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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上卷 节选

国家的非理性构筑与理性构筑问题

让渡活动的消费分配价值分配总是倾斜于某些让渡活动，倾斜于某些社会位置或社会阶层，倾斜于某些让渡身份的人。国家管理让渡活动的行为客观上就产生出一些“国家管理的倾斜”，即向国家的管理者、国家的官员们、国家的统治者参与的让渡活动倾斜，可以称之为“社会活动的倾斜”，以区别于“经营活动的倾斜”，即农牧社会向土地所有者的倾斜，工业社会向资金所有者的倾斜，向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的倾斜等等。正是这些倾斜使某些人在一定让渡能力下的消费分配结构中占有相对多的消费，而且由于历史上社会强势力量的私欲膨胀与国家权力的专制垄断，一度使这种“相对多的消费”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使人们产生国家政权的统治和被统治观念，让渡活动的剥削和被剥削观念。其极端的例子就是君主国家的皇帝居于金字塔顶端的金字塔式的消费结构（让渡活动的金字塔结构）。

的的确确，传统的历史的国家是非理性构筑的国家，是社会强势力量（强人或强势集团）私欲膨胀的国家，是统治者作为让渡的享受者的国家：皇帝不仅占有最高的权力（精神消费），占有最富的“国库”（物质消费），并且占有最多的女人（享乐消费和基因流传优势）就是这种私欲膨胀和非理性构筑的铁证明据。而且，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价值体系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经历说明：只要有可能，这种私欲膨胀和权利垄断的专制国家就会表现，它构成对民主体制的深刻威胁。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理性构筑的国家”，来自“五月花号”的人们创立了权力制衡（防止私欲膨胀）的民主体制（防止权利垄断）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这种“新大陆的特殊机遇”建立起来的理性构筑的国家所提供的政权体制样板，那么无论是苍老的亚洲、古老的非洲、殖民的美洲、原始的澳洲，亦或探索的欧洲，都可能在世袭的专横的强人强权体制的淫威下呻吟，而不是在民选的制衡的民主体制的阳光中呼吸。

总而言之，国家本质上只有两种，即专制体制的国家和民主体制的国家；国家中的人也只有两种，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就是传统的专制体制的国家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性出现和不断发展，随着民主法制社会的普遍确立，国家的经济职能作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国家的政治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由经济的享受者变成了经济的经营者：国家领导人或国家管理者对内对外的活动围绕着经济展开，诸如签定各种各样的交流式的合约式的“经济合同”；警察打击着日益花样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犯罪——让渡活动的犯规行为；军队保护着价值体系内开发的和潜在的经济资源。而且，现代国家空间的经济价值显然比以往时代的要大得多，诸如深埋地下的煤炭、石油，甚至空气等等都成了工业经济的原料。

在现代社会里，人类文明（科学技术文明和社会观念文明）的进步和人的需要的进化已经使民主制度成为必然。这种人的需要的进化是人的社会进化，其结果是参与国家管理的需要和参与社会政治的需要成为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观念的高级需要，成为人的一种“衍生消费”。今天，由于科技高度发展的让渡活动的需要，那种使老百姓不识字式的愚民政策已经成为不可能的历史，而且那种使老百姓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式的愚民政策更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也必将越来越没有市场——知识经济社会之民不可欺也。民主确立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融合了社会各阶层，实现了人人参与国家管理和国家政治的需要，改变了国家的“镇压作用”。一句话，民主是国家最后的政治职能，是经济文明社会的政治政权条件。

而且，就是民主这个“国家最后的政治职能”同样也是紧紧围绕着经济这个核心：竞选时候选人的经济政策主张、对福利问题失业问题等问题的观点往往影响着选民的投票；在任期间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情况往往影响着当届政府的“信任度”和今后的是否连任。并且，“劳民伤财”的选举花费的各种消费甚至成为一种衍生消费，一种必不可少的人们参与社会需要的精神消费，一种对价值体系的价值循环的促进作用。

终于，尽管人类在解放自己的努力中总是瞄准着政治，但是最终完成人类解放的或许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建立在一定人类文明基础之上的经济！

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中，国家的经济职能是国家的最终职能。那么，国家有着什么经济职能呢？

所谓国家的经济职能可以理解为主要地是就国家的政府和机构的公务职责和服务职责而言的，人们容易想到的有货币政策、财政预算、征收税款、经济治安等等活动。

对现代国家而言，国家的各级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活动（让渡活动）的服务机构，起着保证整个社会经济机器正常运转的作用。国家是价值体系的经济经营的“总行会”，是社会总让渡的“主管”。因而，国家这个主管利用经济调控手段宏观管理社会总让渡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此，人们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认识，而且一直以来还颇有争论，但对让渡价值论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结论。

不仅如此，国家机构还必然直接地参与一些经济活动，诸如公共设施的建设、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等。

而且，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为经济活动提供着有素质的后备力量，国家对科技的投入为经济活动提供着有力的后续活力，国家海关对进出口的管理是国家参与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重要的让渡活动。

国家就是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经济实体，老百姓一生的消费幸福就在这个实体之中进行着，因此理性构筑的所有人的国家理应为老百姓的消费幸福尽心尽力。

在此还有一个可能改变人们传统国家观念的与国家的经济时空范围相关的现象应当予以关注，这就是下面的一个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的社会实践现象。国家通常是一个价值体系的经济体系的时空范围，但是在当今时代，不仅出现了欧盟那样的国家联盟的价值体系，而且出现了某些让渡实体在不同国家间“超国家发展”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同于以往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分公司或海外投资的情况。因为，对于这些“超国家发展”的让渡实体已经难说它是属于某个国家的了，或者这些让渡实体具体是哪个国家的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他们成了国家间的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的经济经营实体。这种社会实践反映的是价值体系的让渡实体“相互生长”的现象，是让渡实体对国家经济时空范围的超越，这是对人类社会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说国家不再是一个价值体系了。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政府机构既然是社会总让渡的一部分，那么其设置和运作就应当符合经济的效益效率原则。在此通常的问题是国家机构臃肿的问题，臃肿的国家政府机构产生社会总让渡中无效的分让渡或者不必要的消费，而他们消费来源的税收（财政开支）来自其他让渡实体，是其他让渡实体的成本，所以对于实施国家经济职能的国家政府机构必须限定其适宜的度，且必须像经济经营一样讲求效益效率。

 

经济社会国家作用问题

——经济社会历史的国家错位与人间悲剧

人们应当注意，从一个经济社会阶段到另一个经济社会阶段，从一个“核心”经济社会到另一个“核心”经济社会，中间应当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而是存在着历史性的过渡时期，过渡阶段。其中，从天然物核心经济社会到农牧核心经济社会的过渡一般应当较为自然，但在这两个漫长的经济社会阶段上，人类社会通常萌生了强人强权和等级特权的帝王血统论的消费让渡的非理性构筑体制，人文经济学将这样的人类历史情节称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挣扎”；然而，从农牧核心经济社会到工业核心经济社会的过渡却受到了意识偏执的诱导误导，其实践的历史进程对人类产生了诸多复杂深远的积难难返的影响，这就是人与人斗争的历史动荡，现代专政的专制问题，人文经济学将这样的人类历史情节称为“人类第二个历史挣扎”；从工业核心经济社会到知识核心经济社会的过渡正较为顺利地发生着，但人类却面临着科技突破和社会变革的挑战，诸如毁灭性核武器问题、环境气候问题、长寿医疗公平问题、人工智能影响问题等，人类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生存危机挑战着人类传统观念下的人类智慧。

人文经济学认为，“人类第二个历史挣扎”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最初进入这种过渡时期的经济社会的国家并非理性构筑的国家（人类第一个历史挣扎的历史遗产），而且缺乏人文经济学这种对价值体系深刻的全面的认识指导，国家没有充分发挥其价值体系管理者的作用，甚至这些私欲膨胀的国家政权还起了相反的作用。

首先，企业核心经济社会最初的企业建立需要集中的规模的资金，可是当时既缺少现代社会中完善的股市等融资渠道，又缺少现代方式的“外资”的资本注入，并且价值体系—货币金融体系因其全面发展的历史契机正是工业核心经济社会的出现而还十分不成熟，那么国家就应当发挥其集中资金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作用，但那时的大多数国家却基本上没能做到这一点（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一个例外），而是发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史实”。事实上，后来许多成功工业化的国家走的正是这样的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道路。

其次，社会让渡活动的巨大变化，即农牧让渡活动和工业让渡活动之间的大转化，引起让渡活动者的巨大变化，即农民向工人的大转化，出现了让渡活动分配作用的过分倾斜——农民自给自足消费为主向工人工资价值分配消费为主的巨大变化，在资本强人强势条件下导致工人消费的不合理分配，而这种情况恰恰又发生在当时较低的物质消费条件下，因而表现为“羊吃人的现象”，工人的贫穷事实。那么国家就应当发挥其调节社会分配的作用，但同样地那时的大多数国家基本上没有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现代的工业国家基本上建立了失业救济制度、养老制度、福利制度等消费保障制度，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然而，当时的历史实践事实是人们既缺乏这方面的观念认识，又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当然更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指导，刚刚历经着商品经济和价值体系大发展的国家正面临着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就被卷入了仿佛无休无止的斗争的社会动荡之中。因此，那种用“国家的阶级性”来解释这段历史的说法似乎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不够科学，因为后来的许许多多的同样的“阶级性”的国家在以往国家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就较好地发挥了国家的这些作用，诸如韩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明。只可惜较早的这个过渡阶段的历史没有这样发生——国家发挥其一定的经营和分配作用，以致于产生了一些不该产生的社会后遗症，人类只好又一次陷入“历史挣扎”之中。

面向未来：经济文明社会

 

    人文经济学的经济文明社会或许算不上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却是人文人本的经济社会，幸福人生的人类社会。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同于理想主义者画饼充饥式的天堂般的理想社会，人类经济社会具备实践这个社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首先是实践这个社会，实现现有的每一个人类个体的人生幸福，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实现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无限地和谐地发展——经济文明社会是一个不断改进的社会。

幸福人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结果。人文经济学的经济文明社会就是要使她的每一个社会个体尽可能的人生幸福——不是一部分人的人生幸福，而另一部分人的人生不幸福，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专制社会那样，如同某些挑逗一部分人去斗另一部分人的理想社会那样。因此，人文经济学的经济文明社会强调观念变革和民主制度。

 

经济文明社会的主客观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文明的进步和社会观念文明的进步已经为经济文明社会的全面实践提供了相对的客观的条件。可以说，人文经济学关于经济文明社会的整体构想就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类全部历史文明基础之上的。惟其如此，由于人类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光阴远远少于其前的漫长的历史岁月，人文经济学认为实践经济文明社会的困难主要的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人们来自漫长历史岁月积淀的旧观念，诸如那些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尤其那些宗教和主义信仰的偏执观念。

首先是科学技术文明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神话般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让渡能力，奇迹般地实现了消费物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并最终全面彻底地改善了经济社会的绝对生活水平。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进步还大大地甚至质变地改变了让渡活动条件——劳动条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力消失了，手拿皮鞭厉声呵斥的监工不见了。人们的劳动条件面目一新，劳动的艰辛不再像以往那样表现，机器和自动化设备成了人的奴隶，人人似乎都要成了“白领”。总之，经济文明社会就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物质基础上。

其次是社会观念文明进步

社会观念文明进步终于使人类可以科学地合理地“通过调整社会分配来调整社会个体的相对生活水平”。经济社会最终认识到：任何强势社会个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社会自身的良态发展，而这种良态发展的实现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调整价值分配，根本上改变强人强权的非人文分配方式。

平均主义也是对社会分配的调整，但不是科学的合理的调整，因为人类历史上曾经的一次次的这种历史试验证明：

◎平均主义不利于让渡活动的让渡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

◎平均主义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竞争性。现代社会的经济实践表明，竞争不仅使消费日益丰富繁荣、物美价廉，而且使雇主和雇员更多地站在同一条船上，齐心协力地一致对外进行“他们共同的让渡”，而不是矛盾对立地自相争夺“让渡消费的分配”。

◎平均主义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效率性。平均主义的人们“干好干坏一样，干多干少一样”，实质上人为割裂了让渡主体的让渡和其消费期望，这样的经济社会怎么能有效率可言。

◎更重要的是，历史经验表明，平均主义一般是人为实施的分配，而且往往由集权的强势力量来实施，最后无不造成统治者的等级分配特权消费：天国里的洪秀全的消费与他所反对的皇帝的消费别无二致，信奉共产的前苏联的特权者的享乐消费与老百姓的匮乏消费鲜明对照。

因此，经济文明社会实行的社会调整的消费分配当然不是平均主义的社会调整的消费分配，然而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文明和社会观念文明的无限进步，这种社会调整的消费将呈现无限平均的趋势。

不仅如此，社会观念文明进步还产生了当今世界最科学最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法制的民主社会制度。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社会制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但其作为广泛接受的人类政治文明成就得以充满生机地遍地开花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文经济学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垄断权力和最高消费的专制者都是一些极端私欲、霸道颐指的人，无论他们的宣传说教多么迷人动听，无论他们的理论主义多么冠冕堂皇，这些专制者的专制体制社会都是反人道的反文明的非人文社会，他们在当今社会观念文明进步的民主国家的海洋中就像一丝不挂的人站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一样尴尬。因此，人文经济学毫无疑义地确认她的经济文明社会的社会制度就是法制的民主社会制度，并且认为民主和自由是经济文明社会之人的高级的基本的精神消费需要。而且只有这样的经济文明社会调整社会分配的福利才是真正的福利：民主的法制是标准，是公正，是社会认同的规则，是对待人人都平等的章程；法制的民主的福利不是等级制度的特权“福利”，不是专制意志的强权“福利”。实质上，等级制度的特权“福利”和专制意志的强权“福利”才是地地道道的压迫剥削，即依据强势社会身份地位对社会价值或消费进行占有瓜分。

这样的社会观念文明不只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认知，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也创造和选择了经济经营的民主体制：在股份公司的运营中，同股同权反映了一种平等的理念，而平等是真正民主的前提；股东会的决议方式是通常的民主方式；董事、经理、监事的运作模式似乎体现出“三权分立”的精神。这种经济的民主体制现象必将对国家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管理经济的头脑和管理政治的头脑同样都是人的头脑。

国家体制虽然似乎形式多样，本质上只有专制体制和民主体制两种体制，所谓的酋长制、家族制、国王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共和制等等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专制体制的国家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国家；民主体制的国家是全民通过民选的管理者管理的国家。在当今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物质和经济已经不是问题之主要所在——只要确立了现代法制的民主制度的价值体系就必然是走向经济文明社会的国家，因此民主之于人类的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如此。

★民主是人人意识平等的体现——民主就是意识平等。人人都可以对关乎自己的事、对自己所在社会的事、对人类世界的事以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作为社会一员人类一员的意见，这就是人的意识和人的存在平等的实现。没有意识意见的歧视，没有强人意识的包办，只有民主方式的意识统计结果。攻击民主的人总以民主作弊为借口，其实这通常不过是民主操作上的非本质性问题，而且退一步讲，就算民主存在作弊现象，至少还需要去作弊，而专制强权只有强人意识，只需要强权镇压即可。意识平等的民主限制了强人私欲的膨胀和强权消费的占有，彻底改变了贪婪的消费金字塔结构。

★民主定期换届换人，权力垄断失去意义。首先，这改变了人们的权力观念，淡化了人们的权力意识，避免了那种生死的权力争夺。因此，民主社会常常有“辞职现象”，而专制体制往往“死把着权力不放”，用镇压和屠杀来维护个人的统治权。其次，这改变了特权身份的历史，实现了人的身份平等。在职为官，离职为民，这样就改变了专制等级的特权消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身份聚敛的消费累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价值均衡和价值流动。

★民主不是好坏问题对错问题，民主只是一种决策手段。遵循规则的公正的民主方式的结果为公众所认可，对民主说好道坏、评对论错是对民主的误导误解。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对各种具体问题，人们往往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声音，不同的利益要求，民主就是以大家认可的方式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声音利益要求进行权衡抉择。这就反映体现了社会人群的不同利益——经济利益，消费利益。

★民主的“改朝换代”变武斗为文斗。对于现代经济社会而言，社会稳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这种民主方式辟免了社会人群强人之间的破坏性权力争夺，这就保障了经济让渡的连续性发展性，避免了以往一次次战乱之后的从零起步。这是人类民主制度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民主的“作官”不是为官者良心发现个人修养的“要做好官”（诸如历史上那些“清官榜样”），而是分权制衡大众监督的“使做好官”。专制体制总是企图依靠违反人性的品格修养来使他们的终身官“做好官”，然而又都最终陷入腐败官僚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退一步讲，即使民主的“一任官员”不做好官，且不被解职，不被弹劾，也就只能任官那么几年。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官员的贪污腐败，非法聚财，保证了经济秩序，分配秩序。

综上可见，法制的民主制度是经济文明社会的政权保障，是经济文明社会的精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