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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的《归安丘园帖》谈起

原文：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及。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九日。

译文：

　　苏轼告：日前来信，劳烦您回复，得知您身体健康，十分宽慰。还归故里安居家园，早年我们都有此愿望。您能先得接近实现此愿，真是让我羡慕企盼。只是您在官场混得很深，不知道真能脱身否？只恨无缘见面说说过去的事情，来人要回去了，再次感谢！苏轼叩头再拜子厚（章惇）宫使正议兄执事。

　　此文是苏东坡在即将从被贬之地重新回朝重用前写给“前好友”章惇的一封信。信很简单，字面意思没必要过度解释。我们知道，党派之争，贯穿了两宋的始终，在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前后尤为激烈。新党旧党，不同政见者搞得你死我活，以往的好友也因此反目成仇。可笑的是苏轼这人，既不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也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改革派，应当是温和改良派。以王安石为首的“祖宗之法不畏”者，视苏轼为保守派，以司马光为首的“祖宗之法不可变”者，视其为改革派。两头都不讨好，两头都要陷害他，后世之人如我等，读史至此，颇为替苏东坡不值。其实苏轼与章惇在年轻时是很要好的朋友，年龄也相仿。可涉及新旧党争，为政过分投入，却完全不讲个人感情了。为排除政敌不择手段。我不禁想起了文革时期父辈们的遭遇，可叹之极，原来此类悲剧，老祖宗们就演绎过无数次。史称章惇是颇有争议之人，迫害政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章惇因与苏东坡政见不合，因而对苏东坡也不顾情面地往死里整。可他在为官期间还是很有政绩的，特别是对待辽国的入侵，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平定西夏，收复失地，功绩卓著。

　　这封信写于元祐元年年底，神宗死了，哲宗年幼继位，太后临朝。苏轼即将被招回朝廷任职。而此时章惇作为王安石一派，被贬至汝州。此时，一个是官拜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的二品官员，而另一个是被贬得穷途末路的倒霉蛋。苏轼此时却不计前嫌，写信安慰章惇。信里的口吻比较轻松诙谐。有善意安慰的语气。说咱俩本来就有归隐田园的想法，没想到，你老兄却比我先一步实现了，真是羡慕嫉妒恨呀。如果反过来，是章和苏说这番话，我认为苏会一笑了之。可是章惇受不了这样的话，为此彻底记恨苏轼了。

　　我真不懂宋朝的这些官僚们。苏轼与章惇之间的恩怨，反反复复，有必要这样吗？再往前推几年，在苏轼遭遇“乌台诗案” 时，章惇还是为苏轼辩解过的。我想，苏轼写此《归安丘园帖》时，可能处在大脑过于兴奋之时忘乎所以，不一定是其本意。但章惇确实因此信与苏轼彻底闹掰了。不知章惇为什么保留了此信。又过了几年，风水轮流转，苏轼垮台了，章惇东山再起，位居宰相之位的他，开始对苏轼的疯狂报复。将苏轼一贬再贬，到了极贫乏的惠州（当时的惠州可不像现在这样的沿海繁华城市，要什么没什么），老苏仍然乐呵呵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肚子饿了没食物吃，至少我还可以吃到野生的荔枝吧，说他没心没肺也是可以的。在朝廷的章听到苏轼居然还有荔枝吃，那不行，还得把他再贬远些，让他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去吧，你不是叫“子瞻”吗，儋，就是你的归宿。好人最终还是有好报的。苏轼在儋州得到当地的官员照顾，避免了落魄文豪客死他乡的悲剧。其后章惇一党对苏轼的监视和不断迫害，也就不一一细说。虽然苏轼死在从儋州返朝的路上，但毕竟看到了自己被平反昭雪的一天。

叹息北宋，好好的江山尽被党争给毁了。叹息历史，总在不如人愿中反复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