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FTER-网易轻博

序一：中国古代家训血脉略考

一、家训的意义
      家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场所。所谓家训，即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是家诫、家诲、家约、遗命、家规、家教。是一家之法度，一家之学问，一家之精神。家训的首要功能是“齐家”，另一重点是“修身”。家训既有提倡和要求，也有严格的约束和规矩，其实质就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两种：一是彼此持平的，如夫妻，朋友，一是上下有差的，如父子、君臣。这两种关系，在家庭中都能找到。而家训不过就是教人如何处理这两种关系。虽有亲疏之别，但根本处仍是一致的。所以，家训首先是规矩，是在规则层面，打通一个家庭与整个社会的工具。即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空间内培养人适度地表达出自己情感的方式，学会基本的公共处世原则。家训中最重要的内容一定要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些内容可能被溶解在那琐碎的洒扫应对、养生送死之中，故而这些现实生活的细微内容，却蕴含着先贤们认为天地间最为宝贵的德行，是一个人面对世界时所需要的基本素质，是一个家族精神所系。
   现代的家庭日益小型化，独生子女，三口之家，使得家族观念逐渐淡化，然而在教子时，人们往往又有一种寻根溯源的本能，希望从一些名门望族的治家良方中寻求助益。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民族，“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从先秦到明清，留下来的家训许多堪为经典。其内容之丰富，涉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中所没有的，其理论和经验，伴随中华文明早已化为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民族灵魂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古今之变，古代的许多规则，法度在今天并不适用，也不是所有的人家都需要一本家训。但是“家”的本质并无古今之别，以家为基石的家训，至少在基本精神上可为今人提供诸多借鉴。

二、古代家训都“训”些啥？
      端蒙养、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运用家训“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家训多是先人留下的为人处世宝典，均为历代的优秀之作。一眼望去，浩若烟海，体裁繁多。古代家训智慧概括起来说，是以'尊儒"为核心，围绕“齐家治国”、“为人处世”、“读书治学”三个方面展开的。
     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其核心就是强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的理想社会，而要建立这种理想社会，每个人必须要有“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学识和道德修养。古人谆谆告诫子孙的，几乎全都是儒家的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等。
      古代家训中，讲“齐家治国”人生理想与信念的随处可见。周公辅政时教导侄子成王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句家训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的名训。自周至清，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宋太祖赵匡胤“仁慈待人”的家训、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与《圣谕十六条》。吴越王钱公式所撰《钱氏家训》更是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宋人包拯更是以家法的形式告诫子孙不得贪污……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官员，都在用家训要求和鼓励他们的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实现“齐家治国”的理想。
      讲如何“为人处世”原则的家训亦信手可拈。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道”“勤俭”“谦恭”和“助人”等。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颜氏家训》一开篇就概括性地阐述了著立家训的目的：“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在《袁氏世范》中，袁采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弟子规》在总叙中则具体列述了弟子“为人处世”与学习上的守则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
      古代家训中，讲“读书治学”方法的家训更是数不胜数。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来看，其中就列举了数十个劝学、勤学、苦学、励学的故事来勉励孩子学习。颜之推历仕四朝，靠自己的才学立足于乱世，他深感学习的重要性，提出“积财千金，不如薄技在身”的思想和勤、精、博、虚、实的学习方法。历代家训中，大多数家训都认为，教孩子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寻上达之路，更主要是读书做人。其中“德才兼修”的方法最值得称道。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训诫子弟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入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训诫子弟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修身”第一，“仕进”第二。孔子教导儿子不仅要学“诗”，更要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学礼无以立”。孟子母亲更是用“孟母三迁”“断机教子”这一套“身教”家训，教出了一个“亚圣”。另一个特点是把训诫子弟读书与立志联系起来，与“齐家治国”和“为人处世”融为一体。
      概览历代家规家训，上自帝王将相，大儒名臣，下至普通百姓，都有我们可资借鉴学习的精华。它们体现了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礼义廉耻、爱家爱国、好学进取、诚信友善、刚柔相济等思想理念。我们学习家训不是好古，而是要通过智慧长者的金玉良言来端正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传统文化，为家庭、家族、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为社会的和谐增加正能量。

三、古代家训的历史血脉
      先秦时期，是中国家训的萌芽期。周公首开中国家训先河，他的《诫伯禽书》就是先秦家训的代表作之一。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实践，告诫儿子怎样去选贤任能、治国理政，可谓语重心长。孔子的诗礼家教，更是影响深远。
     中国家训的发展期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献开始出现，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已形成，传统家训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许多家训名篇及其演绎的家训故事传为美谈。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成就了其子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双诫”被人们视作他的“家训智慧”，南北朝思想家、教育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传统家训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真正走向了成熟。
      隋唐和宋元时期，家训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走向繁荣。唐太宗的《帝范》与《诫皇属》、欧阳修的《诲学说》与《与十二侄》、包拯家训、朱熹的《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蔚成了中国家训的壮观景象。在这些家训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属包拯家训和《袁氏世范》。袁采虽只是个小县令，但他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他撰写的《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被称为“亚训”，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将它奉为至宝。
      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的鼎盛期。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等等。中国家训的发展历史由此达到顶峰。这其中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堪称明清家训的扛鼎之作。
      清代后期开始，家训开始走向衰落，不过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几许亮光。譬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在传统家训中掺进了一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因素，但终究因时代所限没能形成大气候。五四运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家族传统观念逐渐被看成是一种思想和道德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文化的影响力显著淡化。上世纪末，重修家谱之风渐盛，家规家训随之被重新重视。

序二：家庭是中国人的教堂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说：西方的宗教为上帝教，中国的宗教则为“人心教”或“良心教”，中国人做事以良心为出发点。西方人以教堂为训练人心与上帝接触相通之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须有一训练人心使其与大群接触相通之场所，此场所便是家庭。        千百年来，人们信念里始终有着一个固定的归属——家。“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难解的乡愁；“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亲情的牵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是家国的话题。家的归属感早就浸润于血脉中，融入进文化里，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人生的旅途上，多美的风景都比不过回家的路。无论人潮车流有多么密集汹涌，回家的路有多少雨雪阻隔坎坷颠簸，心的方位永远指向家。家乡和家庭有无比强大的亲和力与凝聚力，磁吸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情感。
      家是亲情的港湾，在家庭责任和担当氛围中，我们识晓了人生大义，读懂了生活哲学。 家是社会的细胞。罗素有一个观察，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但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休戚相关。正因为这种对家庭的责任，家就成为由私及公的必经桥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了与亲人之间最真诚的爱戴，往外推己及人也才会格外有力。由家而国，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推扩，让家国情怀成为民族品格。出则安邦定国，归则立业兴家。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根脉。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它教授给我们的内容，既有无私而厚重的亲情大爱，还有接人待物的基本功课，更有家国天下的浓厚情怀。家庭是我们心灵的皈依，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家庭是我们的教堂。
     书信是通往心灵的高铁，每写一个字，每读一句话，我们的内心都可能被打开了。家书，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家训。这种作为亲人间沟通的书信形式，如今似乎距离我们很遥远了。但事实上，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书在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中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家家户户的家书虽然很多是家中琐事，但这些琐事的背后，却饱含亲人的思念、生活的关心、谆谆的教诲、对孩子的期许，留下的都是蕴含在琐事中的人生智慧和教训。许多流传千古的教子家书，让我们再次发现思想之美，情感之美。其中不乏珠玉之言，堪为我们学习借鉴。
    赏看古今短家书，收获人生大启迪。以家庭为起点，我们奔向更美好的前程。

序三：论家风
      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的。如何写好一个“家”字，如何培育、维护、延续一个家庭，发挥家教功能，中国人有大量的理论和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伴随中华文明早已化为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民族灵魂的一部分。其中精华便是家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家教门风。
     家训是家风建设的载体，家风的传承是与家训家规是结合在一起的。家训家规是家教的具体方式，家风是在家庭实际生活中形成并传承的一种文化。家训家规是有形的规范，家风则是无形的传统，家风的形成、传衍有赖于家训家规的传承发扬。好的家风，本质上是道德品行的传递，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楣，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那么他在处世行为上就有“法”可依，有坚守内心的原则，对他的品格之养成有着重要意义。
       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贵的财产，它某种程度影响着后代的命运，也决定着家族的兴衰。放眼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名扬千古的人物都有良好家风的熏陶。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明君”、贤相、志士仁人、爱国英雄、世之楷模、文人学士，都与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些著名人士的回忆、自叙和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幼小时候的良好家庭教育和严格的道德养成，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向往崇高、追求理想的浩然之气，并培育了他们自觉抵御社会腐朽风尚的坚定毅力。这种自幼就形成的优良品德，能使他们迁善远过、日新又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然而现今，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家风的力量，一心为子女谋前程，求富贵。殊不知，给子孙留金留银，不如留一个好家风。家风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不好，殃及儿孙，贻害社会。
      古人素重身后名。即便生前博学多才、德厚流光，但终将化成抔土、趋于萧索。如何让毕生修养和体悟得以延续，士人们纷纷选择重视家教，涵养家风，从而令德性可以子孙承继，代代维系。中国古代许多为官者都在家训中表达了自己为人为官的价值追求和操守，并将其转化为对后人的期望，以维持崇高的家声。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是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拯留给子孙的家训。时至今日，包氏子孙依然因有如此祖先而倍感光荣，因有如此家训而互相训诫。可谓官德之传，千百世矣。
    “俭以养德”是中国古代士人修身养德的关键所在。诸葛亮劝诫子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认为，“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劝诫儿子“以俭素为美”。他曾撰文《训俭示康》，专门强调“俭”的重要性。他教育儿子司马康，为人有贪心，做官也一定不会清廉，会走入贪赃枉法的歪路。他要求儿子“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而司马康也秉承了父亲教诲，为人节俭，做官清廉，史书上说他“为人廉洁，口不言财”，连皇帝所赐财物都不要，还评价他“济美象贤”，很好地传承了司马家的家风。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其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他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训：“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不肯将金钱留给后人，曾写信对女儿曾纪芬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对联传给后代：“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此家训意义深刻。
     勤俭之家培养出来的子弟，多是廉洁奉公。 范仲淹十分重视家风。他一生为官清廉，以俭持家，最看不惯奢侈浪费。他的儿子范纯仁结婚时，女方知其节俭，所以不提其他要求，只希望用罗绮作幔帐，却被范仲淹一口否决，说绝对不能因此坏了家风，如果对方送来这样的幔帐也一定会烧掉。不过，范仲淹并不吝啬。一次，范纯仁受父命到外地运麦子，途中遇到老朋友无钱葬亲，逗留在外，就将所有的麦子都给了他。回家后，还因为这件事受到父亲的表扬。这样的言传身教下，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延续了节俭的家风，养成中正的品格，为官以天下为己任，修得好名声，在北宋后期政坛颇有影响力。家教门风对其为人为官的品性修养影响深远。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选贤任能的优良文化传统，历代家训中，大都重视教育子弟读书做人。孔子诫子鲤曰，“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把学习诗、礼，上升到个人为人处世和接人待物的高度。隋唐科举制兴起，诗书传家逐渐成为古代家训的主要特点。颜之推深感社会动荡无常，认识到立身的根本在于学习，劝诫子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其《颜氏家训·勉学》云：“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他告诫子弟人生贵在“读书学问”，“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韩愈训诫儿子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唐代以降，“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求取功名，以诗书传家的观念，成为士人最高追求，对中国人好学性格的养成有着积极作用。教孩子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寻上达之路，更主要是读书做人。不读书就不能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古今不易之理。
       中国人优良品格的养成，是凭借古代无数家训的宣教，家风的熏陶，以及贤良百姓一点一滴的共同努力树立起来的。也正是勤俭持家、诗书传家等优秀传统价值观念，树立起润泽后辈的优良家风，才培养了无数贤明卿相、威猛将帅和文化名流，对中国人优良品格的形成和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传统的家风、家规、家训及其富含的传统美德，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有其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努力传承中华文化的家风家训文化，研究、汲收、实践这些优秀家训，并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发扬光大。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行为准则将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