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老屋
老屋
老家在豫北的一个小乡村。说它小，全村只有一条贯通东西的大街，不到一千口人。在街的中间朝南，有一条又窄又短的胡同，胡同口种着两棵葚树，尽处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当中有一颗不知多少年的粗大槐树，院子里有几间平房，那就是我家的老屋。
槐树根部被锯成一个底座，成了我们家天然的饭桌。槐树枝繁叶茂的时候，遮住了老屋的几乎一半，天然地形成一大片阴凉之处。小时候上世纪70年代没有电扇、空调等，夏天避暑有时就睡在老屋顶上。当然，摘槐花吃也是一种乐趣，蒸熟了就更好吃了。
我在老屋出生，在小院成长，周围的一切耳濡目染，都十分熟悉，至今还记忆犹新。胡同里还住着一家本家，我该叫“大伯”、“大娘”。我记忆中，两人特别爱吵嘴，大伯见到我经常嘀咕：“孩儿啊，你看你大娘，每天和猪说的话都比我多。”我经常见到大娘喂猪，便把剩饭倒在猪槽里便“教训”猪：“别抢，别抢，都有吃的。”特别爱“训斥”那头母猪：“让着点，让猪娃先吃。”母猪有时不听话，她还拿棍子轻轻敲几下。长大后才知道，豫北的妇女和饲养的畜生“说话”是习惯，也是一种“亲切”吧。豫北走出来的作家刘震云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人公李雪莲就爱和自家的牛“对话”。冯小刚拍成电影时把李雪莲改成了南方人，我不知道南方的妇女有没有这种习惯。这也并不说明两人感情不好，大伯两口子吵了半辈子，好了一辈子。我在县城读高中时，两人相隔时间很短病死了，还葬在了一起。人们还说，这俩口子，到那面吵去吧。胡同西侧也住着一户本家，因为家里有人在城里工作，条件好一些，最先有了收音机、录放机、电视机等电器。那时，收音机里热播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听得入迷，经常在这家里待到很晚。他家城里工作的人回来穿着喇叭裤，带着墨镜，都让我耳目一新。夜里经常聚到他家里听讲城里的故事，当时“异想天开”能到城里生活、工作多好。多年后，大学毕业留在了城里，整日里熙熙攘攘，奔波不息，想起过去的梦想不禁哑然失笑。胡同的后面还住着一户，家境困难，不得不较早的外出打工。那时都认为是“不务正业”，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发了财。现在到县里、乡里都是“贵宾”，老家很多人出外打工都找他。他二话不说就接收了，还经常说，都是一条街上的，亲呐。虽然我们的胡同窄、短，但人都说“风水好”，里面走出来几位大学生。
后来有了妹妹、弟弟，老屋实在盛不下了，于是就搬家，搬到了村子的最西头。那时搬家可是一件天大的事，从过了春节就筹备。因为买不起全部的砖，就在天气转暖时开始脱坯，就是泥水混合后搅匀制成方块晾干当砖用。我最喜欢踩泥，一放学就挽起裤腿踩，“吧唧”、“吧唧”的声响像奏乐，太小，别的活也干不了。秋后要盖房了，半道街的人都帮忙。我很羡慕木匠的工作，总觉得他们“技术性”强，拿着斧子、锯子等用具还能在阴凉处干，还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有位木匠干活特别精细，半天才打磨好一根窗棂，还“左看右瞄”不止。我当时以为这是怠工行为，多年后，学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想到这位木匠的做法很有道理。可惜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搬家没几年，我就去县城上学了，后来又去了外地读大学，毕业后也留在了城市，老家回去的次数少了，且每次总是来去匆匆，老屋去的次数就更少了。听父亲说，槐树早砍了，老屋也破烂不堪了，处处漏雨。但它一直“顽强”地挺立着，像荒漠戈壁上的胡杨，默默地“守候”着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