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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  雍正二年

正月

田文镜初到河南，任河南布政使。

二月

初二日，雍正帝下令刊刻《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初，康熙帝曾作“圣谕十六条”，自纲常名教之道，至耕桑作息之理，备举要领，作为约束臣民之规范，颁示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雍正帝登基之后，考虑以上各条，遵行日久，民或怠慢，宜申告诫，乃译其意，衍其文，对十六条逐加说明，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并亲为作序。在序言中，他阐明了颁发的理由，一是要继承圣祖遗愿，二是要提醒百姓成为谨身节用之人，尽除浮薄之陋习，以使风俗醇厚，室家和平。在这本书中，雍正帝采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向臣民，特别是“乡曲小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企图进一步控制人们的思想，以稳固“大一统”局面。此书的颁发，采取了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各地定期宣读。特别对读书人，要求更为严格，作为制度，各府州县学，必须备有此书。

初九日，雍正帝下谕各直省督抚，要求所属各州县于每乡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无过失的老农给以奖赏，以示鼓励。十一天后，再次下谕，明确规定，所选老农授予八品顶戴，而且每年选举一次。他的目的，是希望在农民中树立起“楷模”，以便众人效仿，努力生产，同时也赋予老农督课农民生产的现任，希望起到古代农官的作用。然而，在各地实际推行中，州县官选择老农，听凭绅衿保举，一些豪民通过贿赂绅衿，邀得中选，而真正勤劳朴实的农民却很难入选。有的老农击鼓升堂，传见农民，俨然一个父母官；有的自称“某县左堂”，以八品自命，意欲凌驾于正式官品九品的巡检、未入流的典史之上。

三月

初一日，罗卜藏丹津叛乱平息后，青海平定。清军凯旋。

四月

初二日，朝廷叙平定青海功。

十二日，举行献俘仪式，遣官告祭太庙、庄稷。随后，清廷着手善后事，首先是采取盟旗制度，将青海五部，共分二十九旗，各设札萨克治理，并规定每年会盟一次。一切听命于中央政府。同时采取派兵驻扎，修筑土墙，整顿喇嘛寺，规定朝贡和互市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保证了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有效统治。

闰四月

初五日，下谕大兴宗学。规定，八旗按左右两翼各设一满学、一汉学，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入学分习满、汉文，并兼骑射，由政府按月发给银米、纸笔。以王、公一人总领其事，每学设正教长、副教长，由翰林院编修、检讨充任。下设清书教习、骑射教习各二人，又每十名学生设汉书教习一人，政府每年派人对学生进行考试，以决定奖励和惩罚。学习三年期满，分别等第录用。从此，宗学日盛。

五月

十二日，特颁谕旨，公开斥责马尔齐哈，说他“粗识数字，便在朕前诵述古语”。雍正帝还说：“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但云委诸有司，则六部之事付之六部，为天子者惟有端然高拱而已，岂不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最后雍正帝令其“洗心涤虑”，并让诸王大臣监督，若其执迷不悟，即行参奏拘拿。

十四日，雍正帝特颁谕旨，援引清太宗皇太极对苏努祖父禇英的评价：“此人若在，必乱国家。”指出苏努父子谗言离间，暗中钻营，“惟扰乱国家是务”，而且毫无悛改之意，若留在京城，必然还会煽惑众心，于是下令革去苏努贝勒爵，撤回属下佐领，与在京诸子十日内一并迁往右卫居住，并不许派人往来京师。

河南封邱县生员为反对士、民一体当差，举行罢考，田文镜敢犯众怒，对绅衿斗争坚决果断，使事态很快平息。对地方官中不法者，他执法甚严，一无避忌，赴豫仅二年，就劾罢属官达二十二名之多。他忠于职守，且精于刑名、钱粮、治河、防盗诸务。到任三年后，河南面貌大为改观，以致雍正帝称赞道：“三道以来，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澜，年岁丰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谧，而每事秉公洁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    雍正帝令刑部重审一刑事犯李元玺，此人曾在康熙时犯案，后被宽免，雍正初年又犯新罪，故雍正帝令刑部再审。马尔齐哈当时是刑部副长官，故而对雍正帝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意思是劝皇帝不必过问这些小事。雍正帝大为恼火，认为是有意讥讽他不应察及细务。

六月

初九日，山东曲阜孔庙因暴雨雷击引起火灾。大成殿及两庑俱毁。衍圣公孔传铎将灾情上报，雍正帝甚为关心，他指出：“孔子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今圣庙受灾，必当迅速恢复旧制，使庙貌重新。”并于同月二十三日派工部堂官赶赴阙里，会同山东巡抚共议重修大成殿事，务必按期完工。所需费用，由朝廷拨给。

廿三日，雍正帝批准了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下令设立井田，拨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的官田二百余顷，作为井田，选京城八旗内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无产业者前往耕种，满洲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共计一百户，各授私田百亩，公田十二亩半。又给每户十二亩半年室庐场圃之用，官给盖房屋，按人口分配。另每户拨银五十两，购置耕牛、农具、种籽。规定私田收归井田户，公田收成于三年之后交公。并要求井田户于每年十月农事完毕，校围学射。为办好此事，还设置了井田管理处，派塞德前往料理。实行以后，愿去的人不多。

七月

初六日，“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部分的补贴，例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粮米收放也会有一些亏损。对这些损失，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称为“火耗”、“耗羡”。这本是为了抵补合理亏损而增加的附加税。可是，在实际征收中，地方官常常于每两正额银之外回收一钱以上，有的达到四、五钱，更有甚者超过正额的数倍。而“耗羡”收入一向由地方官自行征收、支配，馈送上司，弊端很大。雍正帝继位后，让各级官吏讨论这一问题。山西巡抚诺岷建议实行耗羡归公，通通上交布政司库。但内阁议复，认为不妥。雍正帝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采纳诺岷的建议，下令推行，他首先批评一些官员见识短浅，不懂火耗归公之必要，并且强调：“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显然，雍正帝也要通过这一改革来澄清吏治。其后，又具体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政府的正常税收，统一征收，各地不得任意增加，征收之后不得留州县，一律存留布政司库，可以从中提取的部分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称作“养廉银”。这一措施集中了征税的权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一定的作用。

十六日，雍正帝颁发了御制《朋党论》。这实际上是一篇旨在讨伐允禩集团的檄文。雍正帝即位后，就感到了允禩集团对他的潜在威胁。由于允禩的多年经营，终于结成朋党，形成了一股势力。雍正帝为了打击这股势力，在登基之初先是采取了安抚政策，稳住他们。当他感到时机成熟时，便开始了向允禩集团发动进攻。御制《朋党论》便是一个信号。他对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说：“朕今御制《朋党论》一篇颁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朋党者，则当益加勉励，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倘自干国法，万不能宽。”《朋党论》的主要内容是指出臣子结成朋党，违背君臣大义和臣子事君之道，而朋党习气至今未改，现在必须彻底消除。它为日后处理允禩集团提供了依据。

十八日，浙江沿海遭受狂风暴雨，海潮泛滥，冲决堤岸，居民田庐，多被漂没。

雍正帝在下令推行“耗羡归公”的同时，还实行了“养廉银”制度。所谓“养廉银”，是在正俸之外发给官员的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耗羡”在归公之前，均由地方官私征私用，或纳入私囊，或贿赂上司，弊端极大。实行耗羡归公后，耗羡的征收虽属合法，但收不归入州县，而属布政司，这就使地方官失去了一条生财之路。为防止于此之外再对百姓加征，以致出现新的贪赃枉法行为，雍正帝决定从耗羡归公部分提取一些给州县官作为生活补贴及办公费用，称为“养廉银”，希望以此培养官吏的廉洁之风，以后不再贪赃枉法。清代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官一百五十两，而从九品小官只有三十一两五钱。这微乎其微的薪俸不可能满足官吏的需要，因此，贪赃营私之事屡有发生。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后，官吏们可以得到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正俸的收入，这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贪污问题，但对减少贪污，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川陕总督年羹尧奉命到宁夏察看河渠。年羹尧将视察情况上报，指出宁夏水利工程尚无倒坏，虽间有冲决，然修筑甚易，其水利资源可供溉田“不啻万顷”。建议待秋收后水涸之时由宁夏水利都司查勘修理，得到雍正帝的批准，遂付诸实施。

八月

廿四日，下令安抚灾民，抢修海塘。

九月

初八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的矿冶业也日渐兴旺。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政府认为不利的因素，即矿夫聚集，易生事端，地方官难以维持封建治安。因此，对矿冶业的发展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便成了雍正朝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雍正帝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采纳户部的意见，正式下令禁止开矿。他认为，“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而开矿谋利，则属舍本逐末，“殊非经常之道”。同时指出，各地开矿将使民人聚集，而官府难辨奸良，会出乱子，禁止开矿可以防止“游手无赖之徒”钻营闹事，保证地方安宁。

廿一日，令江南、浙江总督、巡抚认真查勘被毁塘工，允许他们运用正项钱粮，作速兴工。

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一带海塘。雍正帝认为，多年来地方官假借修塘之名，虚冒钱粮，于不当修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因此没有批准，只令其挑沙疏通，以保海塘无恙。

十月

初八日，朱之琏由吏部引见，雍正帝封其为一等候，世袭，负责明朝诸皇陵的祭祀，同时将他族内人丁都招入正白旗。

十一月

廿二日，年羹尧参奏蔡珽，说他逼死重庆知府蒋兴仁，并且受夔东道程如丝贿赂。善于逼死蒋兴仁一事，蔡珽曾谎报蒋因病而亡。后雍正帝一再追问，蔡珽承认蒋兴仁是在其威逼、羞辱之下自杀的。于是雍正帝下令将蔡珽革职拿问，逮至京师。待蔡珽押送进京之后，雍正帝召其入见，与之长谈，蔡珽历数年羹尧之罪状。此后，雍正帝的态度为之大变。刑部议将蔡珽免死，拟以杖责。雍正帝不同意：“大臣可杀而不可辱，何得将封疆大吏解京加责？”后经刑部重议，将蔡珽按律拟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