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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7

被驱逐的非理性——从福柯《疯癫与文明》出发

 

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福柯指出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撰写另一种疯癫的历史」，「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福柯认为疯癫是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而且只存在于文明社会之中。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了起来，并且用人们所承认的理性的语言加以确认与赞同（Foucault, M.,1992）。福柯运用了独特的考古学方法，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证明人类社会对疯癫的隔离正是在文明史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不是在人类社会之初就存在，也不是客观的、一成不变的社会事实，乃至对当今「理性」做出质疑和批判。

因此，本文所期望探讨的是，藉由分析福柯对西方文明背后深层的社会、历史甚至文化结构探讨对理性和疯癫话语的揭示，看清由人类所构建起的文明史本质；探讨福柯所使用的知识考古学对社会科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启示；进一步理解当今文明「理性」之历史含义，解构乃至颠覆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传统，有助于以不同视角对以往乃至现今人类社会权力话语下的「理性」进行质疑和反思。

 

• 疯癫的历史流变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对疯癫的历史及精神病院的诞生进行了介绍，质疑了当代社会人类引以为豪的理性。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到古典时期的大禁闭，再到近现代疯人院的诞生，书中引用了大量精神病人的病例和关于禁闭、精神病治疗的数据，系统地介绍了人类权力话语下对疯癫的态度。

福柯将该书所涵盖的范围分成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三个阶段，研究了疯癫与理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关系。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疯癫与理性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恰恰相反，正是在疯癫的陪衬乃至于共谋之下，理性才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社会秩序最大威胁的麻风病被逐渐控制，疯癫开始取代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那时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暖昧的，疯癫既被视作威胁，也被视作达到真理的一种通道。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处理疯人的方式是让他们随「愚人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中的楷模、社会的典范出航离开自己的城镇，又或是在某一区域内游荡或以被驱逐的方式在城镇之间流浪。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代表了理性和疯癫没有分裂前的完整体验。

进入古典时期，疯癫就不再被视为一种个人生理或是心理的特异现象，而是被当作是一种对理性控制下的现代资本社会秩序的危害来对待，被认为是某种道德过失，于是疯癫就随着当时文化机制进入了长期的禁闭时期。1656 年巴黎成立总医院，它的目的是用来保证公共安全，阻隔和制止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等一系列混乱根源的人，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游手好闲和好吃懒做被视作是对上帝的统治的反叛。因此名义上的「医院」其实则是禁闭所，禁闭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和反宗教的社会要素，用劳动让他们的道德升华、重获拯救，它的成立也就代表着对非理性的禁闭从此开始。在最初的禁闭所中，疯人与游手好闲者、流浪汉、败家子之违反社会秩序一类的人一同被监禁和管理，成为一个伦理主体，为自身的罪行在禁闭所内赎罪，因而「人们是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羣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Foucault, M.,1992），对疯癫的排斥根据是劳动道德准则。久而久之，疯癫的悲剧性体验逐渐消减之后，一种批判性的体验占据了主流，而批判性体验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疯癫的罪恶感（黄晖，2010）。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疯癫便一直在理性话语下活动，成为理性研究的对象。笛卡尔的哲学话语明白划分了理性与疯癫的界限，他对真理的探求和沉思，使得理性取得了一个拥有权力的主体性地位。笛卡尔在《沉思录》里对疯癫的沉思，使疯癫被完全排除在理性主体之外，而划归于不理性一类。由于疯人已经固定为理性的对立面，所以一种关于疯癫的话语便得以开始，并建构一套可以指认疯癫的疯癫话语。从此开始，疯癫并没有得到理解，而是被排斥在各种机制之外，人们开始从理性的眼光对疯癫进行解剖和描述，对待疯癫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理性以其自身的语言完整地论述疯癫，到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时代，疯癫就被约束在纯粹理性的话语里，属于理性的疯癫取得了它完整的话语权力。「人们应该让疯子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为之负完全责任，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Foucault, M.,1992），疯人被理性世界完全排除在外，成为了必须被理性管制和纠正的破坏对象，以回到规范下的日常生活里去。近现代精神病院的出现更使理性以自然科学的面目出现，疯人院成了没有宗教的宗教场所和一个纯粹道德与伦理相统一的领域，疯人和疯癫现象完全沦为以精神病医学面目出现的理性的对象，医生藉助科学所赋予的无可动摇的权威力量，行使着理性对于非理性的征服。随着精神病学成为医学分类中的独立分支，理性宣告了对疯癫绝对而彻底的胜利，疯癫被正式视为一种疾病，被整合进了社会结构之中，不再对社会秩序造成任何威胁。因此，社会对疯人的态度已经从过去道德上的否定转变为理性上的完全否定，疯人的行为必须受到外在于他们的理性的支配和约束，他们的思维方式被宣布为非正常的、病态的，因为整个社会只承认一种合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理性」的思维方式。

福柯不把疯癫看成是一种病，也不否定它作为一种精神或行为现象的客观性，相反，他将疯癫视作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和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于一个人的事业和命运具有激励、推动和鼓舞作用。疯癫被看作是人的一种真实再现，疯癫者身上具有让人着迷的精神状态，能出乎意料地道出真理，甚至有时比理性更接近于真理。尼采在其《悲剧的诞生》一书中，高度宣扬「酒神」，认为非理性的「疯狂」体验被以「日神精神」为代表的理性因素所压抑，并在西方历史的转变中逐渐失落。福柯承袭了尼采的思想，指出这些之所以被称之为疯子的人是无辜的，社会才是罪魁祸首，对酒神冲动压抑的结果造成了他们的激烈冲动和怪异行为。福柯指出，唯有通过对「疯人」的研究，才能彻底认识现代社会的每个个体的真面目。疯狂不是违背人的天性，却是提供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一个现实中主流价值之外的观点，观察出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直到逐渐进入理性主义时代，人类以理性界定疯癫，才将疯人从「正常人」中驱逐出去，断绝了两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

 

 

• 知识考古学

福柯没有从「精神病学语言」的理性角度来论述疯癫的历史，而是用一种「沉默的考古学」讲述了一场关于疯癫如何被历史性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疯子与健全者之间对话全然消失的历史。福柯认为法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应主要关注科学的对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问题，他本人力图用他的考古学以及后来的谱系学来解构传统的历史学，动摇传统历史所标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求真意志，揭示各种人文科学与权力运作的内在联系，也表明了福柯对「科学的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拒斥立场。

在现代社会，理性被共识为人的基本属性，而疯癫则被视为是理性的另一端。可是这个理性是是什么？自人类诞生之时，理性就统治着人类社会吗？疯癫是历来就受到排斥的吗？为找出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的起点与原初性，福柯为科学哲学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考古学——「是通过研究各个社会的不同历史档案来揭示产生不同知识领域的话语构成和事件以及产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构成」（Foucault, M.,2007）——某种客体如何构成知识的可能对象。福柯使用了一种运动的方式进行研究和书写，这种历史性的书写并不是一种认识的历史、也不是精神病学的历史，而是经验的基本运动，是处于被知识捕捉之前的鲜活状态中的疯狂本身的历史（Foucault, M.,1992），是对与历史的集合体，即观念、机构、法律和警察制度、科学概念进行结构性的研究。

长期以来, 科学哲学被局限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之内,并集中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福柯认为，科学哲学应该是广义的知识论即对知识的哲学探讨，而不仅仅是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的探讨，应该扩展到整个知识领域。传统科学哲学的目标是理解或规范自然科学，逻辑实证主义主要讨论有关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认识论问题,而知识考古学与传统科学始终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它所隐含的历史「历时间断性」挑战了历史主义的因果律，同时扩大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域, 把科学家的目光从自然科学内部引向外部。另一方面，相较于科学认识论,知识考古学是从实践和话语的角度看待知识与科学,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实际展开的历史活动，而非冷冰冰的现实呈现。福柯反对笛卡尔「主/客」对立的心物二元论，采取了不同自笛卡尔开创理性主义以来，以人类主体为中心评价外在事物的基本立场，而是把主体置于社会和历史情境之下。因此，它以更贴近社会和人文思索取经的科学范式，直指人类的终极问题，丰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方法。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把疯癫视为一种理性权威的载体，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制度的追根溯源和社会意识的分析，将附着于疯癫概念之上或者是构成疯癫意识的种种理性预设予以逐层区分，以解构的方式来把握理性权威的形成过程。这种解读方式对反思理性进而反思现代性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黄晖，2010）。」知识考古学的思路极大地扩展了科学哲学的视野, 引发社会科学对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全新思考。由于知识考古学正是一种在权力话语模式下进行批评的思维方式和途径，建构起一套能够结合现实的批评模式，于是相对的，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反思现代疯癫的另一面——「理性」。

 

• 疯狂的理性

《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所展现的，是「精神错乱者」与「精神健全者」二者之间对话消失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沟通开始隔绝乃至压抑的过程。疯癫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均是在权力话语下得出的结论，吊诡的从本质上印证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在矛盾。

「疯狂只有在理性之中，才有意义和价值。…真正的理性不可能和疯狂毫无妥协，相反地，它还要走上疯狂为它划出的道路。…一旦把疯狂接纳进来，理性便偷偷地侵入疯狂之中，、为它划定范围、将它纳入意识，并且有能力将它定位。」（Foucault, M.,1972）疯癫和理性是一个彼此不断将自己纳入己方的过程，因为「理性」在执行它的除魅工作时，同时思索疯狂；而人不理性之际，正是合理使用理性之时，因此也毫无理由拒绝不理性的处境。简而言之，非理性代表的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是「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福柯在此找到了逻辑上的缝隙，疯狂本身是无法言说的，唯有理性能够说话，因为理性便是logos，是沟通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疯狂只有在理性之中才有意义和价值。

理性，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当代所谓的文明史不过是一场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福柯认为，理性并不一直位居上方，相反，两者的关系是随时可能逆转的，因为「任何一种疯狂，都有可能判断和宰治它的理性，相对的，任何一种理性，也都有它的疯狂，作为它可笑的真相。」（Foucault, M.,1972）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我们把疯癫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当作是一种文明现象，是与理性并行不悖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所以说，人类社会的理性，和疯癫一样，也是被建构起来的。

福柯将古典时期定义为十七、十八以及十九世纪的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的开始，也是理性与启蒙从开端发展一直到顶峰的时代。福柯认为，这时期正是西方理性文明通过对异己的排除，来建立起秩序与观念的时代。福柯认为，基于西方社会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现代社会和现代西方文明总是划定所谓的「界限」，将「界限」框架之外的事物视为异类，并用自己的准则来衡量或评价别人，理性对疯癫的排挤便是绝佳的例证。「这种疯癫话语说明了理性的排斥作用。理性在塑造自身地位时，最重要的是对异质的事物进行界定，并对它进行言说，通过理性的语言来了解这原本不在理性范围内的事物，所以使这个异质事物突显出来成为理性的对像是很重要的。」（黄晖，2010）疯癫与其说是自然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它不过是代表了话语中非理性的声音而己。在疯癫与理性的历史交织过程中，理性以其自身的语言完整地论述疯癫，把疯癫控制在它无上的话语之下，逐步侵入非理性的领域，充当一种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相较于中世纪时期人们任由疯人穿梭于各乡镇的宽容，由理性结合资本发展起来的文明，对「异己」所使用的排除手段就显得残酷而无情了。现代医学在对疯癫者话语权的肆意掠夺中，表面上看解放了疯癫，实际上则是更加牢固地控制和扭曲了疯癫。此时，理性关心的不再是疯癫的本质，而是如何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分析论述，使疯人回到规范下的日常生活里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即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性。近代理性主义之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张，以人类主体为中心评价外在事物，「怀疑」作为获得确定知识基础的方法，福柯认为这种方法正好见证了古典时期理性对疯狂的压抑与驱逐，甚至是这种理智态度背后的哲学基础。「十六世纪，「非理性」构成一种开放性的危害，而其威胁，至少在理论上，刻意损害主体性和真相的关系。笛卡尔的怀疑之道似乎见证着，十七世纪已经驱除了这项危险，疯狂已经被排除属于主体持有获得真理的权利的领域。对古典思想来说，这个领域就是理性自身。疯狂从此遭到放逐。」（Foucault, M.,1972）笛卡尔将「疯癫」视作是理性的反面，是彻底的与思维主体相对立，理性的范围内既不可能出现疯狂，疯狂也无法思考理性。因此对理性来说，疯狂是彻底的「他者」。而由康德所建筑的传统先验哲学，以人作为认识世界，并进一步评判一切真理的主体，使得所有哲学问题全都置于人类的有限性领域之内，把人所认知的「有限」真相上升到等同于无限性的世界真相，将「非理性」价值进一步排除在外。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展刺激了启蒙运动的出现，而启蒙运动的内涵，正是将科学方法与理性运用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研究。福柯经由研究「启蒙」的系谱，阐明当下现代的「理性」权威合理性是如何以启蒙的名义获得主导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文化与现实的「理性」不过就是历史上由于人们长期遭受专制政治和宗教权威压迫下的构造物。启蒙运动希望破除社会上的迷信和神秘主义，反对旧有的权威，彰显科学和理性对人类掌握自身的巨大力量，理性顺理成章地占有了新的权威地位——这个时代也被称之为「理性主义时代」。启蒙是人类理性的自我伸张，它宣称理性的公平、正义和普遍有效性，它对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因而，理性就被认为是理解阐明人类生活和宇宙秩序的惟一有效而公正的手段，进而推动到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中去。更是在西方国家相继发生的工业革命背景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推动了人类行为日益趋向理性化，并把理性当作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当作是绝对信仰的信念。福柯意识到，原本目的在企图解放我们的「理性」，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至高无上、主宰每个人的工具。表现为实证主义的理性误入歧途，结果导致了人类失去道德、法西斯主义兴起，从而演变成另一种「疯狂」。

福柯始终对理性的专断抱持着警惕，在福柯眼中，「非理性」不过是一种相对于「理性」的存在，两者从来没有明确且唯一的指涉对象。在「理性／非理性」二元结构下，理性通过反身性建构了它自己，而这种二元结构使非理性处于劣势和被排斥的地位。尼采对理性主义做出深刻批判，但并非为了否定科学与理性的根本价值，而是认为科学仅具有工具价值。他主张理性起源于非理性，前者是后者的升华；非理性才是认识、道德与审美活动的基础，单品理性是无法理解具体且真实的生命的无穷无尽。受到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福柯也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理性传统展开了深刻的质疑与解构，在《疯癫与文明》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了他从尼采那里得到的启示：「在西方世界的这些有限的经验中心，理所当然的迸发出悲剧性的经验。尼采已经指出，作为西方历史的出发点的悲剧结构不是别的，正是拒绝、遗忘，并沉默地重新陷入悲剧中」（Foucault, M.,1992）。福柯对启蒙理性并不抱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要打破这非此即彼的认知结构，首先反对的便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主体哲学，矫正纯粹理性的过度膨胀，甚至凌驾了实践理性，成为社会一切公义的绝对代言者的现状。

 

• 结语

疯癫在不同时期的话语体系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是神秘的启示；在古典时期，是罪恶；在近现代，是病情。因此雷诺（2004）评论道：「疯癫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疯癫不是病理学或者医学事实，而是文明与文化事实，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和分裂不是天然的，而是近代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特殊现象。

可以说，贯穿福柯毕生学术主体的「非理性」思想是以「疯狂」为切入点，对人类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透过对人类疯癫史的考古学研究，福柯发现并不是在人类社会之初就有理性和疯癫的对立存在，认为理性和疯癫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反身性地建构的，理性和疯癫所指代的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项理论，动摇了现代心理学所标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假若采用后现代的角度来看，疯癫将只是「非理性」的具体体验形式和文化产物，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或医学现象。

《疯癫与文明》这部疯癫史也告诉世人一部理性史，一部理性禁锢、压制和排斥非理性的历史。福柯以文字的感性陈述，打破西方长期以来科学理性对一切普世价值的专制地位，它与科学知识的实证性相对，并非向内聚焦，而是在既有理性的边缘无限扩张，进而挖掘出在理性论述背后潜藏的权力欲望、知识和道德的虚伪本质，发现人类自身的多面性和找寻终极价值的可能性。人类必须重审非理性的地位，因为理性与非理性本是潜藏在人性中不可分割的内涵，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与权力话语下的产物。质疑人类当前占据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当性，具体地分析和看待历史进程和偶然性，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疯狂」和「非理性」的存在。

 

 

 

参考数据

《疯癫与文明》。Michel Foucault着，刘北成、杨远婴译，台北：桂冠图书，1992初版。

 

《古典时代疯狂史》。Michel Foucault着，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6。

 

《知识考古学》。MichelFoucault着，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福柯十讲》。布莱恩雷诺着，韩泰伦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

 

黄晖（2010）。〈疯癫的沉默与理性的独白：解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法国研究》，76: 4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