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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杰出诗人陈与义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其先祖居京兆（今陕西西安），自曾祖陈希亮从眉州迁居洛阳，故为洛（今河南洛阳）人。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同时也工于填词。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却别具风格，尤近于苏东坡，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成，著有《简斋集》。
陈与义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生于洛阳。不过按照古代户籍划分，他算不上地地道道的洛阳人—他的老祖宗本来一直居住在京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后来赶上安禄山造反，只得入蜀避乱，后来才把家搬到了洛阳。
陈与义自幼聪明好学，能诗文，为同辈所敬重。《宋史》本传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登上舍甲科，被授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累迁太学博士，进升为符宝郎，掌皇帝八宝及国之符节，不久被贬为陈留郡（今河南杞县境）酒税监。
24岁时，陈与义考中进士，随后当上文林郎。这是个闲职，负责开德府（今濮阳）的文学教育工作。陈与义干了3年后辞职，回家与一帮好友吟诗赏画，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又过了两年，他被任命为辟雍录，也就是到太学的预备学校里当老师。
宣和二年（1120年），陈与义的母亲辞世。他在汝州服丧期间，结识了州守、词人葛胜仲。两年后，由葛胜仲举荐，他入京做了太学博士。次年，他29岁时的诗作《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竟被徽宗看上了。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攻入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遂亡。陈与义自陈留避难南奔，经襄阳，转湖南，绕广东、福建，于绍兴元年（1131年）抵当时的南宋首都绍兴（今浙江绍兴）。陈与义为高宗旧臣，高宗得知他的忠心，便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不久，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召为给事中，参与讨论政事，抄发章疏，稽察违失，以备顾问应对。又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平观，旋而复用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绍兴六年（1136年）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七年正月，授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唯师礼用道德以辅朝廷，尊主威振纲纪而呕心沥血。
陈与义性格沉重，不苟言笑，待人接物谦虚谨慎。被他推荐和提拔的官吏很多，他从来不向外人流露，也不向被推荐、提拔的人表白，更不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在士大夫阶层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朝臣们多愿向他坦露心迹或请求指正迷津。当时，丞相赵鼎在朝廷放言：“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高宗说：“今梓宫与太后、渊圣皆未还，若不与金议和，则无可还之理。”
丞相的意思是，多数人主张打回汴京，收复中原，若不如此，恐怕将来因失去机会而受到追究。而高宗则认为，二帝被掳，连同太后、嫔妃、宫女都在金人手里，若不议和恐难于返回。陈与义听了之后，赞成丞相的用兵，反对高宗的议和，便婉转地说：“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高宗曰：“然。”从道理上以为陈与义的话很对，但事实上他甘心于偏安江左，以求苟延残喘。陈与义看出高宗无意收复中原，他很失望，便以病托辞退职，朝廷复以资政殿学士（授予罢政宰相的职衔）知湖州，加提举临安洞霄宫（今浙江余杭西南，宋代凡执宰大臣去位者，皆以提举洞霄宫系衔）。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诗尊杜甫，也推崇苏轼、黄庭坚和陈师道，号为“诗俊”，与“词俊”朱敦儒和“文俊”富直柔同列洛中八俊。陈与义在北宋做过地方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在南宋是朝廷重臣，又是一位爱国诗人，其主要贡献还是在诗歌方面，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存词19首。曾在余杭任太傅幕僚，后被宰相赏识，因而升迁。
陈与义与吕本中有过交往，但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未列陈与义之名。宋人也有称他崇尚陈师道的，但多数人认为他于杜甫。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杜甫为江西派的“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陈与义不是江西人，作诗重锤炼，固然有与陈师道相似的地方，但他重意境，擅白描，与黄庭坚的好用典、矜生硬，迥然有别，不应列入江西诗派。
陈与义诗作最逼近杜诗的是七律。像《登岳阳楼》之一、《巴丘书事》《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除夜》等，雄浑悲壮，感慨多端。五言律如《雨》诗 2首、《除夜》等则以清迥峭刻见长。五言古诗写景造意，接近谢灵运、柳宗元等人。如《夏日集葆真池上》中间写景：“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观察细密，造语工致。七言绝句重在意趣，格调清婉，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春日二首》《中牟道中二首》等，或工于兴寄，或活用典实，屡见新意，耐人寻味。
陈与义亦擅词作。《临江仙》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虞美人》中的“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等名句都为人称诵，胡仔、黄□等人对他也有较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他的词作以清婉秀丽为主要特色。
陈与义集原为其学生周葵编，共10卷，早佚。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胡稚笺注《 简斋诗集》30卷（附《无住词》1卷）刊刻问世，《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并附印元刊《 陈简斋诗外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与义集》即以胡本为底本。胡注过于简略，今人白敦仁有《陈与义集校笺》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严羽《沧浪诗话》在“以人而论”诗体时，将陈与义的诗称为“陈简斋体”。“简斋体”的早年流连光景之作，观察细致 ，描写生动，饶有情趣。善用直致、浅语入诗，重意境，重白描。后期的“简斋体”取法杜诗，得其沉雄之韵，规模宏大，声调浏亮；对仗着重上下句之间气脉的内在联系，潜气内转，意境圆融，风格雄浑沉郁。
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中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陈与义初入诗坛之时，步黄庭坚、陈师道之后尘，从内容、艺术手法到风格都有江西诗派的印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江西诗法的约束，个人的创作特色还是鲜明的体现出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陈与义早期的创作中，清远平淡、圆润流转的特色，就已经体现出来。洪迈在《容斋四笔》“陈简斋《葆真诗》”条记载:“自崇宁以来，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砖是库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而陈去非遂以《墨梅绝句》耀置馆阁。”《墨梅诗》视角新颖，语言流转自然，受到徽宗的欣赏，对“宣和诗禁”的缓解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首作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的《夏日集葆真池上》，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洪迈在《容斋四笔》里记载:“(简斋《夏日集葆真池上》)诗成出示，坐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卷十四)这首诗歌也显示出一种清远平淡、流动圆润的特色。流转圆润是指诗歌灵动活泼、生动有趣;清远平淡是指一其诗歌清新明快、简洁自然，且韵味悠长。这种诗歌风格与江西诗派大不相同，在陈与义前期创作的的题画、写景、咏物诗，以及表现自己日常生活情趣的诗歌作品，已经有较多的体现。
靖康之难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陈与义在避难途中也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这与杜甫在安史之乱时的经历颇为相似。安史之乱后，杜甫经陕入川，又出峡东下，漂泊湖湘;而靖康之变起，陈与义由豫入鄂，南至粤桂，也一度转徙于湘江、洞庭，重饯子美旧日行迹，和杜甫感同身受，对杜甫描写离乱和忧国忧民的诗篇，有比较深刻地体会，陈与义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都有很大的转变，大多以伤时忧国为主题，关心民间疾苦，颇得杜甫沉郁顿挫之风。当他忧怀国事之时，悲从中来，情感激昂而强烈，而这种情感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中呈现出来，表现出一种简洁雄浑、悲壮激楚的基调，深沉的家国身世之思自然寄托其中。如那首作于绍兴元年简斋应诏赴会稽途中的《雨中再赋海山楼》(卷二十七)诗，诗歌中体现出来的的胸襟气魄，是江西诸君子所没有的，也正是南宋时代特点在诗人作品中的独特体现。作品体现忧时伤国的感情，景物比较壮阔，“灭胡猛士今安在”诗句中蕴涵着对国事的担忧，有杜诗的风格。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运、眺）、韦（应物）、柳（永）之间”。他曾写过一首《墨梅》，得到宋徽宗的嘉赏，并由此受到器重。他是专学杜甫的，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
陈与义诗歌的思想内涵很丰富，儒、释、道各家思想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反映。总的来说，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倾向，一是社会责任感，一是个性自由的追求，有时两方面相互矛盾，有时也能很好的整合在一起。
陈与义早就有用世之心，如在他写给陈国佐、马元茂这两个同年的诗里有“昔吾同年友，壮志各南溟”这里以鲲鹏为喻，要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何等抱负!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往往具有热情激昂的态度。正是在这种用世精神的影响下，再加上遭逢动乱的时代，陈与义对国事有着密切的关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如《感事》，此诗于高宗建炎元年邓州时作。诗题“感事”，指靖康、建炎以来的丧乱事变，诗的前六句即点明了所感之事，汁京被金军占领，徽、钦二宗被掳北去，高宗以及公卿大夫南逃，幸建康府，国家正当危亡之秋，诗人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诗的后六句，诗人自伤不能为君王分忧，没办法缓解国难，更添几多感伤。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仕进无望，陈与义向往归隐，他敢于发出“功名勿念我，此心已扫除”(《书怀示友十首》其一)、“何必思之烂熟，热官无用分明”(《六言二首》其二)的慨叹，他视仕途为“危地”、“罗网”，喻功名为“槐国”、“画饼”，进而有归隐之思。然而面对仕与隐，此时陈与义的内心是不平定的，蕴积着矛盾。他既渴望仕进荣达又羡慕山林的清闲自适，如《书怀示友十首》其四所云“我梦钟鼎食，或作山林游”他身居微官，同时又推崇陶渊明为“英雄人”，称美稽康的“非堪作吏”，自比张翰“思归那待秋”，追慕他们高洁的人格精神。儒家倡导士人积极入世，同时儒家也不拒绝隐逸的主张，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生存于政治黑暗或社会动荡不宁之时代的诗人，常会感到出仕之路的艰难与危机四伏，他们往往找到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得以心灵的平衡，但这只是暂时的，其终极目的仍是入仕，心态往往徘徊不定，常常表现为仕与隐的矛盾。陈与义晚年多次请闲，最终隐居于青镇僧舍当中，将隐逸情趣付诸了实践。如果说以前他对隐逸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受仕途失意、战乱流离所迫，此时陈与义的心灵则偏向了主动，他主动请闲，将隐逸付诸实践，晚年幽居于僧舍之中，其间虽有疾病和政治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心境趋向了淡泊，心灵找到了归宿。诗篇中多对自身清静生活和所居环境的描绘，如《小阁》《小阁晨起》《小阁晚望》《西轩》《登阁》等，生活是那样的闲适，环境是那样的清幽，显然是一种隐居的生活，诗人竟吟咏出“只今老子风流地，何似茅山陶隐居”(《松棚》)的自适之叹。此时，诗人心灵自由通脱，有着隐士的高蹈与淡泊情怀。
宋诗与唐诗相比，可谓二水分流，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准确指出了宋诗具有尚理的特质，而决定宋诗迥异于唐诗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理学时代赋予它的一种理性精神。处在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其诗歌也体现了这种理性的思致。陈与义具有尚“意”倾向，主要表现在写景、咏物、题画一类诗作中，其诗不重雕镂刻画，而重意趣风韵，具有遗貌取神、借物寓意的特点。如《题画》，画中画的是龙门之景，但诗人并没对画中之景作过多的描绘，而是由画中之景引发胸中之意，由画中之龙门想及故乡，此时诗人的故乡洛阳已被金人侵占，不见者十年，诗人见画中之龙门，引发“十年心事”，其间包蕴着对国事的忧虑和对家乡的怀念。陈与义写景、题画、咏物等诗，重神不重形。他写雨、咏梅、赋海棠、记旅途中的山川风物等，都不注重对事物本身外观的精细描摹，而主要写出事物的内在精神，突出意境与韵味。写物的同时，往往能融入自己的主观感受，此时，物已非物，我亦非我，物我两忘，人与物仿佛完全融合为一体，再如《牡丹》中“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此处的牡丹，已成了诗人故乡之思的象征;《瓶中梅》中“曾为庚岭客，本是洛阳人”，此处写梅，更是写人，人与物交融在一起，不可分离。在以“情景交融”为基本审美模式的中国古典诗学中，“理”的合法性受到了很大的怀疑。然而“理”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以其独有的生命样态，被历代诗人所吟咏，具有无法取代的生命强力。宋代诗歌创作中，尤其体现了这种哲理性的思致。陈与义擅长睿智的思索，使诗思得到一种哲理性的升华，其诗中之“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表现为一种人生如寄、人生无定的人生况味，其中表达了人们常有的一种普遍性的体验和感受，颇富哲理，发人深省。仕途坎坷、战乱流离，使陈与义对人生进行深刻思索，他往往能保持一种冷静的心境，以冷静的态度返观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