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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中）[霍韜晦]
【編者按】本文原為一九八九年八月法住文化書院舉辦之「民主、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系列講座之「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一講之講詞。時隔三十年，雖物換星移，但霍教授之思想洞見，依然熠熠生輝；對今日探討文化出路者仍大有啟發。因篇幅所限，將分三期刊登。
儒家的性情之教
由此說到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中心是儒家，儒家是一種講教養的文化，教育人成為一個自覺、自主、既要理性又有修養的人。韋伯（Max Weber）研究中國文化，亦認為儒家是理性的，不過他是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他只注意到外在的禮樂，然後認為那個禮制的形式也是一種理性的形式，但卻認為這外在的形式缺少基督教那種倫理的自主性，所以中國人是沒有倫理自主的民族，而只有外在的規範。正如魯迅批評儒家禮教「吃人」，桎梏人性，所以非要鏟除不可。韋伯從這些地方了解儒家，顯然十分錯誤。他從西方理性來了解禮樂，當然看不透徹。其實儒家不但強調人的自主性，而且比西方倫理更加深刻。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說性善，王陽明說致良知，都是教我們體會自作主宰的光明的本心。孔子很清楚禮樂的根據在人內心的「性情」，孔子稱為「仁」，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性情支持，禮樂是沒有意義的；而禮制的形式亦並非不可改，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及其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即是說，禮因時而成，可以因時而改；作法本身沒有絕對性，可以損益。禮的意義在長養性情，有這樣的性情，纔有這樣的禮樂。既然如此，所以人最重要的事是修養自己，長養自己。所以我說儒家的文化是「性情文化」，儒家的教育是「性情教育」。《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就是你要先修身。修身的基礎在哪裡？修身並不是一種客觀的文化的認知，或今日知識分子之學術研究，也不是一套習慣規矩，譬如飲宴的禮節、相處的禮節、款客的禮節、應對的禮節等等。若單看禮節，仍是形式，仍是一些外在的要求。對一般人來說，為甚麼一定要接受？為甚麼非如此不可？為甚麼不可以無拘無束、自己想怎樣就怎樣？這樣問下去，你會發現你找不到理由，你不知道這樣做的理由在哪裡？不但如此，你會愈來愈反感，因為你發現這些東西都不是你自己想做的，而是別人要求你的，你便會很抗拒。儒家講修身，修身就要明白文化與道德都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生命要找尋其存在的意義。所以《大學》指出：要修其身，必先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先將自己的做人的念頭端正，先做一番內省工夫。
西方危機
現代民主社會最大問題，就是不問人的內在動機，只講法制條文，或選舉投票。這樣，民主社會的質素便會墮落。個人欲望擴張，結果民主變成滿足人私欲的工具。如何補救？在西方，只有靠宗教倫理，但西方的宗教亦正在走下坡，已收拾不住人心，所以西方社會的危機愈來愈深重。洛克（John Locke）講在「自然狀態」裡人有「天賦人權」，但「天賦人權」是甚麼意思呢？人出生時上天便賦與他的自然權利，包括生存的權利、自由的權利、保護他勞動所得的權利。後世再發展出其他各種權利，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搬遷自由、婚姻自由等等，似乎很有人身保障，但如果你只理解為保障，那便很外在化，只看到你自己所享有的利益。實際上你有天賦的權利，是表示你能夠有機會讓你自己的生命有意義，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你的生命是有尊嚴的，但這種尊嚴須有內容，你至少要明白你自己選擇的意義，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否則，你的行為只是一種機械性的行為、或生物性的行為、社會性的行為、只知道自己利益的行為；這樣的自由民主，不但不進步，反而是一種倒退。所以，自覺是第一步，人首先要自覺自己的責任纔能真正的自我主宰，纔明白自己的承擔，也纔懂得尊重別人、成全別人的理想，做一個成己成物的現代人。
中國文化的精粹與法治根基
其實，這種自覺，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之一。儒家教人凡事當反求諸己，不要諉過他人，所謂「不遷怒，不貳過」，全部要自己承擔，自己改過。能改過、能承認自己弱點，纔能學習，纔能再站起來。再站起來是甚麼意思呢？人成長不是靠武力、靠財富。對現代國家來說，有軍隊、有核彈，所以不怕外敵，可以大聲說話，可以我行我素，充當世界領袖。你有核彈，我也有核彈，如果你投過來，我必回敬你。現在的國際和平就是如此維繫，很可悲。和平不是因為我們講基督的愛、上帝的愛、佛教的慈悲、儒家的忠恕，而是靠報復的力量。為了和平，所以大家要軍備競賽，非常諷刺。
所以我們講儒家，儒家教人要有修養，能夠自覺承擔自己的責任，不要將過失推給別人；人人能夠如此，社會就是公道、純厚的社會。人人自由，但人人都自愛、自尊、自律，不須要通過政府、通過權威，只是通過自己的修養、自己的自覺，就能承擔責任。這纔是民主社會最理想的根基。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註解時，認為「親民」應是「新民」。「新民」是甚麼意思呢？教育老百姓便是「新」，就是說一個有道德的人、有抱負的人，他要教育老百姓，使老百姓不斷進步，人人進步，亦即是社會進步，移風易俗，這便是「新」。但是，這種講法很容易被當權者利用，成為政治上的標準。所以王陽明註解這句話時特別指出「新民」的意義，不是在於「新」老百姓，而是在於老百姓自己「自新」。「自新」就是自覺，自己要求自己進步，所以力量不由政府來，而是從每個人自己的內心來，所以是一種真正的自主性的道德要求。由此可知，王陽明講良知之學，是真真正正的自主，是中國文化的精粹理念。基督教的自主倫理尚需以上帝的意志為取向，儒家則完全操之在我，自覺地建立自己的人格標準。每個人都在做人的道路上向前進，普遍性在「道」、在「理」。這就是新民。所以在這個意義下，人人都能夠自己站起來，而且站得很穩，無論外面風雨多大，亦不動搖。
所以，民主政治真的能夠成功，依我看，還是要回到中國文化之中。因為中國文化所講的良知、性情、修養，纔是法治最穩固的根基。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最缺乏的正是這些，他們只講外在規範，而不開發生命，所以沒有性情。譬如人民要納稅，為甚麼一定要納？如果有方法減免，保護自己的利益，為甚麼不去做？自私就是正常，在這裡很難深化人的道德要求。其實，你本來就是要繳稅的，亦毋須政府通知你，自己不承擔，誰去承擔？為甚麼想逃避呢？一定要有規範，自己纔去遵守嗎？如果沒有規範你就不遵守，這不正表示你自己很不負責任嗎？正如小朋友一樣，如果沒有老師管教，便會躲懶，不交功課，甚至作怪，結果學校要訂立很多校規、和懲罰的制度來迫你去做，不遵守的話就記缺點，或者留堂等等。這只有說明小朋友的幼稚。從生命成長的立場看來，當人的道德意識、人的理性尚未成熟時，適當的運用強制方法，還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你已有獨立的人格、理性已經成熟，你就應該自覺自己的責任。由此可見，儒家所講良知、自覺，完全是指一個真正成熟的人的應有表現，不但不與法治衝突，更是法治的根基。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