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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以降，群雄逐鹿，争斗不休，这一历史背景为游说舌辩之士提供了施展才能与抱负的广阔舞台。这一类人，大概可视为外交使者，典型者如苏秦、张仪等，以游说诸侯而取卿相，纵横捭阖，名显当时。对此，《孟子·滕文公下》中曾有人感慨道：“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虽然孟子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而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但应当指出，像这样一言合意，立取卿相的行为，其实是当时士人的普遍追求。《韩非子·奸劫弑臣》：“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士人类似心态的记载还有不少，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具备较为鲜明的时代烙印。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在巡游途中刻石记功，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所谓六国“阴通间使”、“内饰诈谋”等语，不仅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也可视为秦人总结统一事业中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的历史记忆。到了战国后期，由于秦的实力增长迅速，关东六国针对秦的外交活动也日趋频繁。派往秦国的使者，并非都是单纯的外交使节，其目的也并不仅止于完成礼节性的外交任务，有些人甚至带有极为险恶的政治阴谋。以韩国为例：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汉书·沟洫志》记载略同，但郑国之语多了一句：“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这样看来，作为水利专家的郑国，在其专业范围之外，对天下局势亦有较为明晰的认识。所谓“为韩延数岁之命”等语，固然可能只是阴谋败露之后的遁词，但是否也正好反映出这是韩人的缓兵之计呢？宋人林之奇就认为韩人此谋，只是“偷生苟活”者的拙计，于事无补，适得其反，可谓颇有见地。但他认为韩人在秦修郑国渠的数年之中只是得过且过，未能有所作为，似乎过于苛求了。以韩国的实力而言，显然是不可能与秦正面抗衡的。而所谓“齐、楚之君皆庸黯懦愚，故遂蹈其计中而不悟”，则反映出秦人外交活动的卓有成效。
注重实际效用的功利主义精神，是秦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秦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史记·李斯列传》也提到郑国渠事件：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于是便催生了名垂千古的《谏逐客书》，秦王读后，深为折服，“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由于使者活动而引起秦国政局巨大动荡，水工郑国功不可没。不妨试想，如果逐客之议得以实行，秦所损失的将不仅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富强之道也无从实现，而战国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恐怕都会发生偏转，其后的历史面貌也必将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迥然有异。然而，历史在此并未偏离正确的轨道，其原因当然与秦始皇本人的雄才大略和知人善任有关，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秦文化所蕴含的实用主义取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后是由秦来完成统一大业，确实并非历史的偶然。

作为韩国上层贵族代表的韩非，也曾出使秦国，其事当在李斯上《谏逐客书》后不久，《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可见韩国使者阴谋败露，反而加速了秦攻韩的步伐。但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热衷权术和志在一统的秦始皇读到韩非著作后，颇为欣赏，因而产生了将其收为己用的念头，“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韩非是荀子门下高足，早年曾为国事屡次上书韩王，但均不见用，失意之馀，只得退而著书立说。虽然如此，韩非想要挽救其国于危难之中的志向并未改变，而他也终于在人生的暮年得到韩王任用，作为“弱秦”的使者来到了秦国。那么，他是如何开展其阴谋活动的呢？史称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恐怕不能像一般的舌辩之士那样取悦君王，但他一到秦国，便向秦王提出伐赵以存韩的建议，今本《韩非子·存韩》即是明证。然而，《韩非子·初见秦》却有劝秦王攻韩之语，有学者以此为据，加上《韩非子·亡征》中的片言只语，便断定韩非其实是不忠于韩国，而有事秦之心，但却被人陷害致死，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初见秦》篇不太可能全为韩非自作，而《存韩》篇所载劝秦攻赵以存韩是可信的。

显而易见，韩非使秦与郑国说秦的意图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韩人借外交活动之名，而行阴谋破坏之实。秦始皇固然欣赏韩非的政治学说，但绝不可能接受其“存韩”的提议。

因为韩是秦之东邻，秦若想要东进，就必须先灭韩。只要秦致力于天下统一，韩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纵使韩人先以修郑国渠为名妄图损耗秦之国力，后又劝秦伐赵以求遗祸他国，这一历史趋势都不会因此改变。秦、韩不能并存，正是地缘政治使然，正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

作为外交使者的韩非，对此形势似乎始终缺乏足够清楚的认识，也许其自恃文笔了得，便毫无顾忌地向秦王兜售其包括“弱秦”在内的诸多主张，秦王虽“悦之”，但“未信用”。也许正是看出了韩非终有存韩之念而无事秦之心，李斯、姚贾向秦王进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对此，“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韩非终于因此见杀，客死于秦。

但需要指出的是，韩非其人并非政治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作为阴谋“弱秦”的韩国使者，其意图是明显的，行动是积极的，证据是确凿的。《韩非子·初入秦》开篇对秦军事实力大加赞美，所谓“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但随后话锋一转，却说什么“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候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尽管《初入秦》篇可能有后人附入的内容，但所谓“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却很像是韩非在秦所发言论，其目的无疑是离间秦国君臣，进而为韩国从中渔利。

《史记集解》引《战国策》曰：

“秦王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曰：‘贾，梁监门子，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大盗赵逐臣与同社稷之计，非所以励群臣也。’王召贾问之，贾答云云，乃诛韩非也。”

 由此可见，韩非为了达到阻止姚贾出使四国之目的，可谓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事泄被杀。类似言行，是与其图谋“弱秦”，进而“存韩”的使命相符合的。关于韩非离间秦国君臣之事，很可能并非仅姚贾一例，只是见诸史籍的甚少而已。如果将之前的郑国同韩非加以比较，前者坦陈其事，并未因此获罪，反而继续被委以重任，名垂史册。而同样是阴谋败露，加上秦王原本颇为欣赏韩非，为何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将其诛杀？难道不是因为后者对秦国的危害更大吗？政治斗争的本质就是极其残酷的，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固然总是会对失败者寄予较多同情，但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司马迁“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似乎不无惋惜之意，但并未洞明其本质原因。

战国以降，统一观念逐渐成为历史潮流。关东六国为了阻止秦完成统一，利用使者大肆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虽然也曾收到一些效果，但终究是螳臂当车。《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使者活动之成败，固然与其自身能力有关，但最终还是由当时具体形势所决定。《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得很明白：

 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

 所谓“士亦有偶合”，可能即暗指韩非。作为使者的韩非，确曾为达成使命而积极活动，虽然功败垂成，也算死得其所。但是，如果否认这一点，而坚持将韩非之死视为“个人利益”之争所造成的所谓“冤案”，就只能说是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