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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人是用来坑的，锅是用来甩的——刺秦事件的台前幕后
公元前227年的荆轲刺秦，主流观点是由燕太子丹绕开君父私下策划，荆轲秦舞阳执行的一桩刺杀事件。目的是刺杀秦王政，为面临亡国的燕国争取苟延残喘的时间。最终刺杀失败，相关人员死个干净，燕国因此被灭。虽然时间地点任务作案动机手法都很明了，但是目前看来，其中有几个点，颇为耐人寻味。
一、质子？太子？——燕丹的质子人生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於赵，而秦王政生於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从《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燕王喜）二十三年，太子丹质於秦，亡归燕。”可以佐证，太子丹归国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32年。
《史记》里的这段话，被广泛认为是燕丹策划刺秦的动机之一。而燕丹质秦的原因，有说法是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所记载的“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於秦。”，但是《樗里子甘茂列传》中又记载了“……秦归燕太子。”那么，燕丹到底是被秦国送归还是自己逃归，在这两段记载中产生了分歧。对此，很多人并未采用《樗里子甘茂列传》的资料，仅仅是说因为秦王政慢待燕丹，燕丹这才私逃归国[1]。另外虽然有观点提到《樗里子甘茂列传》这段资料，但却认为是燕丹因为秦国转向与赵国结盟而私逃回国[2]。当然，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秦国因为转向和赵国结盟攻打燕国，但碍于与燕国有过盟约，故而慢待在秦国为质的燕丹，逼迫他主动回国，从而将毁约的责任转嫁到燕国一方[3]，然而，该篇文章认为，甘罗使赵发生在前236年。按史书上对这一事件的记载，燕丹归国应在秦赵盟约成立后不久，然而事实上，燕丹逃归却是发生在前232年。如果按照“甘罗使赵”和“燕丹亡归”是同一件事的说法，那么：第一，燕丹心高气傲，遭到秦国慢待，却硬生生赖在秦国呆了四年才不得不逃跑。第二，秦国与赵国结盟，却迟迟不送归燕太子，如此毫无诚意“结盟”，赵国却如约交割河间五城，甚至慷慨大方地让出上谷之地的十一座城池。第三，本国质子尚在秦国，秦国却与赵国结盟，纵容赵国攻打燕国上谷之地，燕国对此却无半声谴责。这几点，完全说不通。
而对于“亡归”还是“送归”的分歧，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将两件不同的事件杂糅在一起，也就是说，燕丹质秦有两次，第一次是通过蔡泽的运作，燕王喜与秦国结盟，为表诚意派太子丹质秦，因为后来秦国改换合作对象而被送归。第二次是因为不明原因再次质秦，这次因为受到慢待“怨而亡归”。
甘罗使赵这段资料不予采用的原因，是这件事只有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有所记载，别无旁证；燕丹亡归，在《刺客列传》、《燕召公世家》和《六国年表》中都有所记载。因为事件不明确，又缺乏其他旁证，只能通过相关人物的活动轨迹来推测大概年限了。
《史记》中说“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而《战国策·秦策五》中又有“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质于秦”的记载，两相对比可知，张唐赴燕、甘罗使赵的起因，是吕不韦想要扩大秦国所拥有的河间之地。秦属河间之地的来源，有说法是秦国打下的河间六城[4]。事实上，河间之地，是处于燕赵两国交接，一国一半的一块土地。在秦国灭掉赵国之前，秦国要想到达这个地方，必须先要横穿整个赵国，才能拿下这一块飞地，无论从战争损耗还是利益所得来看，秦国是不可能主动攻打赵属河间之地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块处在燕赵之间的飞地，到底是如何到秦国人的手上呢？《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五章中记载“（井忌）为秦据赵而攻燕，拔二城。”燕国因此派遣使者蔡鸟，“以河间十城封秦相文信侯”换取秦国终止对赵国的支持，吕不韦在得到秦王的同意之后，接受了这块飞地，然后“馀(与)燕为上交，秦祸案环（还）归于赵矣。秦大举兵东面而赍(剂)赵，言毋攻燕。”对于“赵攻燕，拔二城”这件事，马雍先生认为是指公元前236年赵拔燕狸、阳城。[5]当时赵国还未打下这两座城池，秦国趁机“伐赵，攻鄴，取九城。”（《史记·赵世家》）然而，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吕不韦在一年前（公元前237年）便已经罢相回到封地，一年以后（公元前235年）自杀。那么三年后，甘罗又该如何向他提出出使赵国一事呢？[6]杨宽先生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提到，根据《战国策·赵策一·或谓皮相国》和《和战国策·赵策三·苦成常谓建信君》两篇策文推测，“拔二城”一事发生在公元前247年以前。而公元前250年到公元前247年之间，赵国长期对燕国用兵（《史记·赵世家》），在此期间，秦国有可能与赵国联手攻打燕国，以至于燕国用河间十城为代价，换取秦国罢兵。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248年，秦国名将蒙骜曾经“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假如“秦大举兵东面而赍(剂)赵，言毋攻燕。”就是指蒙骜击赵一事。那么可以推测，吕不韦得到河间封地应该在公元前248年蒙骜击赵之前。而《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五章中提到，吕不韦以“无功”为由拒绝接受河间封地，蔡鸟则回以“君无功，胡不解君之玺以配蒙骜、王齮也。”从蔡鸟的回复中可知此时蒙骜王齮尚且健在。而王齮在公元前244年去世，即吕不韦得到河间封地应在公元前244年以前。
综上，公元前249年到公元前248年，秦国派遣井忌联合赵国攻打燕国，燕王喜被逼派遣使者蔡鸟，以将河间十城赠与吕不韦为代价，换取秦国罢兵。当秦国接受燕属河间十城之后，派遣蒙骜攻赵以逼迫赵国罢手。
其后便是吕不韦“欲广河间地”，想要联合燕国出兵赵国打下属于赵国的河间之地。《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提到“秦始皇帝使纲成君蔡泽于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即蔡泽到燕国一事应发生在秦王政即位之后，即公元前246年以后。而从甘罗是游说的对象是赵悼襄王，可推知甘罗说赵一事发生在赵悼襄王在位期间（即公元前244-前236年之间）。因为甘罗当时在吕不韦门下，可将事件进一步缩减到蕲年宫之变之前（即公元前244-前238年之间）。已知吕不韦约在公元前248年得到河间封地，再根据“秦始皇帝使纲成君蔡泽于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则可以推测燕丹这一次质秦，最早在公元前244年。在燕丹质秦后不久，秦国为了“广河间之地”，派张唐到燕国为相，其后通过甘罗的运作，秦国得到原属于赵国的河间五城，与燕国断交，“归燕太子”，而这个过程，最长不过两年，即“秦归燕太子”有可能发生在前242年。
秦国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可谓收获甚丰，从燕赵两国获得河间之地，同时进一步分化燕赵之间的联系（虽然赵国经常暴揍燕国估计关系本来就不太好），为日后对六国各个击破打下基础。但是，当初秦国派蔡泽用了三年时间展现诚意，这才使得燕王喜同意结盟，派燕丹到秦国为质以示友好；可秦国一转脸，为了赵国送上的五座城池背弃盟约，致使燕国损失上谷三十城，而其中的十一座城池归属秦国。虽然说秦国目前主政的是相邦吕不韦，但是甘罗先由吕不韦推荐给秦王政，在得到秦王政的首肯之后才出使赵国。换言之，秦王政是主动背弃与燕国的盟约，转而与赵国结盟。这对燕丹来说，分明是秦王政不念旧情，算计自己，算计燕国，是彻彻底底地背叛了他们曾经在赵国那段艰难岁月里结下的情谊，自然令燕丹深感愤怒。
接下来是第二次质秦，这一次由于事件和起因皆不明朗，无法探究燕丹这一次到底在秦国呆了多久，只知道他这次质秦受到慢待，以至于心怀怨恨，私逃回国。
秦燕之间没有深仇大恨，秦王政不会也没必要特地慢待燕丹，燕丹在秦国的物质生活，应该是相当舒适的，燕丹所受的“慢待”，基本上来自于他和秦王政之间越拉越大的差距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但是燕丹和秦王政的友情，已经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变得面目全非。故国日渐衰败腐朽，君父昏庸无能一再丧师失地，自己止步东宫不能再进一步，还要被亲父派遣四处为质，颠沛流离。而昔日同在赵国寄人篱下的好友，如今已是大权在握，正在厉兵秣马想要一统天下。燕丹强烈的自尊心，是无法忍受他与秦王政之间判若云泥的差距，再加上因为秦国毁约而丢失上谷之地的旧怨，故国灭亡在即的危机，令燕丹再也无法留在秦国，最后忍无可忍逃归故国，在所难免。
二、十分活跃的太子丹和毫无存在感的燕王喜
燕丹归国两年间，韩魏献城，赵国失地[7]，秦国东出宏图慢慢铺开；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灭，变成了秦国的颍川郡。三晋之地被秦国不断鲸吞蚕食，而与秦国隔着三晋之地的燕国，毫无疑问地将是秦国下一个目标。作为燕国的太子，无论为了维护姬燕王族的统治，还是为了燕国的未来，都必须将战火挡在国门之外。但是秦国经过一百余年七代君主的努力，其强大实力已非腐朽衰败日薄西山的燕国可以抗衡。要如何抵抗强大的秦国，燕丹无计可施，求教于太傅鞠武。鞠武对燕丹因为个人私怨开罪秦国的莽撞行为批判一通，但对于要如何抵抗秦国这一难题，太傅表示我要认真思考一番。
后来，秦将樊於期犯罪出逃到了燕国，被燕丹收留。燕丹为了显示自己的仁义风范、礼贤下士，好吃好喝地供着樊於期，还给樊於期修建了宅子——樊馆（遗址在今河北高碑店市）。樊於期此人所犯罪名，历来都没有具体说法，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猜测为教唆秦长安君成蟜反叛并造谣秦王政的身世，当然，此乃小说家言，不足采信。因为樊於期犯罪原因不明，再加上他的亲属全部被杀的悲惨经历，最后为了刺秦大业献出自己的头颅和生命的义举令后人对这位可怜的将军深感同情，并对秦王政的残暴愤恨不已。但是，笔者觉得，樊将军似乎没有什么立场怨恨秦王政杀了自己全家的吧？在秦国历史上，遭遇满门被杀的大臣很少，计有谋反未遂被车裂的商君、兵败投敌的郑安平、通敌叛国的王稽、谋反的嫪毐……都是犯下叛国罪才连累家人。那么，樊於期之所以落得满门被杀的下场，所犯罪过估计也该到达叛国的级别了吧？当初决定谋反叛国的时候没想过是否会连累家人，事情做下遭到清算便怨恨秦王政残暴狠辣，莫非，樊将军认为，他区区一个中级武官分量如此之重，以至于即使他犯下谋反大罪，秦王政都要将他全族赦免，不然便是残暴？庶长壮身为宗室，谋逆叛国都免不得一死，更何况他樊於期？
樊於期犯下重罪流亡到燕国，被燕丹大张旗鼓地收留。对此，燕丹的太傅鞠武显得忧心忡忡，担心收留樊於期会给秦王政发兵来攻的借口，故而劝燕丹将樊於期推给匈奴撇清关系，却被燕丹拒绝。燕丹执意收留樊於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借樊於期来作秀扬名，为了维持慷慨仗义的美好形象，燕丹绝不可能做出任何出卖樊於期的举动。另外，樊於期因为犯罪而流亡燕国，燕丹明知收留樊於期会狠狠得罪秦国，仍一意孤行，很明显是想要借樊於期在国际舆论打击秦王政，从而通过舆论削弱秦国的大义名分，以减缓秦国东进的脚步。（但是至始至终，燕丹都不曾真的利用樊於期对秦王政做过任何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大张旗鼓收留秦国重犯樊於期是一件很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了。作为燕国最高统治者的燕王喜在其中却是完全透明，整件事看上去就是燕丹越权，替君父做此重大决定。当时燕丹还是太子，如此国家大事，必须要先得到燕王喜的许可。很明显，燕王喜默许了此事，更有可能根本就是他的意思，只是他隐于幕后，将燕丹推到台前，替他承担一切决策失误的后果罢了。
收留樊於期，无疑是给了秦国兴兵来犯的理由，为了应对秦国，鞠武给出两点建议：抛弃樊於期和合纵齐楚三晋及匈奴。但两者都被燕丹拒绝，樊於期尚有利用价值，不可轻易抛弃，而且于燕丹而言，抛弃樊於期太不厚道，不符合燕丹的美学；至于合纵各国，各国人心不齐，各怀鬼胎，要使各国同心协力抵抗秦国，必先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更有可能合作未成便被秦国各个击破。而此时，秦国与赵国尚在鏖战，虽有名将李牧抵挡，但是防不住赵王迁和郭开拖后腿，赵国胜算渺渺，而赵国之后，下一个便是燕国，亡国在即，燕国实在没有太多时间联络各国合纵抗秦，故而鞠武的第二条建议，也被燕丹一并否决。对于燕丹“资怨而助祸”的不智行为，鞠武除了抱怨别无他法，无奈之下只能向燕丹举荐“其智深，其勇沉”的处士田光。
《战国策》和《史记》里对从田光见燕丹到田光见荆轲的经过颇为语焉不详。鞠武和燕丹都没有办法应对秦国大军压境，而鞠武觉得田光有办法解决问题于是向燕丹举荐田光，可见在田光出现之前是完全没有刺秦这回事。然后燕丹与田光密谈，密谈内容照史书记载的来看，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完全没有需要保守秘密的必要。然而当田光离开燕丹府邸的时候，燕丹毫无征兆地叮嘱田光保守秘密。接下来，田光见到荆轲，仅仅是说燕丹想找请荆轲前去商谈国事，等荆轲答应去见燕丹，田光为了断绝荆轲后路，激他为燕丹办事，向荆轲抱怨了一通燕丹不信任他然后当场自尽。然后等荆轲面见燕丹，本该是请荆轲指点“如何抵挡秦国来犯”的燕丹却是提出，让荆轲挟持秦王政，逼迫秦王政立下互不侵犯条约。那么，田光出现之前，燕丹和鞠武都没想到过这个办法，而与田光一阵密谈之后，荆轲上门，燕丹突然有主意了，难道是他突然脑子灵光了？显然，先前燕丹与田光密谈内容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毫无营养，田光确实给燕丹出了一个需要绝对保密的主意，燕丹本想让田光执行，田光以他年老体衰无法执行为由拒绝，转而举荐荆轲作为代替，这个方法充满危险，以至于燕丹小心谨慎保证决不能泄密，这个办法，就是燕丹向荆轲提出的“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史记·刺客列传》）
从后面的准备工作来看，田光给燕丹出的主意是刺杀秦王政，燕丹也是真打算这么干，绑票云云，只是他在荆轲面前伪装仁义君子的表现。单就刺秦这个主意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燕国所面临的问题。虽然说当初秦献公将秦国从衰败灭亡的悬崖上拽回来，其后孝公在位期间实施变法，将原来的秦国打碎重组，再加上历代秦君积蓄实力，给了秦王政一口气灭掉六国的底气。但即使大势如此，秦国十年灭六国，除了实力雄厚，还有秦王政的决策得当。田光的主意，就是要将秦国的决策中枢，拆掉最重要的一个零件，试想，如果刺秦功成，秦王政猝死，然后呢？群臣宗室为了拥立秦王政哪个儿子扯皮内斗，严重的可能使秦国元气大伤四分五裂甚至灭国，就算政权和平过渡到了下一任秦王的手上，他有这个魄力像他爹那样驾驭得了那群名臣勇将？有本事做到十年灭六国？秦国会不会主少国疑日渐衰落？变数太多谁也说不清。刺秦，就是为了争取这一丁点的变数。
如果侥幸成功，那前景的确很美妙，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刺秦，其实是一场豪赌，将整个燕国的国运加上万千黎庶赌秦王政的命，成功了一切好说，失败了，那就要看秦王政的人品如何，会不会迁怒燕国百姓了。即使对结果有了清晰的认知和心理准备，要想成功还要尽可能做周密的筹备，以求一击必中，但是，就刺秦的整个过程而言，这个筹备工作以一百分满分来打分，给十分就算多了，所谓“周密”的筹备，跟毫无准备其实差不了多少。
三、各怀鬼胎的筹备工作
田光找荆轲，整个过程充满了对荆轲的算计，田光用言语陷阱加上身体力行，诱惑逼迫荆轲加入刺秦计划。他和荆轲的见面，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他的自杀也很符合春秋战国一贯以来重信义的传统。但若是仔细品读就能发现其中意味深长。田光见荆轲，首先说“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原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原足下过太子於宫。”这话好像很正常，但是结合燕丹让田光找荆轲的目的是要他去刺杀秦王政，而刺秦的计划是田光提出，燕丹同意的这一点来看，问题就很大了。作为朋友，田光不可能不知道荆轲的志向在于“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而不是去当什么无论事成与否都得死的刺客，那么他为何如此不顾朋友的意愿，强行推荐这一个要命的工作？再说，荆轲交游广阔，不能通过荆轲找一些有意愿有能力的剑客？姑且说他们实在找不到人决定找荆轲，那不该向荆轲坦诚，让荆轲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做？作为朋友，田光没有做到对荆轲坦诚，更有甚者，他还利用荆轲渴求得到上位者的认可出人头地的心态，以“太子丹请荆轲共商国事”为诱饵来算计荆轲。荆轲那么轻易地应承去见燕丹，就是因为他被田光误导，以为这仅是给燕丹出谋划策。
如果说上面一句都是笔者的小人之心阴谋论，那下一句“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原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原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问题就更大了。刺秦事关重大，一旦泄密，无疑是白送给秦国兴兵来犯的借口，燕丹出于谨慎叮嘱田光，到了田光这里却成了燕丹怀疑他的人品了？燕丹真冤。再者，田光来找荆轲加入刺秦筹备小组，荆轲本人就是（未来的）参与者，他也享有对此事的知情权，田光避重就轻隐瞒荆轲，剥夺荆轲的知情权，他自己就不是在怀疑荆轲保守不住秘密吗？诚然，当时因为被人怀疑人品而以死明志的人为数不少，但却没有人像田光一样自己做着欺骗朋友败坏人品的事，偏又站在道德高点指责燕丹小人之心，田光自己欺瞒朋友，怀疑朋友的人品，却要与他只有一面之交的燕丹绝对相信他的人品，如此的双重标准，实在对不住他“节侠”的自我标榜啊。
抱怨完燕丹，田光当场自刎，这是他给荆轲下的第三个套。田光说的最后一句话，表面上是明志，实则是威胁荆轲：谁都知道今天我来了你家，我跟你说的事情很要命，不能被别人知道，现在知情者只有我和你，现在我死了，事情要是泄露那就是你说出去的。荆轲什么都不知道就无端背上一口大锅，但是他已经甩不掉了。如果说田光第一句话的时候，荆轲掉以轻心，第二句明志之言一说出，荆轲就该发现其中的严重性，然而这时候他已经拒绝不了，因为田光死了，死在他家里。依照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高义”传统来看，既然田光为此事而死，于情，荆轲必须走这一趟，不然对不住田光对他的信任；于理，太子丹新聘请的谋士死在荆轲家里，荆轲必须去跟燕丹见面交代清楚，不然只有背着杀人罪名亡命天涯的下场，但是他这一去，注定了只有死路一条，不是被燕丹灭口，就是因为刺杀秦王政被秦人所杀。
田光不仅是算计了荆轲，他还算计了燕丹。他对荆轲避重就轻隐瞒事实，将逼迫荆轲刺秦（送死）的责任转嫁给燕丹；在自己做不到不疑朋友的前提下质疑燕丹对其的信任，给燕丹扣一口多疑的黑锅。此外，田光一死了之，没办法为此交代的不仅是荆轲，还有燕丹。田光是燕丹的太傅——鞠武的朋友，他死了，荆轲被迫就位加入刺秦策划小组，人都齐了燕丹这时候再反悔，他要怎么因为逼死田光给鞠武交代，难道真让燕丹说“我想想觉得这事不合适还是算了吧，田先生死了算是白死”？燕丹当真这么做了，毁掉他一贯仁义君子的人设不说，上面有一个不顾惜属下性命的主人，谁愿意为他做事？燕丹能冒着秦国兴兵来犯的风险收留樊於期，他就绝对不会做出中途反悔，让田光白死的决定，必会将刺秦进行到底，再加上一旦刺秦功成的美好前景的诱惑，燕丹就只能投入更多的成本，付出更大的代价完成刺秦的计划，自此，再无退路。
荆轲被田光以死相迫，不得不去见燕丹。在和燕丹会面之前，荆轲虽然猜到事情比他想象的要更严重，但依旧存在侥幸心态，直到燕丹开口请他执行刺秦任务，他就被这个出乎意料的艰难任务给吓懵了。即使已经骑虎难下，荆轲还要垂死挣扎，以“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为理由推托，却是失败，在燕丹放下身段不容拒绝的请求下（“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荆轲挣扎无效，只能乖乖接受刺秦这一重大任务。
荆轲接受任务，燕丹便开始了新一轮的道德绑架，“於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適其意。”就好像之前无法拒绝燕丹的请求，荆轲也无法让燕丹终止对他的供奉，更是无法拒绝接受燕丹给予的一切超规格优厚待遇。燕丹如此花费重金的投资，有三层用意，一则是做出纨绔无用的假象蒙骗秦国间谍；二则是类似死囚的断头饭，看你要死了给你好吃好喝让你安心上路；三则是最关键的，对荆轲进行道德绑架，逼迫荆轲执行刺秦任务，就是我供你好吃好喝好玩你要对得住我的投资，请你去帮我干掉秦王政吧。以上这几点，《燕丹子》有更直观的描述：“轲与太子游东宫池，轲拾瓦投龟，太子捧金丸进之。又共乘千里马，轲曰：‘千里马肝美。’即杀马进肝。太子与樊将军置酒于华阳台，出美人能鼓琴，轲曰：‘好手也’。断以玉盘盛之。”凡是三种，已经不是“重贿”，而是极为残忍的逼迫和道德绑架。而荆轲，他不甘心这样去送死，于是瞬间得了拖延症，磨磨唧唧拖了两年，直到秦军灭赵国，兵临易水，才不情不愿地开始筹备工作。在这两年内，荆轲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想着怎么劝燕丹打消刺秦念头或者改换对象然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完全没有想过要怎么提高刺秦的成功率，他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荆轲避无可避，只能开始着手准备工作，要接近重重保护中的秦王政，必须要投其所好，获得接近秦王政的机会。所需要的几样必要道具的其中之一，就是秦国通缉犯樊於期的项上人头。对这一点，燕丹心知肚明。但是当初樊於期走投无路投靠燕丹，燕丹当时宁可大大开罪秦国也没有出卖樊於期，如今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刺秦大计而牺牲樊於期。如果燕丹主动向樊於期提及此事，无异于出卖樊於期，实在有损太子丹苦心塑造的“仁义君子”的美好形象。所以，牺牲樊於期，必须是荆轲提出，燕丹必须不同意，然后只能是荆轲瞒着燕丹私下说服樊於期为刺秦献命，所谓“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原足下更虑之！”有两层含义，一是表明自己绝不会出面劝樊於期去死，二是暗示荆轲私下劝说樊於期。荆轲找燕丹摊牌，燕丹定然知道如果他不肯牺牲樊於期，那荆轲就只能私下找人劝说了，作为燕国二把手，燕丹如果真不愿牺牲樊於期，他能把人藏起来不让荆轲找到，但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存心为了维持自己“仁义君子”的美好形象来让荆轲做恶人。当樊於期死了，他不曾对荆轲“自作主张”有半句斥责，而“驰往，伏尸而哭，极哀”，当众痛哭流涕表达哀悼，九成是在作秀，展现自己“重情重义、仁义君子”的美好形象，余下一成是对樊於期的上道行为的哀悼。
献上秦国叛将不足以获得接近秦王政的机会，于是燕丹决定下重本——献上燕国沃土督亢。督亢地图的作用除了表现燕国的“诚意”蒙蔽秦国外，还用作夹带兵器——淬毒的徐夫人匕。到这里，刺秦的前置工作基本完成，就等着出发了。
四、功败垂成的实施阶段
当一切必备道具准备就绪，荆轲也该出发了。但是，荆轲偏不认命，还要垂死挣扎一番，坚持要等自己的朋友到位。然而，荆轲长达两年的拖延症耗尽了燕丹的耐性，索性给荆轲配置了副手秦舞阳。在道具副手都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荆轲再无理由拖延下去，只得起行。到了秦国，使团花重金贿赂秦国中庶子蒙嘉，希望对方能为自己两句好话，以求得到秦王接见，重金贿赂蒙嘉以求得到秦王接见这段剧情仅仅是后人脑洞大开的结果。当初吕不韦接受河间十城的封地，都需要先征得秦王的同意，更何况如今这个燕国使团，献地的对象是秦王政本人，这件事的重要程度足以让他们得到秦王政的接见，没有秦国大臣能够且敢于越过君主擅自处理这件事。蒙嘉应该是当时负责接待燕国使团的官员（至于此人叫不叫蒙嘉官职是不是中庶子，这不重要），向秦王政报告燕使来意是他的工作，荆轲他们或许重金贿赂了蒙嘉，但也仅仅为了让蒙嘉为他们说好话，进一步降低秦王政的警惕，以增加刺杀的成功率。秦王政听到燕国遣使投降非常高兴，“乃朝服，设九宾”接待燕国使团。至此，刺秦计划开始正式实施。
这次会面的现场，是“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由原定安排来看，负责动手的是捧着地图的秦舞阳，荆轲的工作，一是完成正常的外交工作，不让秦王政起疑心，二是在秦舞阳动手的时候充当助手。荆轲长达两年的不配合耗尽了燕丹的信任，燕丹不敢将希望寄托在荆轲身上，为了保证成功，只能将关键任务交给他比较信任的秦舞阳。然而很坑的是，荆轲没有出状况，秦舞阳却怂了。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是燕丹将关键任务托付给他的原因，但所有人都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秦舞阳的“勇”，只是因为他是秦开的孙子，在燕国没有人能杀了他，他就是个“勇士”，但是离开燕国到了秦国，秦舞阳发现没有人罩住他，出了事他得死了，然后就怂了。
秦舞阳怂了，对于这个突发状况，荆轲很有心理素质地替秦舞阳辩解，打消秦王政的怀疑，获得接近秦王政的机会，借此良机，荆轲抽出匕首，一手抓住秦王政的袖子，另一手抓着匕首扎过去——然后，反应神速的秦王政用一只袖子的代价挣脱了匕首跑了。当时秦王政的剑卡太紧拔不出来，对着这一个有利局面的荆轲，反应却突然掉线，抄着把见血封喉的匕首和秦王政绕着柱子捉迷藏，然后被飞来药囊砸趴了，接下来，秦王政终于拔出剑把他给干掉了。
至此，这个花费两年时间，付出若干条人命的刺杀计划（田光、樊於期，还有测试徐夫人匕效用的实验者），宣告失败。这个失败的刺杀行动将刺秦策划小组“周密筹备”之下的准备不足暴露无遗，所有人为了“如何将凶器带到秦王政面前”这个任务费尽心思，却忘了最关键的如何保证刺杀成功。燕丹没有想过秦舞阳掉链子的情况，荆轲吃喝玩乐两年内只想着怎么劝燕丹打消刺秦的念头，完全没有想过如何提高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再加上他本身并不出彩的剑术，在大好形势拎着把淬毒匕首追着秦王政绕柱跑，还真是再正常不过了。
在完全准备不足的前提下，荆轲的刺杀行动不负众望地失败了。这场豪赌失败的结果，是相关之人非死即逃，燕国因此被灭。燕国百姓没有因为这场刺杀行动受到牵连，燕丹或许能稍感安慰吧。
五、狂生荆轲的错位悲剧
荆轲这个人物非常的一言难尽。历史上对他有着各种评价，舍生取义反抗暴政的悲剧英雄、看不清时势的莽夫、欺软怕硬的小混混等等等等，但是无论何种评价，套在他身上总有一种违和感。说他是舍生取义的英雄，他偏偏留下一通自我标榜的遗言顺便卖了老板；说他逞匹夫之勇，他却因为不想去刺秦在燕国磨了两年；说他欺软怕硬，他能对着秦王政侃侃而谈跟吓得腿软的秦舞阳形成鲜明对比……每一种评价说的是他，却又不是他。
虽然后世多以侠客定义荆轲，但他本人并非武夫，剑术只是业余爱好。《刺客列传》中所提到荆轲的四位前辈，除了技术不佳纯粹以“士为知己者死”及不依不饶的牛皮糖精神得以上榜的豫让外，其他三位都以武技见长，却并未提到他们的文化水平；而荆轲恰恰相反，强调他好读书（“好读书击剑”、“为人沉深好书”）的同时又在强调他的剑术不佳，足见他并非一般的侠客，反而更像是文人。荆轲刚出道，就“以术说卫元君”，后来在秦宫大殿对着秦国君臣侃侃而谈替掉链子的秦舞阳打补丁，泰然自若应付自如，心理素质和口才与其蹩脚剑术形成鲜明对比；他“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明显是奔着向当权者推销自己，一展所长，这与崇尚自由，“侠以武犯禁”的游侠少年，实在是大相径庭。值得注意的是，荆轲交游广阔，仅有的两次打翻友谊之船的经历，对方都是当时有名的剑术大家，这是偶然吗？显然不是。与盖聂、鲁句践的争执，荆轲采取的都是逃避的态度，或者是因为他性格上的懦弱，又或者，仅仅是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不投机罢了，由此亦可作证荆轲并非武人。另外，《刺客列传》中还提及“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如此行为，与后世魏晋文人狂态颇为类似，还有他事败之后的“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的不雅举动，与祢衡“先解衵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着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后汉书·文苑列传》）不无相似之处。如上种种，皆可以说明，荆轲是文人，而非武者。
就这样的一个文人，就因为有几手还算凑合的剑术，就被自己的朋友强拉入伙，走上了一条本不属于他的死路，当真倒霉。
而在刺秦的整个过程中，荆轲一直在做完全无效的挣扎，直到他死亡的前一刻，他依然在求生，但确是毫无用处。跟他的前辈相比，荆轲接受任务的时候非常的磨叽，非要燕丹三请四请才勉强答应。这并不是荆轲在拿乔，而是他对自己的清晰认知，他很清楚，以他那三流剑术，想要杀掉秦王政，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的志向也不是当侠客，他的目标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一点，在他被燕丹催促，激愤之下所言“往而不返者，竖子也”有所反映。因此，如果是万不得已真的要走上“刺秦”之路，荆轲更倾向的是效仿曹沫，他的遗言，七成在挽尊，三成是真心。
整整两年，荆轲被燕丹好吃好喝地供着，完全没有想过他要怎么提高刺杀/挟持的成功率，如此不敬业的表现，明显有着“收钱不办事”的无赖感，当然，笔者倾向于荆轲这两年并不是白吃白喝，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收钱不办事”——劝说燕丹改变主意，然而未遂，这一点，导致他真正动手的时候，功败垂成。
最后，荆轲在被秦王政“断左股”、“八创”，即将死亡的情况下，大掉节操地卖了老板燕丹，这是他最后一次失败的垂死挣扎。他的遗言主要两点意思：一、我失败不是我弱，而是我打错主意想要绑票你；二、我是为了报答燕丹才为他干这事，主谋是他。即使已经提着淬毒匕首差点杀了秦王政，荆轲还要表示自己只是想绑票不想杀人，主谋是燕丹他只是从犯，期待能够得到一个从轻发落。荆轲不想死，荆轲也很努力想让自己不死，但很可惜，无论是田光、燕丹，还是秦王政，都没给他任何活命的机会。
六、隐于幕后的燕王喜
整个刺秦事件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燕丹活跃台前，跟燕王喜并无关系。实际上是如此吗？
首先，提出刺秦计划的田光，本人和秦王政没有任何旧仇，而秦国灭掉燕国所造成的利益损失，田光身为处士，其损失远小于朝廷官吏乃至姬燕王族的损失。若说是因为不想故国被灭的家国情怀，田光对燕国的感情没有燕丹深厚，燕国将灭的危机感并没有燕丹那么强烈，但却对促成刺秦保存燕国一事尤为急切，不惜毫不留情地算计自己的朋友——荆轲，算计好友鞠武的弟子及现任效忠对象——燕丹，赔上自己的性命排除一切妨碍刺秦计划启动的因素，如此尽心尽力，未免太不合理。此外，从田光提出刺秦，到正式开始筹备刺秦计划，期间足有两年时间，这两年内，田光其实有足够的时间物色有意愿有能力担任刺秦任务的人选（例如通过荆轲搭上鲁句践。从刺秦事败之后，鲁句践不无惋惜的感慨可知，如果有机会他很乐意担此重任的），但是他没有，而是急匆匆地威逼利诱无此意愿也没有能力担此重任的荆轲，完全没有考虑到被强拉入伙的荆轲的不配合对整个计划造成多大的妨碍，他用自己的性命来断绝燕丹的退路，逼迫他实施计划，完全没有考虑到会对燕丹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失去理智的燕丹又会给整个计划增加多少麻烦。行事如此急躁不顾后果，不符合田光“其智深，其勇沉”的定位。如上种种反常，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田光的行为非其本意，而是出自某个他不能违抗的人的授意，那人，就是燕国的最高统治者——燕王喜。
其后，在荆轲迫于无奈，答应燕丹的请求之后，燕丹“於是尊荆卿为上卿”。应当注意的是，“上卿”是一个高级别的官职，一般是封给立下大功的臣子，春秋时期，专诸刺杀吴王僚，吴王阖闾因此封专诸之子为上卿，以酬谢专诸的功劳；蔺相如因为渑池会维护赵国的国家尊严，立下大功而受封上卿；甘罗游说赵悼襄王，为秦国取得河间五城上谷十一城而受封上卿。刺秦一事尚在秘密筹划，在外人眼里就是荆轲不立寸功就受封上卿，实在难以服众，事实上却无人对此有任何质疑。燕丹只是区区一个太子没有任何任命高级官员的权限，却能拜荆轲为上卿，荆轲无功受禄却无人质疑，若没有得到燕王喜的支持，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再者，督亢地图代表了燕国土地，有权利对土地作出处置的只有国君，太子也没这个权利。如无燕喜首肯，燕丹没有权限将督亢地区献给秦国。而且，燕国派出使团，明面上是要割地称臣。而作出向秦国割地称臣的决定并且安排出使人员都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国君的同意吧。得不到国君首肯，私下派一群门客代表国家进行外交活动，谁都做不出这样的丢人事。故而，从刺秦策划到执行，很多地方超出燕丹的能力范围，哪怕燕丹真的架空了君父，燕喜绝不是一无所知。
那为何会出现燕喜在刺秦事件完全透明？燕王喜此人，表面看上去懦弱无能，一副好像被儿子架空的样子，在战国晚期的燕国毫无存在感。透过他在位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可以看出其人的真实一面。一是燕王喜四年，燕喜命栗腹带五百金子到赵国进行外交活动，栗腹回报说赵国青壮年于长平之战，国力衰弱，想要趁火打劫攻打赵国，大臣乐间和将渠摆事实讲道理劝他不要冲动行事，燕喜却勃然大怒，一意孤行亲自上阵攻打赵国。将渠上前阻止，反被他踹了一跟头。这次趁火打劫的结果是赵将廉颇“击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於代”，一败涂地，甚至国都被围，最后还是将渠说和，赵军才退兵。第二件事是燕王喜十二年，燕喜听信剧辛“庞煖易与”的话，派兵攻打赵国，反被庞煖打败，丧师二万。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燕王喜此人好占便宜却无自知之明，暴躁易怒刚愎自用，容不得任何反对他的意见，行事轻率急躁。以燕王喜的行事作风，会想出刺秦这样一个风险难度高的计划，并轻率急躁地想在短时间内实现，为此不惜代价不顾后果，并不意外。而从后来刺秦失败，秦军兴兵来攻，燕王父子逃亡辽东，为了摆脱秦军的追击，燕喜派人杀害太子丹，以亲子首级换取秦军暂缓追击一事来看，燕王喜在刺秦事件中的完全透明，是为了在事成之后摘果子，事败之后抛出燕丹转嫁责任以保全自身。
对于燕王喜这等甩锅行径，秦国上下都有着清晰的认知。最直观的一点，是燕王喜献上燕丹首级，想要平息秦王政的怒火，但是秦军却“复进兵攻之”，完全不接受燕王喜给的解释。而后秦王政与群臣议帝号，提及六国君王的不义行为，只有燕王喜享受了“燕王昏乱”的人身攻击。后来子婴更是直接点明“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凡此种种，足以证明秦国君臣对燕喜甩锅行径的厌恶。
—【喜】提人身攻击的END—
[1]《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五年，《史纲评要》卷四，《后秦记》
[2]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九“燕太子丹自秦逃归，,非秦归之”；日本·中井积德《拢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第七册“（秦归燕太子）盖辨士之浮言，非事实也”
[3] 卫广来《荆轲刺秦刍议》（刊于运城师专学报1986年第一期）
[4] 卫广来《荆轲刺秦刍议》（刊于运城师专学报1986年第一期）
[5] 马雍，《帛书<战国纵橫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A].《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173-201.
[6]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战国策·秦策五》
[7] 《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鄴，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於秦。秦置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