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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塔斯塔齐奥与格鲁克

    在为萨列里提供教育的同时，加斯曼也带他认识了许多知名的维也纳歌剧艺术家，以此帮他在当地社交圈里建立起一定的声望。萨列里是通过诗人们例行的周日早间沙龙认识梅塔斯塔齐奥的，他此后也成了那里的常客，并加入到与梅塔斯塔齐奥同住的马丁内斯一家的音乐娱乐活动中。18世纪50年代初期，海顿曾住在马丁内斯家公寓的阁楼里，为这一家的小女儿玛丽安娜·冯·马丁内斯 提供音乐指导，而此时的萨列里正置身于那曾使海顿受益匪浅的音乐与文学氛围中。

    这位伟大的音乐剧诗人和萨列里成为了朋友，穆塞尔记录道：“当他们两个独处时，梅塔斯塔齐奥会让萨列里朗读自己歌剧和清唱剧的选段，‘这样的教学不仅对我十分受用，而且（在梅塔斯塔齐奥的观点里）对任何一个想要成为声乐作曲家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萨列里说道。”

    这位年轻的音乐家从朗读中受益匪浅：“很明显，萨列里并没有忽视这一部分的重要性，而他的作品中最具魅力的特点之一就是精妙而充满活力的唱段，每位细心的听众都能注意到这一点。大概四十五年之后，萨列里在教授舒伯特时，总是会用到基于梅塔斯塔齐奥诗作所谱的曲子。

    穆塞尔的论著还提到了值得注意的一点，即能与梅塔斯塔齐奥建立这般深厚的友谊得益于萨列里那能与大人物相谈甚欢的社交能力。1772年，查理斯·伯尼（Charles Burney）在维也纳时曾描述梅塔斯塔齐奥为：“很难与人接近，也同样厌恶新的人和事。”更值得注意的是，萨列里设法在和梅塔斯塔齐奥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和格鲁克建立联系，后者的戏剧观念与梅塔斯塔齐奥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伯尼写道：“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一样，党派之争在诗人，音乐家和各自的追随者中异常激烈。梅塔斯塔齐奥和哈斯可以说是主要派别之一的领袖，卡尔扎比吉和格鲁克则领导着另外一派。”年轻的萨列里在这两个党派里都混的风生水起。

    萨列里曾在1809年的一篇文章里阔谈自己初到维也纳时便与格鲁克建立起来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感谢上天赐予我这样好的条件，我不仅与格鲁克熟识，还一直享受着他的信任与关照，这份热情从1766年（也就是我16岁那年）起直到1787年11月他去世，始终如一。”萨列里的第一部法语歌剧《Les Danaïdes》是以他和格鲁克的合作曲为名义上演的。在这篇曲谱的封面上，萨列里将自己写为格鲁克的学生。但他本人似乎从未在格鲁克那里接受过任何正式或系统的教育。

约瑟夫的合唱团

    通过让萨列里担任编写复调乐曲和指导演出排练的工作，加斯曼让他的学生成为了宫廷音乐机构中的重要一员。他负责保证萨列里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报酬，以此来稳固这位年轻音乐家的地位。到了1772年（或许更早，1766年至1772年间的财务记录是缺失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无从得知），萨列里已经能从剧院领到480古尔登的年薪。这笔薪水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是加斯曼的学徒，而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作曲家了。一份记录报酬支出的文件中记录了萨列里是以作曲家（compositeur）的身份领取薪资的，多年之后，萨列里也帮助韦格尔获得了与此相似的地位。

     加斯曼也在宫廷里为他的学生谋得了一个位置。1766年6月，就在他们抵达维也纳后的几天里，加斯曼向约瑟夫皇帝引荐了萨列里，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将成为萨列里最重要的资助人。

    很少有统治者能像约瑟夫一样对其首府的歌剧创作有如此大的控制权；也很少有人在歌剧杰作的不断问世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在1765-1790年间统治着哈布斯堡王朝，并与母亲玛丽·特蕾莎共理朝政，1780年母亲去世后，治国重任便由他一人担下。在理政的第一个十年中，他几乎很少插手宫廷剧院的管理事务。1766-1776年里，剧院由一连串代理人负责，他们始终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皇帝对维也纳歌剧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是18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在1778年创办了轻歌剧团，又在1783年创立了喜歌剧团，这让萨列里与他有了更频繁的接触，也极大促进了萨列里早期在舞台演出上的成功。

    约瑟夫来自于历代统治者中的音乐世家：家族成员不单是赞助者，同时也是演奏家，歌唱家和作曲家。他的曾祖父利奥波德一世会演奏好几种乐器，也创作过许多声乐作品；祖父查理斯六世有着高超的键盘演奏技巧，还谱写过大量的键盘乐曲。查理斯也让自己的女儿玛丽·特蕾莎接受了良好的音乐训练；（在约翰·阿道夫·哈塞和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瓦根塞尔的指导下，玛丽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歌手）她也同样让自己的孩子们学习音乐。约瑟夫本人最终成为了一名大提琴手兼键盘乐手；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则像妹妹玛丽·安托瓦奈特等一众兄弟姐妹一样会演奏键盘乐。

    只要身在维也纳，还有一群御用音乐家在身边，约瑟夫便会每周会多次参加他们的表演，以此满足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在他死后发表的一份报告详细探讨了这些私人音乐会的细节、参与其中的音乐家和保留节目单。这份报告将皇帝描述为一位热情而训练有素的音乐家：

    “如果说我们的首都里有这样一个人，既是音乐的鉴赏家，又是赞颂者和狂热爱好者，那这人便是他。每个下午，他都享受着与合唱团里的三位音乐家共同演奏的快乐。仆从约翰·基里安·施特拉克（[Johann Kilian] Strack）也是这个小型音乐会的参与者之一，他也是一位音乐家，且衷心地追随着我们那不朽的君王……参与这场私人音乐会的第一位小提琴手是赫尔·弗朗茨·科瑞比奇（Herr [Franz] Kreibich）……施特拉克……演奏大提琴，并受托管理乐曲库。”

    小乐团的其他成员分别是小提琴手Thomas Woborzill、Johann Baptist Hoffmann和Heinrich Bonnheimer（他们都来自伯格剧院管弦乐团），中提琴手兼作曲家Ignaz Umlauf,以及管风琴手兼歌手兼作曲的Joseph Krottendorfer。

    这些先生们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相聚一堂，一般的时候只有其中三个人陪伴施特拉克和约瑟夫。后者有时演奏《Klavier》，有时演奏大提琴，他也经常负责演唱的部分。他们很少进行四重奏，只有那些被科瑞比奇和施特拉克推荐作为余兴表演的作品才会被演奏……皇帝喜欢哀婉的音乐，有时还会请人演奏加斯曼和奥多涅斯等人的作品，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从严肃歌剧和清唱剧曲谱里截取选段来演奏。约瑟夫十分乐意看到演出被搞砸，科瑞比奇越是焦头烂额，弹得气急败坏，他就笑得越开心。这一私人宫廷音乐会的举办出于两个目的：享受艺术的熏陶，享受与知音共处的快乐。

    音乐会每天都在皇帝的房间里举行，一般在晚餐后开始，一直持续到剧院的演出开演。如果因为公务耽误了，就晚一点再开始，但会比平日持续的时间更久，特别是当剧院没有什么好节目可看的时候。施特拉克一直是这个小乐团的一员，其他成员则轮流参与：一天三人，第二天另选三人。

    穆塞尔还给了我们一些关于约瑟夫音乐水平的小细节——特别是他的多才多艺——与参加过的演出总数相矛盾，早期的统计显示这个小乐团开音乐会的频次是每周三次，而不是每一天：“约瑟夫二世的音乐造诣很深，掌握着视奏和视唱同时进行的能力。在这个每周举行三次，持续一个小时，且没有观众的音乐会上，他一般都会演奏大提琴或中提琴；有时他会照着谱子用钢琴伴奏，同时唱男高音或男低音的部分；他也会分别指出编曲中精彩和差强人意的部分。

    约瑟夫的音乐创作对萨列里的事业影响很大，因为这让他接受了来自宫廷的赞助。萨列里刚刚到达维也纳不久，就在一次室内音乐会上被引荐给皇帝。加斯曼作为约瑟夫的作曲家出席了那次音乐会，他为此贡献的不仅是自己的作曲能力，还有演奏能力。加斯曼与皇帝感情深厚，用穆塞尔的话来说，他“被他的君王爱惜并珍视着”。这也解释了加斯曼那年轻的威尼斯学生为何会受到约瑟夫热情而友善的欢迎。穆塞尔大概是根据萨列里的回忆来描述这件事的：

    “皇帝用最优雅的风度接待了他，又亲切地问：“啊，多美好的一天！你觉得维也纳怎么样？”萨列里又害怕又窘迫，因为住在威尼斯时习惯了用“阁下”来称呼有身份的人，于是脱口而出：“很好，阁下！”但是很快便改口道：“特别好，陛下！”在场的一些宫廷乐师被这个年轻人笨拙又单纯的样子逗笑了。相反的，皇帝开始和蔼地问起他的故乡，他的父母等等；萨列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也越来越镇定，不再像刚刚那样紧张了。他甚至抓住机会抒发了对在场的老师的感激之情，将他描述为自己父亲和恩人一样的人物。而后，皇帝让这个年轻的学生凭着记忆演唱并弹奏些什么，就是那些能让其他君王拍手叫好的曲子。”

    “音乐会如往常那样开始了；这次演奏加入了乐师长哈斯所编歌剧《Alcideal bivio》中的人声部分。萨列里一丝不苟地按照乐谱演唱，无论是负责低声部还是独唱，都显得从容自若，因此，他的老师被要求每一次出席这种活动都带着萨列里来；萨列里在宫廷的服务生涯就此开始，在这之后再也没中断过。”

     “1760年，为了庆祝约瑟夫与帕尔马的伊莎贝拉结为夫妻，哈斯准备了一场内容极其丰富的戏剧嘉年华。在剧中，年轻的大力神海格力斯必须在纵情享乐和谨守美德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萨列里唱过哈斯作品的低声部，所以我们大概能推测出他独唱的部分可能是海格力斯的唱段，由女低音乔凡尼·曼佐利负责演唱。鉴于加斯曼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教学成果的好坏与否全部取决于你自己”），萨列里很可能将自己代入了那毅然做出选择的海格力斯。

    晚年的萨列里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忆和约瑟夫合奏音乐的那些时光的，这让Hüttenbrenner坚信有时候他们会单独相处，一同演奏：约瑟夫“经常读好几个小时的意大利文乐谱。萨列里弹钢琴，陪伴约瑟夫皇帝用大提琴演奏那些他熟练的旋律。

    萨列里没有第一时间就从小乐团的表演中领到薪水，但却获得了更宝贵的东西：来自皇帝的善意，这也体现在他慷慨的馈赠上，每到新年约瑟夫都会给他一笔钱，一开始是五十杜卡特，之后涨到八十。

    加斯曼在1774年1月20日便早早地离世，萨列里再次成为了一个孤儿。约瑟夫接替了近乎于父亲的身份：一位腼腆但大度的资助者兼密友。2月3日，他给自己的大总管约翰·约瑟夫·赫文惠勒亲王写了一封协议：

亲爱的赫文惠勒亲王，

鉴于乐师长加斯曼已不在人世，我便将加斯曼在室内乐团中的职位授予安东尼奥·萨列里，并给予他一百杜卡特的年薪，特任命你为他准备一份法令书，就像[你曾经为加斯曼所做的那样]，并向财政部上报他的工资数额。

                                                        1774年2月3日于维也纳

                                                                                  约瑟夫

    皇帝没有明确指定萨列里的新职位，根据莫塞尔引用的翻译，萨列里本人称其为小屋作曲家（Kammer-Kompositor）。他一直担任着这一职位，直到1788年3月波诺退休，他终于升职为宫廷乐长。

    皇帝的偏爱能带来更多好处。出于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有可能是合同的规定，宫廷剧院的经理们雇佣的音乐总监必须是约瑟夫手下的作曲家。萨列里成为室内作曲家后不久便成为了音乐总监加斯曼的继任者，还得到了额外的300杜卡特。

 

    在约瑟夫·豪辛格（Joseph Hauzinger）的一幅画里，约瑟夫皇帝坐在一架三角钢琴前，正准备给妹妹安娜和伊丽莎白的二重唱伴奏，谱架上摆着一份标题为“二重唱”（Duetto）的手稿，表露了约瑟夫对意大利文歌曲的偏爱。乐谱封面的右下角可以看到一行题词：“del Sig.Salieri / Scholare del 【后面两个字很难辨别】rinomato Sig./ Gasman”。

   乐谱扉页很少会写上作曲家老师的名字，所以将加斯曼的名字写到萨列里乐谱扉页上的很有可能是画家而非抄谱员。豪辛格将加斯曼和萨列里并入约瑟夫画像，巧妙地暗示了皇帝对这两位音乐家和他们音乐的喜爱。从萨列里的角度看，这幅画作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段关系：一个是和一位天赋异禀的老师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和一位热情且强大的赞助者间的关系。

恋爱与婚姻

    萨列里第二个“父亲”的离世和宫廷中获得的稳定职位可能让他想到要结婚成家。大概就在加斯曼去世前不久，萨列里遇到了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年轻女性，特蕾泽·赫弗斯多弗（Therese Helferstorfer），很快她就会成为他的妻子。他记得这一切是在冬天发生的，追求特蕾泽的过程不长，在向她表明心意后不到一周，特蕾泽的父亲就去世了。死去的岳父名叫卡尔·贾各布·赫弗斯多弗，从国家财政部退休后于1774年1月24日离开人世。萨列里很可能是在1774年1月（或许那时他其实已经要向她求婚了）开始追求特蕾泽的，加斯曼也是在那个月去世的。婚约书上记录着他们是于1774年10月10日结婚的，但在穆塞尔的记录中，萨列里将自己恋爱和结婚的时间记成了下一年，也就是1775年。萨列里竟然把这些重大的日子记混了，我们对此该如何解释呢？或许只是他的记忆出现了差错，又或许是萨列里想到自己的婚礼和老师的忌日如此邻近会感到有些五味杂陈。

    萨列里追求爱情的过程和为了获得特蕾泽家人的认可所做的努力是穆塞尔在传记中花费最多笔墨的地方。传记的这一部分中引用了韵律悠扬的意大利诗文、修道院音乐、法语对话和圣史蒂芬大教堂的每日弥撒，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在这个信仰天主教，追求国际化，热爱音乐的城市过着怎样的生活，萨列里就是在这里长大成人的。

    1807年特蕾泽去世，享年52岁。他们的八个孩子里有四或五个都早早夭折了，只有三个活过了自己的父亲，除了一个男孩以外其他的都是女孩。萨列里唯一的儿子阿洛伊斯，卒于1805年，年仅23岁。晚年的萨列里回忆起儿子，说他有着“最美妙的歌喉和极强的作曲天赋”。

    1774年是萨列里人生的转折点。年初，加斯曼的逝世直接让约瑟夫决定将乐师的职位留给萨列里，这一决定也为他的婚姻创造了条件。1774年初，24岁的萨列里已经见证过自己的八部歌剧作品在宫廷剧院的舞台上演，但他在威尼斯的身份仍然还只是加斯曼的学生兼徒弟。到了年末，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和音乐家：担任宫廷剧院的音乐总监兼约瑟夫的室内作曲家，娶了一位威尼斯显赫的中产家庭的小姐为妻，并且即将成为维也纳市中心1115栋房屋的主人（如今为塞勒加斯），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

那位“音乐界的塔列朗”

    在阅读穆塞尔所写的传记时，我们必须时刻铭记，他只认识晚年的萨列里，而那本在萨列里死后不久便发行的书是为了写给那些觉得他对莫扎特怀有敌意的人的。如果穆塞尔认为萨列里性格中的某些方面令人不快，他就不会多写。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此产生的片面性描写也让我们不好恭维。那些被他赞颂为美德和虔诚的品格，在我们看来可能会被批判为伪善和不容异己：

    ”萨列里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肤色偏黑，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头黝黑的头发。他脾气不好，很容易就陷入暴怒，但又可以像贺拉斯那样对自己说：“Tamen ut placabilis essem”，（让我先冷静一下），于是沉思很快便代替了愤怒。他喜爱秩序与整洁；他的打扮总是紧跟潮流，但穿的衣服总是和自己的年龄相符。他对所有娱乐活动都漠不关心。他只喝白水，但又对油酥点心和糖果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爱。读书，音乐和一个人散步是他最喜欢的消遣活动。“

”他讨厌忘恩负义；他认为向别人表达感激是他应尽的义务。他总是尽可能的行善事，他的钱包总为有需要的人打开。他喜欢和人交谈，尤其是和音乐相关的话题，他说起这个总是孜孜不倦。好吃懒做的人令他厌恶，无神论者令他恐惧……但平时他一直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的善良，幽默，才智（他从不过于卖弄）让他在社会上十分受人欢迎。“

    1783年加入约瑟夫喜歌剧团的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在到达维也纳时面见了萨列里。他印象中萨列里的外貌和性格与穆塞尔的记录有几分相似之处：“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表情十分生动，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经常听到斯特雷斯的妈妈（即女高音南希·斯特雷斯的母亲）说，他几乎就是第二个加里克 。”凯利还说萨列里“几乎会拿一切事开玩笑，他是个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在维也纳尤其受人尊敬；能被他注意到，对于我而言是极大的幸运。”

    对他的学生，萨列里表现出如家长般的大方和支持；对那些一起合作的诗人们，他表现出尊重和配合。对于那些演唱他作品的歌手们（如果他们都像凯利那样的话），他以礼貌和友好相待。但是，他和当时那些一流的作曲家们——他们既不是他的老师，也不是学生——关系很疏离，也很冷淡。萨列里对他们所创音乐的看法如何，我们知之甚少，而相关证据的缺乏本身就有点令人不安。那些穆塞尔用于写作传记的回忆中肯定也很少包含萨列里对同时代作曲家的看法。如果他对加斯曼、莫扎特或者帕伊谢洛的音乐留下了评论，穆塞尔肯定会在文章中引用或转述它们，可穆塞尔对这件事完全保持了沉默。

    萨列里还是对其他作曲家的音乐发表了少量好评的，其中一些是在只需褒奖的场合下发表的。在格鲁克的《Les Danaïdes》公演后不久，萨列里在一份公开信中对他表达了一贯的奉承与恭维，这封信中没有体现出任何对于这位老作曲家和他的音乐的真实想法；同样虚浮的还有他对约瑟夫的夸赞，1780年，约瑟夫的歌剧团表演了安德烈·格雷特里的《路西勒组曲》，他向萨列里询问对剧团以及表演的看法，萨列里评价为“在各方面都是百分百的完美 。”

    对其他人的音乐缺乏兴趣可能与他在威尼斯音乐界的地位以及对更高名誉的追求有关。早在1774年，他就已经“期盼着有朝一日能成为首席乐师长”，正如他对特蕾泽·赫弗斯托弗的父亲所说的那样。出于政治原因，他可能早已经习惯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底。Hüttenbrenner看出了这种少言寡语中隐藏的智慧，他写道：“我认为萨列里是最善于交际的音乐家；他简直是音乐界的塔列朗。”但政治这一个原因并不能解释他的沉默。他忙于作曲，指挥，教学和管理工作，他的生命中见证了无数音乐与歌剧文化的辉煌奇迹，但他却对此无动于衷，即便自己的作品也是其中之一。

    萨列里的肖像画少之又少，而其中的大多数，都和穆塞尔传记中的描述一样，是一个老人模样。现存最早的画像应该是1786年由阿尼乌斯·罗申科尔（Hieronymus Löschenkohl）绘制并出版的的一幅人物剪影，这幅画为我们能一窥他三十岁时的样貌以及他当时的影响力与创造力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另一张图片是罗申科尔创作的版画，画里其中一位正在表演的音乐家应该就是萨列里。这幅版画记录的是1790年4月为庆祝利奥波德大公（他之后便成为了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宣誓效忠仪式而在皇家教堂演出的《感恩赞》（Te Deum）。合唱团和管弦乐队分为两波，各位于教堂两侧的楼厅。在左侧，一位被乐师们包围的指挥家正高举着右手。尽管罗申科尔并没有为这位指挥家刻画太多细节，我们还是能推测出这大概就是乐师长萨列里正在用音乐向那位帮他走向成功之路的统治者致敬。

                       萨列里剪影，Hieronymus Löschenkohl，1786年出版

皇家教堂中演奏《感恩赞》（局部），Hieronymus Löschenkohl，1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