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国殃民的清流文人

文\永俊微言

2020.10.11

“清”字意为纯净透明没有杂质。屈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是说在楚国官场，唯独自己在政治上清白干净。而“清流”作为官场术语，则出现在政治混浊、内斗不绝的五代时期。后梁宫廷李振与裴枢争斗，裴枢失败。李振向皇帝建议：“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

东汉始有“清议”，含朝中言官的谏讽和乡野士绅的评议。到了两宋，“清议”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清流”成为政治正确的文人宗派的代名词。而在南宋时期，不论天时地利，不问敌情我情，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一味大唱高调、对外主战，就等于是精忠报国、政治正确。

“清流”一般由中高级文官构成，主要是言官，一般不负责具体实务。所以，基本上不懂实务、眼高手低、只会防空炮。但他们却有权在朝堂之上，动本上奏，批评军国时政，弹劾文臣武将，指斥务实官员，对外强硬主战，对朝政有很大的影响力。

笔者以为，用现代语言来讲，所谓“清流”，就是一群具有“愤青”思维的、为官为宦的、有一定话语权的御用文人。
    光从表面上看，“清流”文人言必称忠君，文必论爱国，强调尊王攘夷，突出华夷之辩，显得特别“高大上”，深受广大爱国愤青的喜爱和拥戴。

但从实质上看，“清流”文人过度地“高大上”，盲目自负，偏激狂傲，不顾实情，妄动兵戈，最终反而危害国家，祸国殃民。

宋末、明末、清末都有这种祸国殃民的“清流”文人。

一、宋末清流文人

1227年后，南宋、蒙古、金并立。蒙古的战略是联宋灭金。尽管有“宋金海上之盟”、“靖康之耻”的前车之鉴，尽管金哀宗遣使说明唇亡齿寒、金灭宋危的道理，但在以权臣史弥远为首的“清流”文人煽动下，举国激起了雪耻报仇的仇金情绪，忘记了此时的金国，作为南宋的屏障和藩篱，至少可以抗拒和抵御蒙古30年，从而至少能够为南宋赢得30年的宝贵时间富国强兵。但在“清流”文人煽起的“爱国”舆情裹挟下，南宋居然于1232年与蒙古结盟共同夹击金国。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灭金。就这样，南宋自毁屏障，自拆藩篱，直接面对比金朝更加强大的蒙古。前门打狼，后门进虎，为虎作伥，与虎谋皮，目光短浅，自掘坟墓。

灭金后，南宋按盟约规定分得了一部分土地。但在这时，两个工诗善画的“清流”文臣赵范、赵葵兄弟却提出了根本不切实际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即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这份奏折深得“清流”宰相郑清之与“清流”皇帝宋理宗的欢心，无数朝野臣民为之欢呼，一帮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对军事作战一窍不通的“清流”文人们，纷纷慷慨激昂上表主战，促使宋理宗不顾务实大臣和军中将帅的反对，于1234年5月发兵北伐蒙古。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还提前招来了蒙古南下。1235年，蒙古以南宋首先挑起战争为由，三路大军进攻南宋。在44年内，历经3次大规模战争，终于在1279年灭亡了南宋。

而在南宋灭亡之前，只有6位大臣上朝。当初那些积极主战的“清流”文人，全部逃亡消失，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宋史》记载：“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可见“清流”之误国。

要说南宋亡国全赖“清流”也不尽然，因为南宋亡国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南宋的“清流”先鼓吹联蒙灭金，后煽动主动攻蒙，加速招来了南宋的亡国之祸。这条罪名是无论如何也是洗不掉的。

二、明末清流文人

明末，朝廷两面作战，同时和农民军、后金军作战。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和一方打一方”，但朝堂上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清流”文人，挥舞“道德”“正义”的大棒，开口“民族大义”“国家兴亡”，闭口“仁义道德”“忠君爱国”，高调主战，无论何人提出议和，“清流”都会群情激奋，猛烈攻击。大有“宁可大明遍地血，也要杀光女真人”、“宁可神州遍地坟，也要斩尽暴民军”的声势。裹挟着崇祯皇帝错过了一次次转危为安的大好机会。

第一次机会：后金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希望与明朝议和，并要求明廷封其为王。对此，兵部右侍郎杨嗣昌上疏奏曰：“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但因此举等于承认后金的合法性，有损朝廷威望，在众多“清流”文臣的猛烈反对下，崇祯没有给他们封王，从而失去了平息蓟辽战火，安定辽东女真，“抚赏后金，专打农军”的一次良机。

第二次机会：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崇祯想和清军议和，与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筹划后，派遣马绍愉为使，去与皇太极议和。皇太极提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主张分界而治。皇太极厚待明使，经半个多月谈判磋商后，马绍愉回朝。马绍愉带回了一封皇太极写给崇祯帝的长信，信中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四项停战条件。但皇太极对明廷议和没信心，最后写道：“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意思就是，和谈无望，只好兵戎相见。

不料因无心之失，这封密信被群臣阅览，朝野大哗，众多“清流”群情激愤上书弹劾陈新甲私自议和。崇祯迫于舆论，处死陈新甲，关上了和议之门。

一场转危为安的议和，一次改写历史的良机，就这样在“清流”文人声势浩大舆论裹挟下，草草收场。

第三次机会：迁都。当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山西，不久即可抵近北京时，李明睿等大臣上书建议南迁首都。这时有“清流”文人光时亨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地痛斥李明睿等人“投敌怕死”，应当杀之以安天下。这种高大上的道德高压，镇住了崇祯皇帝，迁都之议，只好作罢。

其实假如崇祯迁都江南，凭借江南的财力、物力和兵力，崇祯、李自成、多尔衮，究竟谁笑到最后，尚未可知。再假如崇祯留守北京，只把太子送到江南，崇祯死后，江南还有个正统的南明朝廷，不会出现后来弘光、隆武、永历之间的正统之争，南明也许会和南宋一样继续存在一百五十多年。

光时亨等“清流”貌似“政治正确”，实则招来了大明朝廷的亡国之祸。这些反对南迁最激烈、最坚决的“清流”文人，后来都争先恐后地投降李自成，要求闯王给他们这些人才分配合适的工作。再后来，等满清入关后，又争先恐后地投降清朝去了。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当李自成大军都已经打到北京复兴门一带时，李自成居然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给他，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两银子给他，他替朝廷打满清。

在马上就要城破国亡之际，李自成给崇祯皇帝送来这样一份转危为安的议和大礼，按说朝廷众臣应该力劝崇祯皇帝马上接受这份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命大礼才是。可奇怪的是，那些“清流”大臣们却全都慷慨陈词，大唱高调，耻于同闯贼同流合污，不接受李自成的大礼，誓与北京共存亡。结果没过几个小时城破国亡，崇祯吊死在煤山，李自成坐上了金銮殿。而那些“清流”文臣们呢？第二天就投降大顺，排队找闯王请求安排新的工作。

三、清末清流文人

清末，甲午战争前，了解敌我力量对比的李鸿章，深知不能轻启战端，否则必定一败涂地。但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党人，挟持“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的话语霸权，不断用卖国贼的大帽子来压制李鸿章。用高大上的爱国舆论裹挟慈禧太后，慈禧迫于“爱国主义”的道德压力，迫使李鸿章出战，而就是这个主管户部的翁同龢，宁肯动用军费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也不给北洋水师拨军费。结果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惨败的清廷无奈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使得中国面临亡国危机。

四、清流文人解析

名为“清流”，实为“浊流”。

古代“清流”，多为无能之辈，因其所学就是四书五经这一类的“国学”，既不懂经济学，也不懂军事学，更不懂自然科学，只能高谈阔论虚高空泛的道德教条，既不能“格物”，探究世间万物，进行发明创造，更不能“致知”，搞清事物的发展变化，发现客观真理。所以，“清流”的所学，就注定了“清流”的无能。一旦“清流”窃取朝臣之位，自然就会以“清流”之表，行“浊流”之实，以过度“高大上”的“政治正确”导致祸国殃民。

现代“清流”，多为有点知识的“愤青”文人。他们爱国不离口、革命不离手，他们不干什么实事，不说什么实话，可天天唱高调，攻击那些还能干点实事，说点真话的人。

“清流”之祸，胜过奸臣。而中国革命史上的“清流”，就是那些“极左派”，从建党、建国直到今天，这些“清流”极左派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危害，都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