得拍摄的画面。

突然，旁边站着的一个大叔过来看了一下我的相机，然后很直接地问我：“多少度的卷？”

我回答：“400。”

他直起身子，笑着说：“400的卷儿不够。你在地铁里用400拍，太暗，拍出来容易糊。”

我其实对这个陌生大叔的态度表示疑惑和不满。一来疑惑他的身份，能随口说出专业的名词来；二来我对自己的铁手功自信，心想你又不是我，你怎知我在这样的光线环境下拍起来会糊？于是，我便又答他：“21mm的镜头，地铁车厢内1/15s我就能保证画面不虚。400的C41彩卷，照着1600去拍，最后也还是可以用的。我不做大输出，底扫之后处理，画质不会有太大损失。”

他倒不接话茬，转而探讨起这枚镜头的特点。好在平时有积累一些光学知识和行业情报，我就只好再跟他探讨镜头的品牌、镀膜的发展、不同光学结构的特点等等，二人倒也对答如流。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跟他聊很多，因为我一直觉得摄影是个很私人的事情，怎么拍，拍什么，拍完做什么，都是我的事，跟别人没什么可聊的。但出于礼貌，我便多问了他一句：“先生，您这么专业，也玩摄影么？”

这大叔拎着一个布的袋子，他提了提袋子的提绳，低头笑着说：“我在清华美院教摄影，我叫邓伟。”

这句话让我倍感亲切，于是回了句：“邓老师好。我也是清华毕业的，我学新闻。”

就这样，如此这般的一问一答，我便结识了邓伟老师。

他比我早几站下车，临走前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让我有空去找他，我连忙道谢。

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他的作品。当看到冯友兰、梁漱溟、钱钟书、杨绛、贝聿铭、老布什、基辛格、穆沙拉夫、拉宾等人的肖像都是他拍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刚才遇到高人了。

后来，他在清华办讲座，我也专程跑回去听，受益匪浅。他对于人像摄影的把握，总能在最恰当的角度和环境下，拍下属于这个人最贴切的表情和瞬间。可以说，我后来对于纪实类肖像摄影的创作思路，基本都来自于邓伟老师。

2013年2月4日，邓伟先生因肺癌逝世，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