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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艰难，尽力而为，刀片如林，糖渣零星。

*例行感谢红心蓝手绿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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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的记忆深处，一直有一个明灿灿、甜津津、带着幽幽香气的秋天。不知是什么地方，她和爸爸妈妈站在水中央，无数星星围绕着他们，像是身在天上的银河。

大概是个梦吧。小满偶尔想。

 

（一）

1958年春天，田丹结束在苏联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进修学习回国，小满已经快四岁了，精致眉眼和机灵心眼儿宛然是个小田丹，拧脾气却随了徐天。全家上下一个赛一个地溺爱——小满笑是甜的，哭是软的，撒娇是俏皮的，任性使气亦是灵动可人。按她亲大爷金海的意思，从白纸坊到珠市口的柴禾妞捆一块儿，也不及咱家满妞儿一根手指头。

然而，在这个春天，被宠得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儿，实在是田丹最微不足道、也是唯一可称幸福的烦恼。

回到讲台和教研室的田丹，发现校园已不是一年多前她离开时的模样。从整风到反右，从“大鸣大放”到“引蛇出洞”，形势急转直下，旧日师友同仁因言获罪，降薪降级、撤职留用、乃至监督劳教。有人自此噤若寒蝉，有人依然骨鲠狷介。

田丹尚未对眼前状况理清头绪，1958年夏天，曾经向学术界侃然宣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权力机关，掀起了对心理学的大批判。一批著名学者被指为“举白旗”的“反动资产阶级专家”，一时间詈言滔滔。

田丹不肯说违心的话，也不愿对谬论保持沉默，第一次批判会后便拒绝参加。

“是非自有后来论，不必争辩，留着有用之身吧。”沈教授得知此事，疲惫而和蔼地叮咛田丹。一年前，沈教授就因发表对心理学科建设的意见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现下又顺理成章地被“插白旗”，似乎苍老了好几岁，脊背却仍然挺直。

徐天第一次从田丹眼里看到那样深的茫然和忧虑。仿佛某种庞然大物正在地平线远端升起，投来如同谶兆般的阴影。

 

1958年秋天，心理学专业全体师生下放农村劳动。去处是京西门头沟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村。转眼入冬，深山早寒，徐天心急如焚，请假带了小满翻山越岭去探望。凑巧生产队队长兼治保主任原是徐记车行伙计，土改翻身后回乡，成了搞生产一把好手，见到昔日东家少爷分外热情，对师生们加意关照。小满村里村外开开心心地撒了一天欢，临走突然懂了离愁别绪，搂住妈妈脖子大哭一场，回到家却只记得妈妈晒的山核桃真香。

街道里也乱哄哄地折腾个没完，一会儿办食堂，一会儿炼钢铁。刘家俩小子险些把家里炒菜的铁锅拖去捐了，被金缨关起门来结结实实揍了一顿。

这年冬天，田丹总算回家安生过了个春节。

开春后，情势出现了转机。“学术讨论要说服人”的开明声音重新在权力机关内响起。只要能讲理，读书人是不怕的。1959年3月起，几次心理学界的学术报告会、座谈会热烈地讨论了一年前大批判中的问题，声辩种种荒唐的抨击。教学和研究工作渐渐回到正轨。

“你也去讲了吧？”徐天问田丹，语气却很肯定。

“讲了。”田丹直言不讳，露出久违的略带孩子气的倔强神情，“我不怕的。”

徐天点头：“我知道你不怕。我也不怕。”

 

（二）

小满六岁，该上小学了。

1960年秋天，小满进了附小，跟着妈妈住到简陋的教师宿舍，一周回不了两天珠市口。从爸爸到大爷大妈大姑再到刘家两个哥哥，万般舍不得也没辙。读书的事，妈妈说了算。

大学的氛围较前两年宽松了一些。附小里家庭沾“右”的孩子多了，摘帽的没摘帽的，中右的极右的，连全国点名的“大右派”也不稀罕。六七岁的小豆包还没学会半大孩子自以为是的眼色和心计，懵懵懂懂混一块儿上学放学、玩闹作伴，与普通邻里没太两样。

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难无情地袭来，却是连小满也难以忘怀。

先是主粮和油，然后是肉食、蔬菜、白糖、黄酱……需要凭票证供应的物资名目越来越多，数着人头户头给的定额却一减再减。花生瓜子、茶叶香油都成了逢年过节才会有的金贵物事。学校食堂的米饭面条换成了杂粮窝头，饭菜总见不着油花。

徐天心疼媳妇儿闺女，周末接了娘儿俩家去，总能变戏法似的变出几块市面上难买的点心。萨其马、玫瑰饼、蜂蜜蛋糕……

小满把手指头上沾的玫瑰饼渣子舔得清洁溜溜，将剩下半块饼的碟子往田丹面前推了推。

田丹微微一笑：“我吃不下，你帮我吃了吧。”

小满使劲忍着馋虫摇摇头：“这半块儿归您。”

点心有一半是妈妈的——这是打小儿爸爸就教的规矩。

徐天怜惜地摸摸小满的刘海，催促田丹：“闺女给的，赶紧吃了。”

田丹轻叹一声，把半块饼又一分为二，递给小满：“咱们来比赛，看谁先吃完？”

小满毫无悬念地赢了。

徐天看着她笑得弯成月牙的双眼，心里发堵。忍到小满去东厢房做功课，才压低了声音：“瞧把闺女给难得，这都什么事儿！”

田丹黯然道：“已经比很多外省市的人家过得好多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拉开书桌抽屉，点了一遍各色票证，仔细地分别夹回粮本和副食本里。“对了，缨子姐那边，你也想着点儿。两个男孩子正是吃长饭的年纪，这家可不好当。”

“知道，替燕三张罗了。”看着本上一格一格打的对勾和盖的“已领”章，当惯甩手掌柜的徐天也不禁犯起愁。

靠着两人还算宽松的工资，靠着徐天的系统内部资源和金海七拐八弯的人脉，靠着关宝慧在副食店近水楼台的便宜，靠着刀美兰一分钱掰好几瓣花的精打细算，日子在相互周济中紧巴巴地过了下来。

除了吃不饱饭，小孩子的生活里没有多少别的烦恼。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学校课时改为半日制。小满活泼跳脱，功课从不费劲，考试总能悠个头几名。课余跟着刘家两个哥哥学会了不少技能：去天坛和陶然亭挖野菜、打麻雀，去金鱼池捞鱼，去永定门外的小树林偷偷跟农民换白薯——这是刀美兰打听出的门道，一斤北京市粮票换四斤白薯，好歹能混个饱。用她的话说：跟解放前大差不差。

1962年开始，困难略有缓解，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稍稍多了一点。暑假，田丹带小满去了趟上海。半个南方小囡看这里的一切都新鲜，在山阴路上外公留下的三层小楼内流连不已。田丹把曾经高朋满座、名家往来的小楼连同藏书都捐给了政府，只留下田怀中的手稿、书信和家庭相册。政府发了一张证书，象征性地奖励了一笔钱。回到北京，一大家子去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破费三十元，吃了小满印象中最奢侈、最丰盛的一顿涮羊肉。

 

1964年，“四清”发动。田丹的海外经历和隐蔽战线工作历史再次被审查，教学一度中止。

田丹对此很淡定。“不用担心。去欧美留学、回上海入党、在北平下狱，这些事1955年肃反审干时都有结论的。去苏联进修，1960年中苏交恶时也都说得清清楚楚。他们要查，尽管再去查。”

徐天面上倒也沉得住气，安慰她“身正不怕影子斜”。背地里咬着牙根教小满：“凡是说你妈不好的，不是瞎了狗眼的糊涂虫，就是脏心烂肺的王八蛋。”

小满乌黑如点漆的眼睛睁得老大：“爸您说粗话！”

“说了咋了？”徐天眉头一纠，耷着脸补了一句，“别告诉你妈啊！”

“还用您嘱咐？”小满皱皱鼻子。

徐天叹口气，捋了捋闺女的马尾辫。“你妈心里难受，她不言声儿。”

1965年初，对田丹历史问题的审查以“查无实据”作结。彼时北京大学的“社教”正在如火如荼，组织结论虽然有了，恢复开课的事却遥遥无期地搁置下来。

“也没到那么糟。不讲课，还可以读文献、搞研究，只是可惜有些实验现在没条件做了。”田丹反过来安慰七窍生烟的徐天。

徐天攥紧了她的手，忽然说：“咱不干了成吗？”

没等田丹答话，他烦躁地掉开头：“我知道你不肯。可我受不了别人冤枉你。”

田丹温柔地捧起他的脸。早已不是混不吝的莽撞少年，徐天却仍然保有浑金璞玉般的不平之气，像冲破云层的一束光。

“这不算什么。咱们不是没经过是非黑白颠倒的时候。世上的道理再糊涂，总会有澄清的一天。”她一字一句地说。

徐天仿佛又看到当年在狱中含笑问他描述“人人平等的新世界”的姑娘，高窗上的冷月映着莹玉般的面容，与眼前的她一模一样。

他缓缓地抱紧她，哀愁中渗出沉沉的甜蜜。岁月没有改变他们一丝一毫。

 

（三）

1966年的夏天来得格外地早。5月，十二岁的小满正信心十足地准备升附中的考试，燕园的炎炎日头下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这次，庞然大物不再徘徊于地平线远端，任谁都能窥见它轰然迫近的浓重阴影。田丹所担心的那股力量，在近十年的隳突扭曲后，终于狂暴地失控。

没有升学考试，也没有毕业典礼。高校招生推迟半年，停课闹革命的潮流很快蔓延开来，龙卷风一般横扫全国，夺权、打倒、揪斗、抄家……不计其数的人被冤屈、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折……

田丹一介普通教师，既不当权、也非资深，暂且轮不上大罪名，但校园里无处不在的大字报、批判会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少不得算她一个。心理学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伪科学”已被全盘否定。无课可授、无学可治的田丹将小满带回到珠市口家中，严令不许出门。小满对革命小将们的啸聚充满好奇，但妈妈言出如山，她百无聊赖，只好读书、画画、学外语打发时日。

已调任西城分局治安支队队长的徐天，也面对着系统里的惊风密雨。工作组进驻市局，以老冯为首的班子集体被隔离审查，徐天作为他直接领导过的下属，当然受到重点“关照”。翻来覆去问话多次，徐天只有一句：“冯局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我没觉着他是坏分子。”

如此态度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徐天被暂停工作勒令反省。窝在家写材料写得满腹龌龊气，就跟小满闲扯反特的旧事解闷。

盛夏酷烈的热浪下，珠市口的小院仿佛恣肆汪洋中一叶孤船。

跟着妈妈学外语的小满，突然读懂了莱蒙托夫那首《帆》。

……

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

桅杆在弓起了腰轧轧地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

……

 

伏天的尾巴上，“红八月”来了。

1966年8月5日上午，徐天被通知回分局参加对市局原班子的批判会。这一去，直到深夜才回。小满看见爸爸整个身形仿佛陡然被熬干了一层，瘦骨支棱，却异常硬挺。

徐天闷头灌了一大杯凉白开，抬眼看着田丹，眼里满是血丝。

“出人命了……女附中的学生斗校领导，拿民兵步枪砸、拿扎了铁钉的棍子打。有个出身不好的孩子偷偷来报信儿，赶过去的时候，人已经站不住了。我掏枪才吓住他们……救下四个，可有一个没来得及，送医院太晚了……”

“女附中……”田丹低低地确认了一句，脸色发白。震撼惊惧中的小满想起，女附中的小将没有等闲之辈，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来头。

“这事儿且完不了。”徐天把头埋在双手中，哑声说道。

田丹“嗯”了一声，转头吩咐小满：“收拾点衣服，我马上送你去平渊胡同。”

金海在“四清”中经过多轮清查，账目笔笔过硬，却自此撂成闲人一个，厂里经营大事概由书记说了算。眼下书记被揪成“走资派”，金海虽也被贴大字报，托了往日行得仁义、“靠边站”又够早的福，躲过大难。

小满拽住妈妈不让走。田丹搂着快与自己一般高的女儿，叮咛道：“你跟着大爷大妈，哪儿也别去，别慌。我跟你爸爸不会有事。”

夫妻俩一夜无眠。

“到底是中什么邪了？那帮学生才比小满大几岁，怎么下得去这手……”徐天铁青着脸，语气中困惑更甚于愤怒。

田丹慢慢地开口：“工作组正在整冯局，你这现成的把柄，他们不会放过……”

“随他们怎么说。杀人犯法，哪朝哪代都这理儿。”徐天直通通地说道，没有半点屈服和转圜的念头。

田丹把手环在他腰上，仿佛是给他某种支撑。“你要记着，咱俩什么时候都分不开。”

徐天亲了亲她的额头。两人默然依偎着，谁也没再说什么。

天亮后，徐天被工作组带走。

起初百般恫吓拷问，要从他身上打开市局反对文革的“黑线”口子。过得一阵，风向突然变了，审问者似乎失了兴致，只例行公事地逼他写自供材料。耗了两个多月，徐天被莫名地放出来，定了个撤销职务。原来“血统论”已失势，女附中带头小将的老子们也都不再是“英雄”。

 

徐天去平渊胡同接小满，才知道田丹出事了。

“爸爸……”小满在金海夫妇面前强撑多日，扑到徐天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妈妈说，那些人把沈爷爷打伤了，在他脖子上用铁丝挂大牌子，绕着湖边示众，边走还边打他。她气不过，跟他们动手了……”

田丹把蓬头垢面、步履艰难的沈教授搀回家。老先生脊背佝偻了，神色感激而悲伤。“千万留着有用之身啊。”这是他向田丹嘱咐的最后一句话。

整件事的经过，田丹没有回避小满。

关宝慧在副食店也成了“被改造对象”，自顾不及。田丹连夜整理了家里重要的资料，托付给金海收藏。

“我得回去，不能让他们来家里。你们谁也别来学校。”她面色沉静如水，只有在提到徐天时，语声些微起了波澜，“徐天回来了，转告他：我跟他说的话，我也记着呢。”

小满那时才意识到：打小儿家里人说她拧脾气随爸爸，不对——妈妈拧起来，爸爸不是对手。

“后来任阿姨悄悄来珠市口给大姑捎话，说妈妈也成了‘黑帮’……爸爸，妈妈不是坏人！”小满泪眼朦胧地哽咽着。

“你妈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徐天安抚了闺女，掉头就奔燕园。

入夜后教师宿舍楼一片漆黑。凭着多年刑侦练就的本能，徐天躲过巡逻的“革命群众”，翻进二楼熟悉的窗口。

万幸，田丹还在。

她警醒地半坐起身，认出是徐天后，紧绷的身体放松下来。借着月光，徐天看见她脸上恍惚的微笑。他挨过去无声地抱住她，于是也看见了她颈侧的伤痕和手上的血泡。

一团烈火在徐天胸口灼烧。

“批斗了几次，现在改监督劳动了，在图书馆那边。清理阴沟弄的。”田丹咳嗽两声，额头蹭了蹭他的下巴。十月的夜很凉。

“沈教授去了……是服毒，就在我送他回去那天晚上。”她喘了口气，“还有很多别的人，中文系的程书记，被人发现在香山，喝了烈酒和敌敌畏，还有西语系的吴教授、俞教授……”

徐天不寒而栗，抱着她不敢松开。

“为什么会这样……”田丹的声音逐渐小下去，“你那时候说，真有错就得改，到哪儿都一样。可是，错到这样，还能改得过来吗？”

她蜷在徐天怀里，单薄的肩背随着呼吸起伏，像一片易脆的叶。

“这股力量太可怕了，能把人变得不像人……”田丹喃喃地低语，话音里的迷惘仿佛一个巨大的空洞，风刮得无尽苍凉。

“这不是咱们想的新世界。”徐天低头看着她，狠狠一咬牙：“走，回家。天大的祸，咱们好歹也得在一处。”

“不，现在不行。”田丹坐直了身子。霎时间，她又变回了那个冷静坚强、心思缜密的田丹。“这事的风头还没过，我要是回去，家里人会有麻烦。大哥、宝慧姐、燕三、八青，他们都经不起翻旧账。咱们还有小满……”

徐天无法抑制地想起当年在昏暗的骑楼上，她这么从容地替每个人考虑周详，转头却把自个儿的命豁了出去。他握着她肩膀的手不由得加重了力量。

“你放心，那些人整我整不到好处，过一阵就会罢手。我撑得住。”

“我听你的。”这四个字从徐天嘴里说出过无数次，从来没有一次像此刻这般沉重，仿佛在交割生死。

他翻出抽屉里藏的药膏，给她手掌搽上，搽得异常细致轻柔。然后，竭力收拾心神，将不知在心头滚了多少遍的一番话说出来：

“你也要听我的。你拿命挣来的世道，不能留给这帮王八蛋糟践。咱们都得活着，睁着眼睛，睁着眼睛看他们的下场。”

 

（四）

十三四岁那些时日，小满已经记不太清是怎么撑过来的。

1967年，山头林立的造反派搞起了武斗。北京市公安局被军管，全国“砸烂公检法”，打得遍地开花。“革命群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牛鬼蛇神”在夹缝中略得喘息。

冬天，“停课闹革命”改为“复课闹革命”，小满总算进了初中。然而“复课”不过是个空壳子，学校里不是学工学农学军，就是名目不断的运动。“黑帮子女”小满尽量让自己活得像一簇墙角背阴处的苔藓，不引起小将们的注意。爸爸妈妈的工资待遇一落千丈，只发微薄的生活费。在八青暗地引介下，小满课余去了木器厂，给家具箱笼画花样，挣点零碎工钱补贴家用。

1968年，武斗方兴未艾，“清理阶级队伍”又隆重登台。时局更乱成了一锅粥。北京大学将“反动学术权威”们投入“牛棚”，教职工被强制集中食宿、劳动，无法自由出入。8月，徐天和数百名公安干警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抓到良乡关押审查。从珠市口小院被带走时，徐天没能见上田丹一面。

“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要紧，你保住自个儿最要紧。”徐天在军管会来人监督下收拾了两件换洗衣物、一本语录，轻抚着小满的头，“告诉你妈，别担心我。”

家终究是被抄了。关老爷子的唱机唱片、头面披挂，徐允诺的蝈蝈笼，都被当成“四旧”破了个干净。地柏的盆砸烂了，弃在院里，不知被哪个“革命群众”飞起一脚踢到墙根。田丹寻来一盏破了口的粗陶海碗，将折了枝的地柏种回去，培上土，浇透水，珍重地放回西厢房的案头。

房管所给二进院子安排住进陌生的房客。地契上的房主关宝慧识相地搬到前院，与小满挤住东厢房。后院陆陆续续搭满了砖房和窝棚，辨不出原本端方齐整的面貌。

田丹仍在北京大学监督劳动。良乡的看守所不允许探监，田丹只能在定期送去的换洗衣物中夹上字条，“收到盼复”。下一次从交出的衣物中翻检出半截字条，背面一个工整的“安”字，便知道徐天暂时无恙。

 

1969年夏天，小满初中毕业。刘家哥儿俩一年前已经去了陕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满因年纪不够幸免插队，又因出身无法升学，无处可去，只得继续为木器厂打零工糊口。

1969年10月，北大清华奉命在江西鲤鱼洲建设“五七干校”。北京大学两千多名教职工和家属下放劳动，其中也有田丹和小满。

汽笛鸣响，火车出站。许久没有哭过的小满沉默地趴在妈妈肩头，痛痛快快地流了一回泪。从京城的胡同小院到方圆七十里无人烟的血吸虫疫区，她再也不是家人羽翼庇护下的娇娇女小满，而是接受再教育的“五七战士”徐安然。

在军宣队监督下，十五岁的徐安然跟着大人们修坝、挑砖、犁地、插秧、种菜、抢收、网鱼、放牛、赤脚踩在冰冷的黄泥水里搅拌打瓦，半夜紧急集合搞野营拉练……吃了种种没想过的苦头，徐安然磕磕绊绊地长大了。

但这几乎又是她十二岁以来最快活的一段时光。1970年，“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来了，干校的草棚里办起了大学堂。哲学、法学、史学、古代文学、语言学、逻辑学、历史地理学……胼手胝足劳作的学者们重登讲台，战战兢兢也掩不住万丈光芒。田丹也被安排讲课，心理学已然一无是处，只好为外语零基础的学员们教英语、俄语。徐安然抓住一切机会蹭课，她看到一个久违的华彩世界再次向她开启大门。

 

1971年秋天，得周总理亲自关心，鲤鱼洲“五七干校”撤销，北京大学教职工返京开展教学。田丹留在图书馆做资料员，继续兼给工农兵大学生编写教材补习外语。十七岁的徐安然仍背着“黑帮子女”的枷锁，招工、招干、参军、上学都没她的份。好在木器厂画画的活儿还能继续干，在公交公司“革委会”混上一官半职的祥子又帮她找了份公交站打杂的零工。前路茫茫，由不得徐安然有什么奢想。轮休时去学校找妈妈，偷偷蹭书看，是她最隐秘而盛大的快乐。

良乡看守所依旧不准探监，字条正反两面的“收到盼复”“安”依旧这么传递着。1971年初冬，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徐安然把爸爸的厚棉外套拾掇出来，准备明天往看守所送。

衣物搭上晾衣杆的缝隙里，她瞥见门上站着个人。

面颊凹陷，瘦得几乎脱了形，腰板却硬得扎眼。门檐的阴影下，双目闪闪发亮。

“小满长个儿了，比妈妈都高了吧。”徐天笑了，眼角、唇角的纹路一根根舒展开，仿佛此前漫长的时光都在一瞬间平复。

徐安然张了张嘴，想叫“爸爸”，没出得了声。

“我回来了。”徐天的目光投向小满身后。

田丹径直走过去，没有在意女儿，没有在意院里来往或窥探的任何人。她一言不发地抱着徐天，紧紧地抱着，把脸埋在他肩窝里，整个人都在轻轻颤抖。

过往这些年里，她身上那一层柔韧而坚实的盔甲，在这一刻的冬日阳光下，仿佛尽数卸去了。

1971年“9.13”事件后，全国公安会议决定调回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公安，加强首都治安工作。徐天作为“可改造分子”被释放，经过甄别，重回一线，担任基层民警。

离别三年，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苦难后，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在珠市口小院。

 

1976年清明，在广场上自发聚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徐天因保护朗诵诗文的年轻人平安撤离，再度被停职审查，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徐安然把自己收存的广场诗抄给了妈妈。田丹坦然地安慰她：“所有人都知道那些人要完了，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越是疯狂，内心就越是恐惧。”

天会亮的，可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1977年春天，北京市公安系统彻底拨乱反正。徐天获得平反，恢复职务，后调至市局十三处任职。

1977年冬天，23岁的徐安然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和力学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1978年春天，田丹回到心爱的教研岗位，参与重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五）

197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场骤雨过后，彩霞铺满天际。

吃过晚饭，徐天陪着田丹在屋檐下侍弄花草。放暑假回家的徐安然从爸爸那儿领了任务，清理防震棚。

棚里黑洞洞的，空心砖墙上只挖了一个小窗采光。唐山大地震后，家家户户都搭了这样的简易窝棚，连住人带储物，以备避难栖身。如今震情过去，人是不用住了，杂物却越存越多。徐安然举着手电，踩着坛坛罐罐爬上最高处，吁了口气，从几个年深日久的牛皮纸大口袋开始动手。

动乱年月，家中几经劫难，值钱的物件不知逸散了多少，一家人都不在意了。十二年前那个深夜，田丹把几大袋手稿、信件、照片、奖章密密地包裹起来，送到金海家，数年后乱局过去才取回。躲地震时，这些真正要紧的东西也跟着他们住进防震棚。

徐安然随手翻着纸袋，发现中间夹了一本领袖语录。她认得十年前，正是这个季节，爸爸被军管会抓走时，随身揣的就是这本语录。在看守所跟了他三年，回家后，语录一度被小心地收进书桌抽屉深处。

徐安然歪头把手电夹在肩上，拎着语录跳下地，抖搂封皮的浮尘。下手略重，老旧的胶装硬纸壳封面跟内页脱节了。纸壳与胶皮的夹层中，掉出一件小小的物事，飘落在地。

是一张三寸的黑白照片。

徐安然拾起照片，愣了愣，下意识地抬头望向小窗外，视线突然模糊了。

田丹和徐天围着一盆建兰，正在专注地讨论新起蕊的花箭。

照片上是很好的天气，有明媚的阳光，潋滟的湖面。田丹微笑的侧颜美好得不可思议。她正俯身搂着伸手拨水的小满。画面那么清晰，那么真切，连小满圆脸上挂着的水珠都晶莹毕现，仿佛梦境照亮了现实。

照片背面，黏胶已经干了。右下角有一行工整的正楷小字：1956.08.20于北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