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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郑愁予的名句：“出门一步，便是江湖。”离家五百里算是很远了吧，哪想到后来更远，更远......

我一生漂泊无定。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半流亡”，离开家，没离开乡。十七岁正式流亡，离开乡，没离开国。后来“国”也离开了。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

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那时流亡是一种潮流，流亡的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时也壮烈，危险。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离开家乡，前往安徽阜阳。一九四二，那是个什么样的年头？

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我十七岁。

——王鼎钧《怒目少年》

王鼎钧的回忆录看完了三部，《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关于流亡学生，《怒目少年》讲的就是作者作为学生的流亡岁月，《关山夺路》中也提到了山东的流亡学生。作为一个当代的学生，很难想象在战争时期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学校由于战乱一直在迁移，随时可能遇到大轰炸，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读书？还有，为什么当时还存在那么多学校，它们没有被战乱所瓦解，反而培育出了大批优秀的学生（西南联大就是个例子）？好的校长很重要，作者的学校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校长李仙洲，当时有很多青年学生投奔他，李氏觉得“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既不能使他们正是参军，也不能使他们长期流落，应该有个长久之计”，就成立了一个学校。或许，在战争时期还去上学的人，是真的喜欢学习，家里有条件去上学，可能就是当时的官二（或者三代、四代、n代）代、富二代（或者三代、四代、n代）吧。他们中有一些人怀揣着自己的理想，艰苦地学习着，或许他们想报效国家，或许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流亡学生在齐邦媛的《巨流河》中也有提到，作者自己就是个流亡学生。

“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欢颜，转眼都如昙花凋谢。我家随符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日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其中，讲到宿舍生活，很有趣，又很心酸。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我们回家时，行李都不准进屋子，得先放在院子里晒，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虫就丢掉，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

“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掉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晚上，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我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

“臭虫是无可奈何的，学校也解决不了，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抗战时没有DDT，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直到我们毕业离开，才脱离臭虫的威胁。至于蚊子、苍蝇，更不用提了。即使如此，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餐厅里还有纱罩。只是再怎么讲究，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真是不容易。唉，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我若开始臭虫，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地缠住了我们，是另一场噩梦，我若开始写它们，只怕停不了笔。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

作为当代的学生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总觉得和战争时期的流亡学生比少了点什么？或许是当时战乱，学生的思想反而简单了，没有过多的欲望，一门心思学习。现在，各种电子设备、各种商店、各种诱惑太多了，安心学习的人或许会被认为是傻子？或许，这就是时代的特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