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存活于世,可能最早依赖的并非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人类的智慧,最开始的时候或许是靠着所谓的经验主义才得以幸免于难。经验主义可谓是植根于每个人大脑最深层意识里的“指导思想”了。我口渴了,喝了水,于是就不渴了;我看见一头狮子猛扑过来,我一锤头下去,它就死了,于是我就安全了。因而人们开始用各种各样的事实累积成脑海中的经验。对于以上所表的例子,未免是太过简单的现象了,经验往往能够帮我快速找到其中的利害关系。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固有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入,更多的规律(推论)被总结出来。其中不乏许多有立竿见影之效的理论,却也难免存在许多被事实推翻了的推论,有如古人认为的天狗食日,和帝王们搞的那一套神乎其神的乐器响器,企图规避所谓上天震怒引发的天狗食日;再如秋天到了,秋风扫落叶,于是古人便认为其中有着固定的因果关系,现在看来不过是古人对世界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够深入罢了,于是这些经验上的推论就被人们废弃了。
不止面对自然现象如此,面对错综复杂的人体机制和经济社会,此种简单的经验总结难免会犯下太多错误,产生出太多的谬论了。如此一来我们又该如何辩识其中孰是孰非呢?科学的推理方法往往是普通人忽略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所谓科学的推论,是指推论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而正确的科学推论是指能被事实推翻,却没有被事实推翻的理论。而所谓科学的推理方法是在逻辑的角度,对固有的推论进行反证验证,以确定该理论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譬如我们知道,天下雨(A),于是天上必有云(B),众所周知这一推论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它同时也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想要证明这一推论(A→B),采用反证法(这是逻辑学的内容),任何证明了 Not A→Not B 或者 A→Not B 或者 Not B→ A 的过程(事实)都是不能验证 A→B 这一推论正确与否的。
要证明 A→B,即证明天上没有云(Not B)→天不下雨(Not A)。一旦存在天上没云(Not B),但天下起了雨(A)的事实,则 A→B 这一理论便不成其为有普遍解释力的规律了。之所以说 A→B 是科学的,是因为有存在 Not B→A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而说其是正确的,则是因为现实世界中只存在 Not B→Not A 的事实。因为天上没有云(A)→天不下雨(B)这一推论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但却经受住了事实的不断验证,至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理论是科学且正确的。
不知读者读到这里是否觉得这种理论验证方法似曾相识呢?或许大家在学《概率论》这一课程便有所涉及了。在逻辑学中,这是一种有效的推理方法,以至于在生物学、医学等自然学科,这一推理思想被运用到科学实验中去,以求在人体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中掌握更多确切的规律(推论)。
现代医学中的药物测试是一个可以有助于分析的例子。在现代医学体系里,证实一种药物或疗法的有效性是相当复杂和繁琐的过程,远非“亲身体验”和“亲眼得见、亲耳所闻”如此的经验主义那般简单了。
一个人生病了,然后用了药,病情有所好转了,我们就能断言这个药物有效吗?我们先假设一个人生病了,吃了药就会好(吃了一定会好)——再假设他吃了药(A),然后他的病好了(B)。如果要验证这个药物是有效的,我们就要验证 A 必然推出B (A→B),即我们可以验证 Not A→Not B 这一推论。如果事实验证了所有得病的人病情没有好转(Not B)并且他们都没有吃药(Not A),则 A→B 也为成立,我们就说药物有效。否则,则为无效。现代医学中的临床试验也是需要利用大样本双盲随机对照试验的验证方法,意在排除掉人体对疾病的自愈能力、非药物给人带来的安慰剂效应以及某些样本的特殊性等,再根据一定比率样本的实验结果确定药物的有效性。
这个反证过程恰到好处地排除了医学中的自愈效应和安慰剂效应。因为如果所有得病死了的人(Not B)→都没有吃药(Not A)是被事实验证过的正确的理论,则在运用反证的验证方法时,就默认地排除了病好了(B)→没吃药(Not A),即病人自愈情况;或者没吃药(Not A)→病好了(B),即安慰剂效应这两种情况了。正如前文所述,以上两种情况是否出现都是不能验证A→B (Not B→Not A)这一推论正确与否的。
至此,我回想了一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史,稍微了解的人都能够说出其中的特点——经验性较强。说其经验性强并非跳脱出当时年代,批判其有多么地不是,毕竟这样的批判未免显得对时代的局限太过小气和苛责了。古人自有其时代的局限,但现代社会自然科学已有长足发展,有些人却还丝毫不反思传统医学为何不及现代医学,怀古伤今、沉迷过往,不过都是自啃传统医学之糟粕,不愿放下自己心中那一点举足无重的民族自尊和对经验的迷信罢了。
中国古代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这其中的经验性不言自明,数不胜数的例子足以说明。尤其是中国传统医学中史书所记载的许多偏方,更是医学家对广大百姓口耳相传的经验的总结。其中自然少不了许多“受益者”的亲眼得见和亲耳所闻的经验之谈。而根据经验之谈总结出来的因果关系不一定确切,难免会弄出不少笑话,甚至变成许多以讹传讹、以一传百的无稽之谈,鲜有人会采取科学的验证方法去将其中的因果关系验证明白。
我们不苛求古人们能够按照一系列复杂的实验流程去验证药物的有效性,偏方的存在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然而,中国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社会,已然重新成为世界的大国之一,却还是有许多人传颂着中国传统医学的神奇功效。有如屠呦呦提取出青蒿素,为治疗疟疾作出重大的医学贡献。有的人听闻屠呦呦从一古代医书中习得偏方,进而提取出了青蒿素,于是将功劳桂冠拥戴在传统医书之上,殊不知屠呦呦是查询了多少的资料,做了多久的实验,历经了多少次的失败,才发现并提取了青蒿素,才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和事实结果证明了青蒿素对治疗疟疾的有效性。说屠呦呦看了传统医书(A),因而发现并提取出了青蒿素(B),只要反过来一想,屠呦呦没有提取出青蒿素(Not B),是不是就能说明她没有看传统医书呢(Not A)?答案显然不是,因为提取青蒿素的这一成果所参考的资料远远并非只是一条传统医书上记载的偏方。这一命题很容易想明白,为什么到了传统医学上的其他治病偏方,就不能仔细考虑一下呢?要验证中医药的有效性,大可以不必大放厥词,只停留在口舌之争,信者完全可以效仿现代医学的验证手段找出能够有效治病的中医药物,并取得医学上众所周知的认同,使那些不信之西学者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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