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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图语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典型的巴蜀图语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由于其形状非常象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据推断巴蜀图语可能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

已发现的巴蜀图语超过二百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

        巴蜀印文上的图符在出土的青铜器和漆器上也能见到，据统计这些图符逾300个，这些图符简单或繁杂，直观或抽象，其寓意能够破解的十分少见。笔者认为，巴蜀图符印上的印文不是文字，有的巴蜀印文中含有一或两个汉文“王”字，在巴蜀图符印文中也不是作为汉文“王”字使用，而当与其他组合在一起的图符来整体阐释。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巴蜀图符印文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有可能是不用文字阐释的“连环图符”。我们还可进一步猜测，古代巴蜀族人用印章等作为载体或媒介，以巴蜀图符来表达对祖宗先辈或先公先王的敬意和缅怀的形式之一，用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加以传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其免于伤害，予其力量和勇气，激励其奋勇杀敌。“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美国学者罗伯特·琼斯把他收集到的45件巴蜀印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中原式，一般无饰纽，多方印和长方印，数量约占26%；另一种为巴蜀式，有饰纽，既大又圆，多为阴刻，数量约占67%。它们代表着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原式印文大都含有吉语和警句的内容。他通过研究推测，某些巴蜀式图符印文可能也是吉语和警句。它们的用途，大概是护身符、饰物和随葬品 .

       巴蜀图语，在中华民族文字起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仙居蝌蚪文一样完全没有被破解，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明的秘密关键。 目前关于巴蜀图语大致有3种说法：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冯广宏认为：“巴蜀图语”就是巴蜀文字的雏形。 有报道称，巴蜀图语就是古彝文。

       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一段武断的记载，“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说的是古蜀人不认识字。在巴蜀图语发现之前，古蜀文明没有文字甚至一度成为考古界的共识。文字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却没有文字，似乎是一个反常的历史现象。

       巴蜀印面上的图案符号，很多是当时人们在那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对社会和现实生活的感悟汲取，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和理念加以概括、提炼、浓缩、抽象、变形，有意识地把不同符号或图案组合在一方印面之内，蕴含着许多代指物质与精神。权利、等级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意蕴，构成古代西南地区“巴蜀”这一特定域内的地方性图符印特征，亦是“巴蜀”这一地方性文化的标志之一。从篆刻治印的艺术视角观察，巴蜀图符印的印文图符与组合，亦富含制作者自身的情感与理念，通过印章这一载体展现出其审美的元素与艺术的词汇。

       综观巴蜀图符印章艺术，无论是铸造白文或朱文，从印章上的图符内容再到具体的制作工艺，从简单的写实图符到繁复抽象的写意图符组合，从可见的具象思维到意蕴深沉的表达形式，都反映了巴蜀人富于想象的智慧和理性精神。尤其是印面的形式，印文图符的构图、设计与组合，表现出圆中有方、曲中有直，封闭重于连续、圆点弧形胜于直角方块的特点，展示出古代巴蜀人在思想理念上的开放、包容与兼收并蓄，充分体现了巴蜀人潜在的圆融、圆通的哲理思维。同时，也使我们感受到巴蜀图符印的稳重与简洁，印面图符组合的柔韧与刚健，印章形式与印文图符协调相融的和谐之美。

虎纹铜戈

战国

1972年四川省郫县独柏树出土

      此戈直援方内，中胡三穿。援与内相接处，两面均铸一浮雕状以怪鸟形头组成的虎头纹，向锋张口露齿，状极凶猛。虎耳向后伸出，虎身阴刻于内上，头和身的比例不相称。胡德两面均有纹饰，一面铸一人，椎髻，跽地，腰悬刀。脊的一侧铭文一行

       虎纹不仅具有装饰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折射出巴人神秘的宗教文化特色，成为认识巴人社会情况的新视野。目前，国内学者从文化宗教等方面对巴蜀青铜器虎纹内涵进行了研究，形成4种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即：1)文字说，认为巴蜀虎纹具有巴文字的性质;2)图腾说，认为虎纹是巴人图腾;3)虎神说，认为虎纹是虎神的代表。本文从艺术纹饰角度探讨了巴式戈虎纹的艺术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揭示出巴人崇虎具体宗教文化内涵。

       巴蜀青铜器，尤其是兵器上存在着大量的纹饰，如虎、蝉、虫、鸟、巴蜀符号、虎斑纹等纹饰。虎纹是巴蜀青铜兵器上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出土资料表明巴蜀地区虎纹青铜器开始于西周末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晚至秦代，多出现在兵器之上，如戈、矛、剑、钺上，少量出现青铜乐器上。

　　巴式戈虎纹具有立体感和夸张或多变的艺术造型，是最具代表性的巴蜀虎纹艺术，主要通过阴线和浮雕艺术表现手法制作。阴线虎纹的制作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青铜器表面直接刻划阴线构成纹饰图案;第二种是先在泥模上刻画出阴刻线纹饰图案，然后翻模到外范之上，通过合范浇铸铜液形成带有阴线纹饰的青铜器。事实上，大部分巴式戈虎纹则采用了浅浮雕的艺术表现形式，系青铜翻模范铸而成。青铜是铜锡铅合金，易于熔铸加工各种带有浮雕效果的纹饰造型。具体做法是先在模上制作出虎纹，然后翻在外范上，将铜液浇铸在邢腔中冷却后形成带有浅浮雕效果的虎纹巴式戈。

巴蜀戈文

        比巴蜀图语稍晚出土的四川战国土坑墓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又陆续发现了一些个体或成组的符号，这些符号跟汉字中的象形字极为相像，似乎已经具有了文字的特征。迄今为止，这些符号已经出土了一百多个，成组的联文符图很复杂，似乎想通过一段内容来表情达意。

       几乎在巴蜀图语问世的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陆续出土的巴蜀铜戈上，考古学家又发现大量铭文，这些铭文跟巴蜀图语似乎不是一个文字系统，考古界称之为巴蜀戈文。这些戈文已经与方块文字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它们像汉字一样直行排列，字与字之间留有行距，如同中原的竹简书一样。

       古蜀不仅可能有文字，而且还出现了两种可能是文字的符图，这个意外的发现让考古学家欣喜不已。然而，他们发现，这些戈文不只是出现在巴蜀地区，连湘西山地也有发现，似乎是当时一种通行于西南地区的类似文字的图案

      巴蜀地区在承继商周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特别地，巴人采用写实风格在青铜兵器上细致地创造出老虎具体特征的纹饰，这与当时的主流纹饰风格明显不同。因此，人们常常把虎纹看作巴蜀艺术中最具神秘色彩和艺术特点的纹饰符号。

  战国巴蜀云纹青铜鞘剑

鞘长23.3厘米，鞘宽13.8厘米

   1 9 7 3 年1 2 月, 在当时成都市西郊青羊宫旁, 修建成都中医学院医院大楼时, 发现了战国古墓一座, 这座墓属于青羊宫遗址范围内。

    墓内葬具和尸体没有保存下来, 通过残留的迹象分析, 葬具应为表面霖朱漆的木棺, 死者头向西,葬式为仰身直肢, 两手平置于身之两侧,随葬器物大部份置于墓室的西端, 即死者头上部, 脚下置铜黎陶罐各一件, 身侧放兵器和工具。

     这件带鞘铜剑出土于尸体腰部, 出土时双剑插于剑鞘内铜剑鞘为袋形, 以凹槽将其等分为两个剑室, 有两耳, 盖上饰卷云纹长2 92 厘米, 宽1 26 厘米,两把铜剑大小基本一致, 长约30 厘米, 宽约4 厘米剑基处刻有巴蜀符号.

       巴蜀柳叶型铜剑是最具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部分柳叶型剑.出土时还伴随了一种双剑鞘剑鞘.这种带鞘双剑更是巴蜀地区所特有的。目前对于这种剑鞘出土的不多.关于他的研究也不多.认为他可能是适应巴蜀地区自然环境而发展来的一种兵器一件投掷一件近身作战; 除作为兵器使用外还是某种身份的象征。

       巴蜀地区出土的铜双剑鞘及柳叶型剑的制作都较为精美, 且剑鞘上铸有精美的纹饰, 柳叶型剑上也长可一件巴蜀符号, 它在作为战场武器的同时, 也是某种仪式或者某种身份的象征.。巴蜀铜双剑鞘的出土地均为蜀地, 剑鞘中的剑均为柳叶型剑, 前文己提到掷剑是巴族的传统, 这种双剑鞘应该是巴蜀文化融合之后的结果。铜带鞘双剑目前只在巴蜀地区有所发现,在西南其他地区及中原地区还没有出土发现, 实际上, 西南许多地区如滇都受到了巴蜀柳叶型剑的影响, 但这种双剑鞘并没有在其他地区出现,这种仪式性的武器是巴蜀文化自发的结果还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及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