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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莎乐美”在白薇《琳丽》中的回响

 

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阵王尔德热和唯美剧潮汐，王尔德的独幕悲剧《莎乐美》尤其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译介和仿效的对象。白薇的诗剧《琳丽》就明显受到了“莎乐美”模式的影响，在主题、悲剧性和形式美三个层面带有明显的王尔德式唯美主义色彩。本文将从溯源王尔德笔下唯美主义的“莎乐美”形象开始，分上述三个层次探析“莎乐美”在《琳丽》中的回响；在讨论这种影响和接受关系的具体文本表现之外，本文还将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价值观，讨论两部唯美主义悲剧在艺术表达上的差异化与独到之处背后潜在的原因。

关键词：“莎乐美”；王尔德；白薇；《琳丽》；唯美主义

 

一、王尔德笔下唯美主义的“莎乐美”

欧洲以“莎乐美”为题材和形象进行的文学艺术创作在时间上横跨千余年，19世纪末期重写“莎乐美”的故事再度成为风靡欧陆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海涅、福楼拜和王尔德就是其中的代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独幕悲剧《莎乐美》更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遥远的中国一度掀起译介和仿作的热潮。

王尔德的《莎乐美》及诸多相同题材的作品皆取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的“施洗约翰之死”章节[1]。《马太福音》相对简短、客观地记载了主要情节：先知约翰认为希律王与其兄弟腓力之妻希罗底的结合不合理，被希罗底怀恨在心，希律王因她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希律生日当天设宴，希罗底的女儿在宴席上跳舞使王及众宾欢悦，希律王即起誓随她所求尽皆满足。女儿为母亲所使，要求王将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她。希律王虽忧愁，却因当众起誓的缘故吩咐了下去，约翰被斩。《马可福音》的叙述则更为详细、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增加了王起誓的内容“就是我国土的一半，也必给你”等细节；希律王对先知的态度在两部福音中有所出入，前者是王欲杀之，又因约翰是先知的缘故、怕百姓造反；后者则说因约翰是义人、圣人，希律敬畏于他。王尔德的《莎乐美》显然吸收了《马可福音》增添的细节以及希律王对待先知的敬畏心理。

圣经中并未提及希罗底女儿的名字，而据生于公元37年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著作《犹太古史》所载，其名为“莎乐美”，后世便沿袭了这一说法。福音中安排希律王等人的出场是为了衬托圣人约翰的以身殉教，没有名字的希罗底女儿显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造成先知之死的原因虽然直接指向她，但她不过是充当了受母亲指示的杀人工具，没有表现出个人意志。王尔德吸收了福楼拜《希罗底亚》中希律王被年轻美丽的莎乐美迷住的思路，但完全颠覆了圣经和福楼拜作品中莎乐美的被动形象，将其塑造成欲望主体与“致命女人”，有着强烈而执着的个人意志。她主动爱上并义无反顾地向约翰示爱，为了吻上约翰的唇不惜向贪慕自己美色的希律献舞，只为得到约翰的头。剧中的莎乐美强调，“我不是在听母亲的话。把约翰的人头放在银盘里，这是为了我自己的欢乐。”[2]

追求极致的爱与美的莎乐美由是成为了王尔德式唯美主义的艺术理想化身，《莎乐美》甚至成为标志英国19世纪末唯美主义运动到达高潮的旗帜；在上世纪初伴随唯美主义剧作的译介和演出，欧美唯美主义潮流在日本也大受欢迎。曾留学欧美和日本、受此影响的当时的中国文坛新力量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等人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关注并引介王尔德的作品，尤偏爱《莎乐美》。这些青年作家纷纷进行仿作、唯美剧接连问世，唯美主义与“王尔德热”被汇入了五四的个性解放大潮。莎乐美勇于表达自身欲望、勇敢追求爱情的精神尤成为白薇这样的青年女作家之理想，白薇的三幕诗剧《琳丽》就明显受到王尔德“莎乐美”模式的影响。

二、白薇诗剧《琳丽》中的“莎乐美”模式

白薇原名黄彰，湖南资兴人，为反对父母包办的痛苦婚姻，1918年只身逃往日本。异国九年、贫病交加，她在那里边做工边读书，最终毕业于御茶の水高等女子师范。[3]白薇称指引她迈进文学之门的导师是田汉，在日留学时便每月与田汉的爱人易潄瑜一同订书，接触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尤喜王尔德、梅特林克和霍普特曼等人的剧作。[4]写于1925年的《琳丽》可以说是白薇的成名作，剧作带有明显的“莎乐美”模式特征——琳丽的性格、命运和爱情至上的理念与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如出一辙，成为研究当时中国文坛众多唯美剧的王尔德“莎乐美”接受之典例。

诗剧《琳丽》共分三幕，后两幕为女主人公琳丽的梦境，三幕是“一晚间的事”。第一幕中，琳丽于东亚某都会的冬景之花园里等待恋人琴澜的到来，妹妹璃丽劝她不要过于痴情，琴澜到来后两人先是互诉衷肠与倾慕，后因在爱情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看法争吵并不欢而散，琴澜又与璃丽互生暧昧。恋人去后琳丽陷入了两个梦境。第二幕中，古寺前姐妹俩正为琳丽只身去往莫斯科后的前途担忧，琴澜到来并向琳丽致歉、两人和好，但还是因未来前路一南一北而各道珍重。紫蔷薇花神现身指引二人认识末日图景般的未来世界，死神还爱上了内心炽热、追求爱死的琳丽。第三幕发生在澄空下之旷野的天幕，紫蔷薇指引着琳丽歇在琴澜、璃丽所在的剧团，音乐家琴澜和已是著名女优的璃丽在一起了。不久两人闹翻，他又想同回来的琳丽重修于好，但璃丽此时怀上了琴澜的孩子。最终琳丽一身白衣、周身佩着蔷薇花身没清水池中，琴澜也在琳丽死后被三只闯入剧团的猩猩撕碎惨死。

2.1.“因美而爱、因爱而死”的主题

主题上，《琳丽》是典型的爱、美和死交织纠缠在一起的“莎乐美”式主题。

张闻天曾在《王尔德介绍》中肯定《莎乐美》的主题是“因爱而死，因被爱而死”[5]。在王尔德式唯美主义悲剧的理解里，美与爱本是一回事，爱之至高值得以命相殉。《莎乐美》中，侍卫长叙利亚青年被公主的美深深吸引而爱上了她，因无法忍受公主对约翰赤裸的表白而自尽于两人面前；公主同样因约翰的肉体之美而不顾一切爱上他，在求而不得后就算割下约翰的头也偏执地要吻上他的唇。《琳丽》里，姐姐面对妹妹为何非得是琴澜之问，只答他合了自己“幻想美的调子”；死神恰如其分地总结了琳丽的爱情观，“你爱到极点的时候只想死。爱死，是爱的无上的伟大。爱死好像是你的爱的唯一的结局。”[6]之于琳丽，“惟求恋能奏出真而美的生之和弦”[7]，她坚信是对琴澜的爱赋予了自己虚无死寂的人生以至美的意义，“人生只有‘情’是靠得住的”[8]。

我们还可以参照欧阳予倩1927年写下的五幕剧《潘金莲》，其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被迫嫁作大郎后、对生活已心如死灰的金莲，在见到武松后深深迷恋上了其男子气概之美，然爱而不得；在最后武松要为兄报仇前，临死的金莲张开双臂，用“很热情的眼神”盯着武松，说道：“我今生今世不能和你在一处，来生来世我变成牛，剥了我的皮给你做靴子！变条蚕子，吐出丝来给你做衣裳。你杀我，我还是爱你！”[9]三位女性皆沉浸于忘我之爱中，眼中只有约翰的莎乐美完全无视叙利亚青年的在场、琳丽对妹妹的忠告全然听不进去，几近疯狂的渴求正是生命中对美的无可抗拒的原始冲动的外在表达。莎乐美只有捧着约翰的头颅之际才能献上一吻，潘金莲只有在武松了结自己之前才能热切地袒露心声，美那样的难于触及、与生死紧密结合，才是她们愿付出一切寻求的至美的爱情境界。

2.2.“灵肉难调和”的悲剧性

悲剧性上，主人公最终双双走向毁灭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灵肉冲突”在现世终难调和。

田汉于1929年领导南国社首度将《莎乐美》搬上中国舞台时，曾于刊在《申报》的《公演之前》中评到：“假如莎乐美代表地的爱、肉的爱，他（约翰）便代表天的爱、灵的爱！”[10]约翰坚守对上帝和神性秩序之爱，痛斥希罗底不合伦理的淫欲、将莎乐美视作“巴比伦的女儿”而不愿看她一眼，他甚至认为“世上的邪恶都是女人带来的”[11]，纯然是拒斥肉欲的灵之爱。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化地把莎乐美的爱全然与肉欲、官能之爱等同起来。王尔德本人曾言“灵魂里有动物性成分，而肉体也有精神的瞬间。”[12]可见其认为，“肉”中包含着人的本能，甚至人的精神也寓于“肉”中。“肉”作为欲念的载体不时表征着精神的本真需求，而在感性世界中人的本能才能得到释放。莎乐美不管不顾地要吻上约翰的唇为的是在刹那的感官之乐中追求至美与至爱的永恒，在肯定欲念、追求灵肉一致中复归人之为人的真实，被王尔德寄予了回归古希腊时期灵肉调和、享乐主义与精神主义合致的人之理想状态的希望。公主与约翰两人信念、追求不同却又各自无畏坚守，先知之死的悲剧便无法避免；莎乐美最后捧着鲜血淋漓的头颅献上一吻，偏执地实现其至乐至美的理想，却不为代表现实权威的希律王所理解、接受，最终死在士兵们的乱盾之下。正如沈泽民所评，《莎乐美》灵肉冲突的结果是“肉的悲惨的命运”[13]。莎乐美的死也反映了王尔德对于在现世中实现灵肉调和之理想所持有的悲观态度。

受王尔德影响的唯美剧潮汐中不乏追求灵肉一致、表现真实的佳作，而白薇的《琳丽》最是在思想上承继和探讨了这种灵肉合致的理想之爱。琴、琳这对情侣在恋爱观上，显然一个偏重于“灵”、一个偏重于“肉”。琴澜称自己爱了琳丽“优美的灵魂”和“特殊的气氛”，“不仅仅地以一个女性来爱了你”[14]，他认为只有崇高、纯洁的“灵”之爱能维系两人恋情的未来，肉欲会令琳丽堕入平庸；而琳丽则认为两人之恋若走向悲剧，也只是因为缺少“最情热最粹美的瞬间”[15]，她并不满足于琴澜不切实际的形而上之爱，说“如不能再吻你的娇唇，诅咒我的灵魂早入地狱！”[16]琳丽全然是“莎乐美”式的爱情理想，爱是热烈而真实地面对、表达欲念，在这至美至乐的瞬间中会诞生爱的永恒、现下即是未来。同样追求肉之快乐、更加朝气“泼辣”的璃丽对琴澜的尖锐质问“离开肉，灵是什么？”[17]是王尔德的“灵寓于肉、推崇感官”的唯美主义观念最直接的体现。然而，白薇相比王尔德，对灵肉问题上的两性不平等关系有着更直接的披露，她借剧中人之口质疑道，难道女子只能作为男子心中理想女性的“幻影”、一件激发其审美想象的“艺术品”，而不能在男子的“灵”爱之外追求欲念的真实表达、成为在至乐中觅得至美的“艺术家”？

在琳丽后来的梦境中，琴澜似乎也回归了“肉”之爱，向琳丽致歉，称当初不该把她“放在未来的天国里”、“拒绝现实的情热”[18]。而在琴澜欲与琳丽重修于好之际，璃丽却怀了他的孩子，琳丽最终绝望于无果的苦等而身没清池，在她死后琴澜也被三只猩猩撕碎惨死。这样的结局处理体现的是白薇所持的与王尔德相似的悲观态度，即灵肉冲突于现世终是难解。更大的反讽在于，即使结局中琴、琳二人真的结合，那也不过是琳丽做的一个梦罢了，梦醒后她还是会和琴澜一南一北、天各一方，琴澜大约也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改变他的爱情观念。白薇将后两幕安排为琳丽的梦境，艺术效果上为作品增添了唯美与梦幻的色彩，而在悲剧性上则进一步烘托出现实的残酷。

2.3.“诗意语言、意象”的形式美

形式美上，《琳丽》的语言、意象之唯美受到了《莎乐美》的深刻影响。

梅特林克的作品中洗练的语言风格、象征主义的手法与简短重复的对话方式在艺术风格上启发了王尔德[19]。《莎乐美》中语言的排比、瑰丽的想象与夸张的比喻无不彰显其动人心魄的唯美艺术风格，莎乐美对约翰身体的大段赞颂、以及希律王以各种宝物诱惑莎乐美放弃杀死约翰的想法时对各色珍宝的长篇赞美更是极尽想象与修辞之能。推崇感性世界、执着于感官的王尔德尤其不吝赞颂身体之美的笔墨，并兼具大量色彩的描绘，如公主赞美约翰的身体之美时道，“你的身体洁白得就像田野里还没采摘的百合，就像犹太国山顶上，扑朔着吹进山谷的积雪”[20]；“黑夜里沉寂的森林，也不及你的黑发”[21]；“恭迎国王大驾，吓退敌人的红色号角，也都比不上你的艳唇”[22]。这些美妙的抒情诗一般的语言不仅使全剧呈现出一种画面美与瑰丽的视觉想象力，同时也赋予了剧作以音律性与节奏美。

这些特点在《琳丽》中都能找到。琳丽赞自己心中的琴澜是“平和的春风里未曾开放的香花蕾”、“为牛郎织女的婚筵拿花圈的天之骄子”[23]；用红、绿、黄、紫、白等颜色追问爱上琴澜之前万物与自我之虚无的存在[24]。作为白薇早年的作品，《琳丽》从语言的洗练与修辞的使用上来看要逊色于王尔德之作的艺术水平，但作为以新诗形式写就的剧曲，其同样富有很强的抒情性与音律美。同时，两部剧作中还有一些相同的物象，比如在唯美剧中高频出现的月亮。这些物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且往往是人物情感的外化。《莎乐美》中，公主歌咏月亮如处子般皎洁，纯洁的月亮成为美丽无暇的公主的象征、皎皎月光还被公主用来赞美约翰的身体；而希罗底的男侍则视月亮为“形容枯槁、似在索命的死女人”，这就同时暗示了约翰和公主今夜的悲剧命运；希律王的眼中月亮是“裸露身体、寻找情人的疯女人”，这种联想一方面源自其对公主的情欲、另一方面恰照应了公主对约翰露骨的告白以及求爱不得后的疯狂。《琳丽》中，清丽的月光伴着女主人公的出场，琳丽吟月诉衷肠，盼月亮的清辉照亮恋人赴约的路；“凉人肌骨的光明”也要藉着自己此刻的情焰，温热。月亮成为剧中人主观情感的外化，随着恋人间的悲喜分合而忽晴忽暗、忽隐忽现；同时也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三、隐于剧作下的时代砭弊与自我剖白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会觉得白薇的《琳丽》在内容和形式上俨然可谓“东方莎乐美”的故事，但这种“对话”毕竟是有限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意味着两位剧作家在剧作时必然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表达意图。

3.1.世纪末的颓废与王尔德对英国清教正统观念的反叛

西方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康德美学，即主张非功利的艺术观，库辛在1818年率先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被唯美主义奉为圭臬。唯美主义运动虽发轫于法国巴黎，却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真正发扬光大，王尔德可谓其集大成者。他受到瓦尔特·佩特的快乐主义以及罗斯金的艺术乌托邦主张之影响，主张“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所有坏的艺术都是由于重返了生活和自然”[25]，即艺术高于、先于生活，美应脱离生活，艺术自身就是目的。

英国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工业革命引发传统生活秩序崩塌与信仰危机，知识分子不满资本主义下的功利主义观、艺术商品化，又不认同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对社会现实和艺术产生了颓废、彷徨与苦闷的情绪，于是便寻求在唯美陶醉中的刹那快感、以艺术自足与娱乐性对抗社会现实，故而唯美主义思潮实际上可以视作他们寻求精神上的庇护所之结果。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合理化“贪婪攫利性”之资本逻辑的同时，又在宗教伦理上奉行清教“禁欲苦行主义”[26]，后者成为生活乃至文艺创作都必须遵循的道德律令，这引起王尔德的极度不满。他坚持艺术与道德无关，当时许多文艺评论家都视其《莎乐美》的创作是对英国人道貌岸然的虚伪之批判。

王尔德在剧中以莎乐美大胆甚至“变态”的爱欲直接挑衅了禁欲主义和英国传统礼教。剧中的约翰可以视作清教禁欲主义的化身，他将处子之身的女儿不加分辨地与通奸的母亲一同钉在耻辱柱上，这位声称“已经看见上帝”的先知却在莎乐美的美面前连望都不敢望上一眼，对于美好的事物只能言语诅咒和亵渎。王尔德通过这种反讽，想要揭示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伪装神圣与道德自傲的虚伪风气。然而此剧一问世即在英国国内遭到禁演，被视作“惊世骇俗”、甚至“半异教、半淫秽”[27]之作，一度给剧作家本人带来了“伤风败俗”、“品行下流”的名号，使其从天之骄子沦为社会弃儿。

3.2.五四文艺变革与白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批判传统、破旧立新的社会转型时期，新青年们倡导新文学以及艺术变革来对抗封建礼教和社会现实，通过引介和模仿的方式实现与世界现代文艺流派同步成为五四文艺追求的首要目标，唯美主义在当时也被视作进步之列而被引介。1921年成立于东京的创造社，其主要创始成员皆在日本大正时期赴日留学，时值欧美唯美主义于日本大受欢迎，他们回国后便推动了其所熟悉的王尔德及其他唯美主义作家的作品之译介与仿作。

莎乐美在自己的倾慕对象约翰面前抛却羞涩与禁忌、大胆示爱，直抒个人强烈炽热的主观情感与诉求，其反叛精神与形象契合了五四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大潮，田汉便认为《莎乐美》“对于反抗既成社会的态度最明显。”[28]但唯美主义中也有避世和颓废的一面，这与中国青年欲变革社会的期望不甚相符，袁昌英就曾批判《莎乐美》中官能的、肉欲的内容是颓废的、甚至下流的；围绕王尔德所主张的“艺术脱离生活”之观点也争辩不断。

白薇在这一时期虽对王尔德的“莎乐美”模式多有吸收、借鉴，但其关注点主要不在王尔德的艺术主张或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上，她在《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里就已指出自己的注意力主要在“世界大事的新文章”与“关心民权解放和妇女解放”上[29]。我们能在《琳丽》中直接见出这种关切，“但是这时候的中国女子，家庭不给她经济的活路，社会不给她发展的地位……结局若是不给肥胖的钱袋儿做第七第八个姨太太，好像是讨不到一碗饭吃的”[30]白薇这批青年女作家们尤重认识和发现自我，深入反思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思考爱情，释放女性被封建礼教所压抑的对爱情的渴望，解放个性。

其实，王尔德通过《莎乐美》传达出的社会批评态度已然与其“艺术脱离生活”的主张有所矛盾；而白薇则毫不遮掩地直接在《琳丽》中进行社会批判、表达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以白薇《琳丽》为代表的这些受到王尔德唯美主义影响的剧作乃是兼具唯美艺术形态与社会批判姿态的中国式“五四唯美剧”，这批作家们对个性的抒发与表达实际上很少完全脱离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关切。

3.3.个人价值的投射与自我情感的剖白

我们不仅要关注东西“莎乐美”诞生的不同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所导致的艺术表达差异，还应参照作家具体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价值观来理解这种差异。

王尔德曾在其唯一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如此阐释自己的艺术观点，“每一幅融入了情感的画像其实都是作家的自画像，而并非是模特的肖像……这幅画表现了我灵魂中的秘密。”[31]可以想见热情满溢的《莎乐美》必然是作家自我表达的典范。而白薇亦曾言，《琳丽》是从她的“灵魂里迸出来的诗剧。”[32]由此观之，两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各是作家主体性的投射与内心情感的自我剖白。

我们能从王尔德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寻到莎乐美性格及其追求的根源所在。王尔德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生的首要目标，通过享乐来实现自我胜于通过忍辱负重来实现自我。关于享乐，我完全站在古人——古希腊人的立场上。这是一种异教观点”[33]他追求的是突破社会成规和宗教道德约束的自我实现，实现那些即使在世俗眼光中是罪恶和不堪的人的本能欲望，在反抗现实中发挥其美的救赎力量。而莎乐美坚信的“爱的本质”，即“爱就是美，美也就是爱”同样直接来自王尔德对爱的理解。王尔德曾在法庭上公然赞美自己在禁欲的维多利亚时代被视为有伤风化的、难以启齿的同性之爱，“它是美的，是精致的，是最高贵的一种情感……这个世界不理解这一点，而只是嘲讽它”[34]。他就像莎乐美赞美约翰一样，在情书中反复用唯美的语言歌颂同性恋人道格拉斯的身体之美。王尔德视“美与爱的合一”为其毕生幸福所在，这也是理解“莎乐美”这一形象的关键所在。

“琳丽”则几可视作是白薇之化身、投影。了解白薇的个人经历后就不难理解琳丽所持有的爱情哲学。与杨骚相识相爱之前，婆家的地狱生涯、长沙的出走、异国的穷困艰辛只能令白薇想到往昔的种种痛苦，故而恋上志趣相投的杨骚（琴澜）便令白薇（琳丽）觉得以往从来虚无昏暗的生活一下有了意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两性之爱上。琳丽对着妹妹璃丽的随口抱怨，“学那种不愿意学的东西，好像嫁了一个极不愿意的丈夫，被厉害婆婆每晚逼了和他同房一样的滋味。”[35]实是白薇真实有过的生命体验。我们可以将白薇塑造琳丽这一人物形象视作其对杨骚所付出的情感的内心剖白，正如她在剧本扉页上的题词“赠维弟”（即杨骚，杨骚本名杨维铨）那样。白薇痴恋着杨骚，写给他的信中不乏“莎乐美”式的口吻：“啊，爱弟！你不杀、我会杀你，我非杀你不可！我是‘Salome’哩，我比Salome还毒哩。”“战死在你美不可思议的嘴上比什么都好，我将死迷在你含情蕴娇的美嘴上，痛尝狂爱之甘芳。”[36]

一九二五年初春，杨骚不辞而别从日本回国（追随凌琴如去了杭州、感情上背叛了白薇），白薇的一封封情书便由东京飞往西湖，当她终于不顾一切赶回杭州、在西湖葛岭山庄找到杨骚时，只被满是不悦的他痛骂了一顿。不久杨骚便离开、称准备下南洋去发财，临别前告诉她三年后回来找她。[37]起稿于1924年圣诞节的《琳丽》就是最终于西湖葛岭山庄整理完成的。剧中“一封封的信”、“恋人对自己将爱情视同生命的不满”、“琴澜的背叛”、“三年之约”等情节元素皆取材于现实，白薇以唯美主义的艺术手法诗意化加工、于纸上再现了个人真实经历与体验。此时遭遇了情感背叛的白薇必然在心中质疑起之前的爱情理想，她虽在剧中赋予了琳丽“莎乐美”式的至美爱情观，却悲观地认为自己曾坚信并追寻的这种爱情理想恐无法在现世中实现，唯有在梦境中的花神、死神那里才能得到理解和认同。我们由是更能理解《琳丽》从尘世入梦幻的剧作结构背后所反映的创作意图。

四、结语

取材于圣经故事的被动的“莎乐美”被王尔德赋予了强烈的主观情感与个人意志，她直面肉体欲念、不顾世俗禁忌，追寻至乐至美之爱。莎乐美的这种反叛精神与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思潮相契合，引介后在国内掀起了王尔德热和仿作热潮。作为受“莎乐美”模式影响的唯美剧代表，白薇的《琳丽》在主题上呈现出爱、美、死交织纠缠的经典“莎乐美”主题；在悲剧性上表现出了与王尔德《莎乐美》一致的“灵肉冲突”终难于在现世中调和的悲观倾向；其诗意的语言和意象更是深深受到王尔德式唯美主义的影响。在相似性之外，两部剧作因不同的社会与时代背景而在艺术表达上有差异和独到之处。王尔德的《莎乐美》自然地带有欧美唯美主义运动“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以及世纪末的颓废与悲观，但同时也呈现出了对英国清教正统观念的道德批评态度；白薇的《琳丽》则对社会现实不加遮拦地直接揭露和批判、表达剧作家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实为兼具唯美主义气质与社会关切态度的中国式“五四唯美剧”。就作家个人经历与情感价值观而言，莎乐美直接从王尔德那里承继了“爱即是美，美即是爱”的“爱情本质”之理解与不顾道德成规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态度；琳丽的塑造则几乎是白薇对恋人杨骚爱至深的自我剖白，她的个人经历与真实生命体验被唯美化、诗意化地投射在琳丽身上，琳丽所持的爱情哲学也深刻反映出白薇对自身爱情理想的既坚信又质疑的矛盾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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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福春,李怡主编，白薇著.琳丽（民国文学珍惜文献集成）[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3]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M].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关涛.莎乐美形象的历史演变及文化解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余凤高.莎乐美历史和艺术[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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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解志熙.“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一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3):37-63.

[9]段湘怀.试论“莎乐美”模式对白薇《琳丽》的影响[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6):46-49.

 

[1] 具体经文详见《马太福音》第14章和《马可福音》第6章，两个章节的题目都是“施洗约翰之死”。

[2] 王尔德.莎乐美[M].李筱媛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P95.

[3] 白舒荣, 何由.白薇评传[M].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P1.

[4] 同上, P52.

[5] 详见: 张闻天.王尔德介绍，《张闻天早期文集》[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P137.

[6] 刘福春,李怡主编，白薇著.琳丽（民国文学珍惜文献集成）[M].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P122.

[7] 同上, P14.

[8] 同上, P38.

[9] 欧阳予倩.潘金莲，《欧阳予倩全集》第1卷[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P91.

[10] 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 田汉论创作[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P79-80.

[11] 王尔德.莎乐美[M].李筱媛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P37.

[12] 转引自: 李元.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P129.

[13] 沈泽民.王尔德评传.《小说月报》第12卷,1921年第5期.

[14] 刘福春,李怡主编，白薇著.琳丽（民国文学珍惜文献集成）[M].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P50.

[15] 同上, P50.

[16] 同上, P63.

[17] 同上, P148.

[18] 同上, P172-173.

[19] 转引自: 关涛.莎乐美形象的历史演变及文化解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P116.

[20] 王尔德.莎乐美[M].李筱媛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P36.

[21] 同上, P37.

[22] 同上, P38.

[23] 刘福春,李怡主编，白薇著.琳丽（民国文学珍惜文献集成）[M].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P29.

[24] 具体诗句参见: 同上, P11.

[25] 王尔德.谎言的衰落[M].萧易译.江苏: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P51.

[26] 详见: 关涛.莎乐美形象的历史演变及文化解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P110.

[27] Joseph Donohue, “Distance, death and desire in Salome”, in Peter Raby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 2001, p. 118.

[28] 田汉.艺术与艺术家的态度,《田汉文集》第14卷[M].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P197.

[29] 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作品选》[M].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P3.

[30] 刘福春,李怡主编，白薇著.琳丽（民国文学珍惜文献集成）[M].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P85.

[31] 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Gray, in Richard Ellmann ed., ThePicture of Dorian Gray and Other Writings by Oscar Wilde, New York: BantamBooks, Inc., 1982, p. 8.

[32] 白薇.白薇作品选.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P111-112.

[33] 张介明.唯美叙事: 王尔德新论.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P63.

[34] 王尔德.王尔德自传.孙宜学译.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5: P103.

[35] 刘福春,李怡主编，白薇著.琳丽（民国文学珍惜文献集成）[M].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P86.

[36] 白薇.悲剧生涯[M].上海: 上海文学出版社,1936: P154.

[37] 白舒荣, 何由.白薇评传[M].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