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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是古人乘酒浆的器皿。该铜壶侈口、斜肩、鼓腹、圈足，肩上有御环两兽耳；其壶身满饰嵌错图案，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图，中层为宴乐戈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嵌错精致、工艺高超、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该铜壶画面反映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该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从上到下，共有3层图像，每层图像的左右侧描绘的场景也各不相同。

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

战国 通高40、口径13.4厘米

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  

      第一层右侧是一组采桑的画面，两棵茁壮的桑树上挂着篮筐，有人忙着采摘桑叶，有人接应传送。树下有一个形体较高大的人，扭腰侧胯、高扬双臂，跳起豪放的劳动舞，旁边两个采桑女，面向舞者击掌伴奏。追溯中国养蚕、丝织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正是丝织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该种社会背景，使采桑成为铜器上的一个重要图案。据统计，在已发现的青铜器中，有采桑图案的多达5件。第一层的左侧是习射的场面，亭子里的第一个人正进入临射状态。他手中的弓已经拉开，身躯呈现很用力的态势。亭子前方站有一人双手高高举起一个长竿，竿上还有飘带，也就是箭靶。紧靠亭子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短棍，他是负责报靶的。由于弓箭在狩猎和战争中都有重要作用，所以孔子将“射”列为教授弟子的六门必修课（时称“六艺”）之一，“射”成为当年贵族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

       第二层的右侧是猎射场景。几个人正等待射靶时，天上飞来一群大鸟，引得他们兴起，拉弓向大鸟射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中了箭的大鸟身上分明有根长长的绳索，是因为射箭的人还要把射出的箭收回来，便用生丝线系在了箭杆的尾端，古时将箭杆上的生线叫“缴”。第二层的左侧是个盛大的宴飨场景。坐在厅堂地上的就是举行这次宴席的主人，他身边还站着一位手持铜戈的护卫人员，而被宴请的宾客则站起身来，手端酒杯，向主人敬酒。该种场合是一定不能缺少歌舞的，时称“钟鸣鼎食”。图中参与演出的人员远远多于参加宴饮的人数，他们敲编钟、击编磬，个个体态轻盈婉约，似是边敲击边起舞。门柱旁还立有一只建鼓，有两人正在建鼓的两面进行击打。建鼓旁边的几位舞者，一手上扬，一手拿着兵器作为舞具，相对“文舞”而言，是“武舞”。

        第三层刻画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右边是水战，左边是攻城战。先看水战：两条对攻的双层战船上飘扬着战旗，左船的战旗是用织物制成，旗上的圆点表示着最高指挥官的级别；右船的战旗用鸟羽修剪、编缀而成，称为旌旗。上层的兵士正在厮杀，手持有长兵器的或刺或钩，持短兵器的近体肉搏，右船有泅水的战士，伺机破坏敌船或登敌船格斗，夺取敌船。左船尾部则有人擂鼓助战。水军是中国春秋末期才形成的新军种，且出现在傍海临江的地区，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军物品，因此，该组水战的图像更显珍贵。攻城的战斗简直有些惊心动魄，图中的横线代表城墙，斜线代表云梯。当时由于兼并战争比较频繁，促使攻城和守城的战术、技术、兵器都得以长足发展。从图中看去，守城的一方有弓箭、礌石、长戈、短剑等。攻城的一方有云梯、长矛、长戈、短剑。攻的一方处于下风，有的已身首异处，有的从云梯上摔了下来。

        底层描绘的是猎人捕猎的场景。  

   整个壶身仅有40厘米高，却刻有200多不同的人物形象。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青铜嵌错工艺，即在铸造好的青铜器的表面嵌入其他材料的丝片，再用错石在青铜器表面错光磨平，从而构成了纹饰图案或文字。但在制造一些特殊器物时，可能只有镶嵌而没有错平，如有的青铜器用绿松石或宝石等镶嵌莫一部位，则无需磨错平整。青铜器的镶嵌材料就目前所知，主要有红铜、绿松石、玉石、金、银、铁等。利用青铜与另外的材料颜色对比，使嵌入的纹饰或文字更加清晰、鲜明和美丽，使一件器物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赋予它艺术效果和文化价值。

      所谓错，《诗经-鹤鸣》有：“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句。“错”本字为“厝”，就是用一种细砂岩做成厝石，用来磨错嵌入青铜器内的金、银、红铜等材料。典籍中所记错金、错银器物，均称金银错。

       嵌错红铜工艺。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以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几件嵌铜器为最佳代表。其器型是：豆、敦、方鉴、缶、四耳盘等七件均镶嵌有纯铜花纹。1923年山西浑源出土的狩猎纹豆，豆外腹布满了用红铜镶嵌的狩猎图案，画面丰富生动，描绘了一幅写实的狩猎场面。嵌红铜工艺至秦汉以后则很难见到了.

        嵌错金银工艺。目前所知，春秋中期以后嵌错金银得到发展，其代表器物有：1966年陕西咸阳出土的战国错金银云纹鼎，该鼎从器身到盖、足、耳、钮，均饰有金银片或金银丝嵌错的云纹和三角纹。其精致程度，可谓错金银器中的佼佼者。战国时代中山王墓出土了一批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金属细工器物，其中以错金银龙凤纠结图案、虎叼鹿等几件为最佳。错金银技术到汉代仍兴盛不衰，并有一定的发展。

      错金银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发展，与当时铁工具的使用和钢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它为刻镂工艺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一般认为，金银错纹饰的形成是在铸好的铜器上经錾槽后，再镶嵌金银丝片，经过锤打使之入槽，（红铜也如此）再经错磨完成。但也有人认为有些同期上的丝与片并非是嵌入的，有可能是将液体的金或银倒在嵌槽内，待凝固后错磨，因而衔接想的牢固，不易脱落。

       青铜镶嵌工艺的发生发展，与铁钢、制刻镂工具的产生密不可分，其生产过程有严格的工序，形成制作错金银青铜器的不同工种，使这一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已经逐步摆脱了礼制的束缚，开始进入生活实用品的范畴，新的理念和新的追求又使得嵌错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

狩猎纹铜壶：

战国

宜汉罗家坝三十三号墓出土

 壶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和酒器，罗家坝遗址出土的这件壶，目前在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壶身铸刻有图像，且图像内填有“铅”类的材质。壶口部分铸刻有四组相同的纹饰，均为两兽相背。壶身中部上下铸刻有四组相同的纹饰，均为狩猎图。

      罗家坝墓葬出土两类青铜器，分别属于四川当地文化以及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这不仅反映了文化交流与人群迁移，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东周时期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关键。成都平原的墓葬从春秋晚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完全不同于早期墓葬的新特点，反映出当时文化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罗家坝墓葬作为联系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及中原文化的重要节点，正是探究上述变化的重要线索。

水陆攻战纹青铜豆

高20.4厘米，口径17.4厘米，底径10.4厘米

战国

宜汉罗家坝三十三号墓出土

       豆是先秦时期的食器和礼器，一般是用来盛放食物的。大家看到的这件铜豆器身布满了纹饰图像。豆盖部分的图像主要为宴乐和弋射，盖中部捉手部分的图像为神兽；豆盘部分为水陆攻战纹，圈足上则饰采桑的图像

      豆，像高脚盘，本用来盛黍稷，供祭祀用，后渐渐用来盛肉酱与肉羹了。

      豆，古代盛食器和礼器。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同名陶器，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豆作为礼器常与鼎、壶配套使用，构成了一套原始礼器的基本组合，成为随葬用的主要器类。用豆之数，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故有”鼎俎奇而笾豆偶” 的说法，但是也有使用奇数组合的。《周礼·掌客》载：“凡诸侯之礼，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二十有四。”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铜豆器却甚少。

       古代人民最早用于盛放黍稷，后演变为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物。豆的造型类似高足盘，盘，上 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商周时豆多浅腹，粗柄，无耳，无盖。春秋战国时豆的形制较多，有浅盘、深盘、长柄、短柄、附耳、环耳等各种形状，上有盖可仰置盛放食物，亦有方形的豆。使用时，豆也常以偶数出现，按尊卑长幼，亦有数量多少之分。《国语·周语》：“觞酒豆肉箪食。”（一觞酒一豆肉一箪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