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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楼梦》民族主义索隐的源流与得失
嘉萱 2020-02-26

一、 引言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其 “真事隐去 ”“假语村言” 的写作手法更让它成为一本 “旷世奇书”,激起了无数后世读者探索故事背后隐去之 “真事”的好奇和欲望。 因此,对《红楼梦》的 “索隐” 应运而生。索隐,即索求隐藏之事,索隐在我国文学评论领域有着悠久的传统, 评论者往往倾向于探求作品的“本事”,以便理解、把握作品的深意。 对于《红楼梦》索隐者而言,他们又常常 “欲探求《红楼梦》的政治寓意,认为索求《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和社会意义方是作品的真解”(关四平,2010),与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考证派存在根本的不同。 

但索隐派研究者多对红楼梦的隐寓持有先入为主的主观见解,再用谐音、拆字等“猜谜法”“将书中人物、情节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相比附” (关四平,2010),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索出各种“真事” 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鲁迅表示:“《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阁秘事。”1  这其中有一种声音尽管看似荒诞不经,但百年来不绝如缕,那就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称红楼梦的主旨为“排满”,即揭露清代满汉民族矛盾,反对满清政权,这种解读至今仍有一定的市场。笔者认为,这种索隐思路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上与原著中涉及主旨的部分契合。本文试图对《红楼梦》民族主义索隐的发展过程、文本合理性进行简要分析,并思考其对红学研究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二、《红楼梦》民族主义索隐的发展历程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清帝国风雨飘摇, 内忧外患, 人们对于满清统治者的不满与日俱增,“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渐成燎原之势。在这一社会风潮之下,《红楼梦》 的研究也打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 1917年,现代索隐红学奠基人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将金陵十二钗附会为康熙朝一干汉族名士, 将 “红” 解读为“朱”、朱明王朝、 汉族文化, 认为《红楼梦》本事是 “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碍于清朝严酷的文字狱, 将本事置于重重烟幕之下。受其影响,邓狂言在其《红楼梦释真》中 ,将书中人物纷纷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强行比附, 认为《红楼梦》深刻地表现了 “河山破碎之悲,祖国沉沦之痛气”。我们不难看出救亡图存时代前辈的拳拳爱国之心,但相较于考证派红学,索隐红学却因不够严谨而难以自证。索隐红学至此衰落,但又不断吸收考证派的研究方法,开始了多元融合的新阶段。潘重规即是索隐红学发展到新阶段时的一位持“排满”说的代表性红学家,他受《红楼梦》中的隐语与明朝遗民委曲幽微的表情达意手法的相似性启发而预设了 “排满” 立场, 并综合多种版本以互证。他的研究方法已经体现出索隐和考证的结合。

三、《红楼梦》民族主义索隐的文本合理性 

为什么很多索隐派研究者都选择了 “排满” 为其红学研究主题?笔者认为,除了研究者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社会风潮的推动,回归《红楼梦》文本本身更加必不可少。离开文本的有力佐证,索隐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和彻底的牵强附会。小说中有不少并非孤立的文本都可以作为《红楼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之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脂砚斋点评中屡屡出现的关于国事、兴亡的论调与悲哭之语: 

1. 评跛足道士论英莲“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 ......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 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 芥乎?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 知运知数者则必惊而后叹也。”正文自称 “毫不干涉时世”,而评语又直白地引导读者读此书时当以裙钗喻男子,以家事喻国事。而家事和国事都为“理、运、数” 所控制, 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只可怜其中屈死的女儿和英雄。索隐家由此联系到作者近世的明清兴亡之事,也不足为怪了。

2. 如“今阅至此,放声一哭”“不忍下阅看完, 想作者此时泪下如豆矣”“伤哉,宁不惜杀” 等,不胜枚举,甚至出现在正文交代背景(如评“绛珠仙草”:“细思 ‘绛珠’ 二字岂非血泪乎?”、描写欢乐场面的内容之侧,多数都指向作者早已铺垫好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可见作者在文字之外,另有一种宏大而深刻的悲哀。而后来持“排满”说的索隐家大概也可认为,如果本书只是扛宁织造后裔自传,这种悲哀出于自伤一家身世, 未免格局过小,只有经历过国破家亡之“大变局”的遗民才能深刻体会。如此立论, 也可自圆其说。  

除脂批之外,更不须提早期版本正文中宝玉将芳官改名“耶律雄奴”并嘲讽夷狄的异文, 露骨地表现了作者对满清统治者一定程度上的厌恶,作者深知此必为统治者所不容,故在后 续版本中将这段文字全部删去。

四、 《红楼梦》民族主义索隐对红学研究的积极和消极意义 

关四平表示,明清小说的创作延续了我国的文学“美刺”讽喻传统,作者往往强调它们 的社会教化作用,而曹雪芹也必然会在作品中寄托自己的褒贬。将《红楼梦》用索隐的方式 解读出背后的政治隐喻,甚至民族主义倾向,其实是与传统文学批评思路一脉相承的,也有可能是在文字狱重压之下苦心孤诣作 “一喉二歌”的曹公所期待看见的。这种解读思路也跳出了一般红学仅从爱情角度评点或沉浸于曹雪芹家事的案臼,将《红楼梦》的本事提高到一 个更宏大的 “国事兴亡” 层次上,为对《红楼梦》思想内涵的理解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 对《红楼梦》的民族主义索隐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然而,索隐毕竟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本质是无法自证的。为了与预设立场相合,研究者往往不惜断章取义,将书中个别的影射之辞无限扩大,更把文学虚构当作了真实的历史, 认为小说只能有一个“真相”。而正是《红楼梦》内容的包罗万象, 解读的多元, 才成就了它的经久不衰。即使通过索隐找出作者真实的思想,代价就是将《红楼梦》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都当成了寄托对两个政权褒贬的工具,堵塞了读者的想象,将本书的文学性、对女性超前的悲悯情怀一概抹杀了。

五、 结语 

《红楼梦》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索隐由来已久,近年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也不断推陈出新。笔者认为,对《红楼梦》的民族主义索隐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可以假借古代朝代更迭,兴亡变化之事来理解书中“末世”的大悲剧、“盛衰轮回宛如一梦”的思想, 但不应将民族主义,以及任何索隐出的“本事” 当作《红楼梦》的唯一要义,这对全面认识 《红楼梦》的文学性、 思想境界是有害的。


1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下[M]. 2016: 360. 

参考文献

[1]关四平.红学索隐派与中国文学传统[J].红楼梦学刊,2010(05):174-193.

[2]乔福锦.《红楼梦》研究的历程与民族主义红学的命运[J].邢台师专学报,1995(04):22-31.

[3]李虹.潘重规红学研究述评[J].红楼梦学刊,2009(06):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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