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郡县之中的“请立诸子”事件

鹤间和幸将十五年的秦朝历史划分成三个时段：“和平时期”（前221—前216）、“对蛮夷战争时期”（前 215 —前 210）、“帝国崩溃时期”（前 209 —前 207）。前已论及，“和平时期”也是秦事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后秦在南北边疆又开战局，取得了“略取河南地”、“陆梁地”以及逐戎设郡县的辉煌战绩。借此良机，始皇三十四年朝廷置酒咸阳宫。博士70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颂曰：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但博士齐人淳于越却不合时宜地说道：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此论遭李斯驳斥。朝廷随即有焚书之举。翌年，始皇帝又因卢生之谤，迁怒于咸阳诸生，复起坑儒事。扶苏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始皇闻之大怒，遂使扶苏赴上郡监军。

咸阳宫事件导致了秦朝文化政策的转变。李振宏将秦朝此举视为思想上“定于一”的需要，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卜德认为“它使后世的文人对秦帝国产生了持久的反感”，进而将这种“摒弃传统”的做法，视为导致秦朝崩溃的五大因素之一。田余庆以“亡秦之迹”分析汉武帝时期的嗣君问题：“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弛，不允许有任何转折出现。”

这些见解都很深刻。但有个重要的问题值得究及：战后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维系数年，若无其他深刻矛盾长期积累并左右事态发展，仅凭淳于越之言，秦廷的态度何至于骤变？更不会以之为契机，又起焚书坑儒事，继而累及扶苏，以至于将秦王朝战后体制转型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

这一切，要从始皇二十六年说起。秦甫一统，新王朝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钱穆谓“其政治措施之重要者，当首推废封建而行郡县”，它直接拉开了此后两千余年郡县制王朝的序幕。但实际上，在封建郡县之变背后，还隐伏着一条秦王朝政治演进的重要线索。当时，丞相王绾等奏请封建始皇诸子为王：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王绾提议的依据其实有两个：摆在明处的是一种现实考虑，他认为燕、齐、荆地远，推行封建制便于管控新秦地；但其背后隐伏的实则是一种制度传统——周曾在东方分封，并且实现了几个世纪的长久统治。对于这个建议，始皇帝并未立即表态，而是令群臣共同商讨。李斯反驳说：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置诸侯不便。

相比于王绾等人的委婉建议，李斯十分尖锐地指出周代分封制对社会长久稳定的潜在破坏。而这一点，也是古今学者用来解释秦最后决定推行郡县制的缘由。李斯言罢，始皇帝当即表示赞同。

事实上，王绾等人所言，表面上是“请立诸子”，实则不然。其间有一个尤为精妙的细节。当始皇将这个建议放在宫廷讨论时，竟然是“群臣皆以为便”。钱穆隐约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观此，则秦之群臣，有昧于时变，而欲恢复古代封建之旧制者”。但他最终没有揭开其中的曲妙。其实，这一个“皆”字，就“说明在秦廷高级官吏中，赞同分封的人也很多”。

这句话背后的内涵十分丰富。秦自商鞅变法后，形成了以军功爵为主要晋升通道的社会结构，即便身为宗贵，没有军功也不得属籍。历经数代秦王的铁血历练，及至始皇，朝廷“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可是，此番封建动议的对象是始皇诸子，这与功臣集团又有什么利益牵连呢？

答案要从李斯的话中细细品味。他说：

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王绾等人提议时，只是请立诸子。但李斯的回应，却变成了诸子以及功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流行的看法认为“李斯只是根据西周分封子弟同姓造成诸侯混战局面的教训，反对分立诸子为王”，从而忽略了其所答的真正意指。事实上，秦王朝的这次封建郡县之争，是在以封建皇子之名商讨对高级军功集团的安置问题。秦国国家体制的成型是一个渐趋演进的过程。自商鞅改革后，秦国形成了对高级军功集团分土的政治传统。

彼时，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地方政制，“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但他对于宾客群臣能够献策强秦者，也说“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分土”展现了秦国纳贤的极大诚意，也说明孝公与商鞅合力主导的国家体制转型，给封建保留了制度空间，而不是径直建设成单一的集权体制。商鞅本人就是因军功而为列侯，并受封十五邑。据学者粗略统计，战国时期秦国封君已有20余人。且多是实封，如秦昭王令泾阳、华阳、高陵诸君出就封邑，再如秦王政令文信侯就国河南。这些封土与郡县实为两种性质。

当然，秦廷赐封的主要凭依是军功。群臣客卿或出战，或内谋，或两者结合，目标皆是使秦多获地。如商鞅在内主持秦国改革，对外亦领兵攻魏；张仪周游诸国，以“横”破“纵”，助力秦国的军事行动，使秦地广拓，亦曾领兵作战，“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司马迁评价魏冉说：“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吕不韦除了内谋“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对外亦有灭国之功，“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吕氏封侯也正在此时。庄襄王虽曾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但军功亦为其封侯提供合法性。秦昭王之后，孝文、庄襄两代秦王的施政重点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性，“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这实际上是对封建军功与扩张郡县同时并举传统的认可与承袭。

商君、穰侯等人战功虽大，不过仅是蚕食东方，从而让秦国成为七雄之首而已。但始皇时代的军事精英，却以鲸吞之势将整个东方社会都收入秦舆之中。《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言：

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秦授王翦以“武成”二字为封号，典出《尚书·武成》，该篇记载武王伐纣后，“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周秦皆居西土，且都将征服东方视为武功既成之时。但不同的是，周以“武成”言王者之功，秦则以“武成”示高级军功集团之劳。

所以等到战争结束后，基于封赐功臣的传统，王绾等人委婉地将封建提议说了出来。群臣“皆以为便”的初衷是，他们本想借封建皇子之名为求封赢得时机。这种求封，有借鉴周制的一面，也有受到战国封君制影响的一面。但随着兼并战争与军功获地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不能与两者完全等同。实际上，战后秦朝廷出现的封建郡县之争，内涵在于裂土分治，即始皇口中可以“树兵”、“立国”的“侯王”。柳春藩说这种主张“尽管不能理解为是企图恢复西周时期奴隶制性质的裂土分封制”，但亦是“使同姓子弟独立统治于所封的地区”。这源于“战国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地域性差异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统一是历史的潮流，但统一的观念远没有深入人心”，且楚汉复封的事实也证明“必须由类似于战国地域化的政治势力实施地域化的行政管理，建立完全统一的、完全由中央集权控制的郡县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贾谊所谓“缟素而正先帝之过”的首要内容就是“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李斯正是意识到了众臣附议的真正意图：借商讨安置皇子之名，透露出日后对军功集团的安排也应如诸子那般。试想，朝廷虽罹惧分封制之流弊，但制度败坏必不在朝夕。可吕、嫪为乱的情形，或仍鲜活地浮现于始皇脑海间。此时封建始皇诸子或为远虑，但若树藩于军功，则必成近忧。因此，朝廷背后想“易制”的实则正是功高震主的军功集团。

所以始皇在亲政之初，就意欲推动封区的郡县化。秦王政八年至十二年，他先是击杀王弟长安君，震慑宗室反抗势力，“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随后，又果断利用了嫪毐之乱的时机，以非常规手段一并将其他封区收回设郡。对此，张荫麟说：“而秦变法以来新设的少数封区，自从嫪毐和吕不韦的诛窜已完全消灭，秦遂成为一个纯粹郡县式的大帝国。”这种形势转变的暗流或已被当时的高级将领察觉：

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

王翦为了消除秦王政对他带兵远征的顾虑，就以索要田宅厚禄为掩盖。但他也提到“有功终不得封侯”的实况。这里的“封”字，实为“裂土”，与求田宅厚禄显然不是同一性质。

但是，秦灭六国之后，事情迎来了翻转的良机。彼时东方社会的制度尚未划一，反叛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朝廷功臣借由“请立诸子”镇守远地，再次表达求封的政治诉求。但始皇内心的郡县主张由来已久。我们可以察觉到，李斯提出“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安置方案，完全契合始皇帝的过往实践与政治期望。这显非临时起意的对策，而是有准备的应对。始皇借此不再顾及“群臣皆以为便”的情形，也不再像当初以“大笑”那般回避王翦的不封之怨，而是决意彻底解决功臣安置问题。

始皇首次东巡与文化精英的反郡县思潮

矛盾持续发酵。“请立诸子”事件后的第三年，始皇帝首次巡视东方。除了威加海内的目的之外，这次东巡还隐有扩张国家祭祀格局，进而谋求政权合法性的深层意图，具体表现为封禅泰山与打捞周鼎这两件事。封禅泰山的事情，后来汉武帝也做过。他一并将年号改成了“元封”。对于这个年号，田余庆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 , 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秦始皇时还未行年号之制，但两人在相似的时机做着几乎同样的事情。当然，政策上也都出现了转变的迹象。始皇着意在东方寻求支持他的力量，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应该说，始皇帝表示合作的诚意还是很大的，在统一之初，便与他们共议封禅大事，“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这等让司马谈“发愤且卒”的礼遇可谓隆盛。但他们在议定祭祀礼仪时却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

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

表面上看，始皇因儒生所议“乖异”而未取用，但从儒生言仪式“易遵”的说辞来看，“难施用”的原因似非程序繁缛，而是于情理不合。同样的情形，此前在议定名号时，也曾出现：

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始皇朝廷在议尊号的过程中，显然参考了宫廷文化精英的意见。他们建议秦王政取“泰皇”名号，原因是在“古有”的三皇中，“泰皇”的地位最尊贵。可始皇推动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政治变革，这并不是“古有”的事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所以，他断不会取用一种回归传统圣王名号的方案，而是“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而一“始”字，隐有以他为源，传至万世的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

在王朝郡县体制业已推行三年之际，东方文化精英又一次提用“古者”简约、易遵的封禅仪式行于纯粹、强大的郡县制王朝，此举更不足以彰显始皇的政治成功，难免让他接受不了。因此，始皇力排众议，在东方祭祀圣地上，“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此外亦有“世不得而记也”的新规范。这是秦王朝文化象征转换的需要，其“重新规定了文化符号，完全更新了文化形象。‘封禅’，也是表现这种新的政治体制成立的文化形式之一”。

如此一来，双方的合作，出现了方向上的不同。于是，始皇帝不再让他们参与封禅大典，东方士人难免因此对其产生“发愤且卒”般的芥蒂。以至于封禅中的些许自然现象，都成为他们讥笑始皇帝的谈资，“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此后，始皇捞鼎不成，还至湘山，发生了一件让人颇感费解的事情：

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巡行途中难免偶遇恶劣的自然环境。始皇最后一次东巡时，身心每况愈下。他那时“临浙江”，遭遇“水波恶”，也未震怒，而是“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那么，仅逢大风的始皇帝为何要“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呢？

近来有学者将之视为“对大自然行使惩罚刑杀之权，依然表现秦始皇征服自然的主题”。而对这种行为的解读，要以始皇本人的性格特征、内心积淀的文化理念以及秦文化的风格为基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从始皇伐树赭山前与博士的对话中品出一些蹊跷：

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

表面上看，博士是在回答湘水大风的原因，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始皇原本是问湘君是哪路神祇，能兴起大风。但博士所答，却着意强调湘君的政治身份，是“尧女，舜之妻”，并未直言是“何神”。其中的曲妙就在此。基于双方已有的芥蒂，这个回答可能会被理解成阻碍皇帝返途，乃至于阻碍郡县集权体制展开的并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是古代圣王的政制传统。因为“尧女，舜之妻”葬此阻碍皇帝旅途的说法与始皇“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的讹传，其实同出一脉，意在强调始皇乃“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始皇正是察觉到了其中深意，才会骤然大怒。他在盛怒之下想要皆伐的湘山树，何尝不是生长在东方文化精英心中反郡县思潮的杂草。

而始皇帝对此暗讽行为坚决抵制的背后，实则还有一番政治用意。始皇帝这次东巡所携朝臣，主要是一众高级军事将领。其中居首的便是“夷六国”的王翦，而他恰恰曾对“有功终不得封侯”的政治转变抱有微词。此外，还有首倡“请立诸子”的王绾。随后，这班军政精英共同署名了一段刻文。其曰：

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群臣相与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这段话与统一当年李斯请求郡县东方的说辞同出一辙。柯马丁在比较青铜铭文与始皇石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说：“它们明确提及器主之名，通常也署有日期，显然是为了成为一种历史的产物（historical artifacts），它们在一个重要时刻制作 而成，以纪念、凝固某一特殊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将之传达给神灵……无疑，秦始皇所立石刻也同样如此……石刻铭文的历史叙事彻底消除了各个地方统治者的多视角记录，并代之以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单一的中心视角。”也就是说，始皇帝这次携军功重臣与郡县之臣李斯一并出行的深刻意图，是想以金石为纪的方式，与高级军功集团就皇帝“以为郡县”这件大事，达成一种政治约定。同时他亲巡远方的行为，也向军政精英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燕、荆、齐地虽远，不为置王，也可填之。

分析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始皇为何在东巡期间，尤为忌讳文化精英的反郡县行径。也不难推知，“置酒咸阳宫”事件何以会引发一连串的变局，更由焚书走向坑儒的极端。事实上，秦汉王朝由封建而郡县的时代变局，并非一蹴而就。仅以秦代论，摆在明面上的便已有两次：第一次是由高级军功集团发起的封建诸子动议，而后一次则是东方文化精英的反郡县思潮。

与前一次被动应对“请立诸子”动议不同，始皇帝在“置酒咸阳宫”前，已在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虽然在封禅泰山以及湘君事件上，与东方文化精英产生了很多矛盾。但这些矛盾尚匿于暗处，并未达到公开对立的程度，也不影响始皇帝“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的合作态度。而且，在始皇三十二年，秦廷重开战局，向南北边疆的外族夷狄动手，这显然是“一次将六国残余势力的视线引向外族的机会”。

这种转移内部矛盾的做法，最终是为了凝聚人心，整肃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体制争议。始皇想让东方社会看到，通过王朝郡县体制组织起来的国家力量，不但能够平定内部纷争，还能压制南扰的游牧势力。而周青臣率先恭贺的祝酒辞，不失为在这一系列的准备后，始皇帝的一次主动试探。他当时的职务是仆射，也就是宫廷博士的领事官员。我们可以察觉到，周青臣说话的重点很明确，想要引导的舆论风向也十分清楚。就是以始皇治下“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来证明“以诸侯为郡县”的体制正确。

对于周青臣的这番话，《史记》清楚记载了始皇当时流露出来的神情，即“始皇悦”。

这个细节很重要，对于“怚而不信人”的始皇帝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态度外显。也是《秦始皇本纪》中仅有的一次“始皇悦”。他大概以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以及最近两年对外作战的辉煌成就，足以让文化精英对王朝郡县制产生认同感。而且，周青臣开篇已经奠定了这次宫廷酒会的政治基调，他也流露出欣喜骄傲的神态。接下来应该不会出现大的争议。

然而，东方文化精英再一次无视这种成功。淳于越丝毫不加掩饰地批判郡县制。更甚，他将周青臣对郡县制的认同说成是“谀”，将支持郡县制的行为说成不忠。而这一切的过错，都在于始皇帝一人，“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对于两者间的交锋，钱穆曾评论说：

今试平心衡论，始皇、李斯在当时，能毅然推行郡县新制，不复封建旧规，此自一时之卓识。而并世之拘士，尚复称古道昔，哓哓争辩。政制是非，久始得定；急切相争，无可晓喻。此自可资惋叹，而无奈何者。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始皇又一次不即时表态。如同先前那般，他还是先让群臣讨论这件事，李斯再次觉察到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文化精英已经将双方积累多年的矛盾摆上了台面，两者原本脆弱诡谲的合作关系，很难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他一方面批判东方文化精英的体制反动，“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另一方面，李斯有意将这次事件上升到禁绝东方文化的高度。其目的，乃是清洗主张封建体制的政治文化势力。

因此，焚书之后又复坑儒。翦伯赞敏锐察觉到这两件事并不在秦国战后事业的规划之中，“秦代的政府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对于古典文献，不分青红皂白，非秦者烧；对于知识分子，不问轻重首从，反秦者坑。反之，他们曾经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几乎是全部的古典文献，我们因知焚书坑儒并不是秦代政府预定的计划之执行，而是逐渐演进出来的”。事实上，焚书坑儒前发生的诸多事件，前后相衔、因果相扣、层累叠加，政治风向愈发趋紧，形成了一条反郡县势力从暗喻讽刺到公开指责的关键线索，双方关系也由怀柔合作一步步走向破裂与对立。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嗣君问题与封建郡县之争间的联系作出分析。可以这样说，最具求封资格的高级军功将领与儒生、博士等东方文化群体是倡议封建的主要势力，与以始皇、李斯为核心的郡县力量或暗中较量，或争锋相辩。由他们附议或发起的两次封建与郡县之争，已由政治军事领域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愈发深刻。而带有特殊政治身份的诸子的任何政治表态都有可能被卷入其中。把握住了这条关键线索，就不难洞悉朝局变化的底蕴。

这点不难理解。诸子无论成为嗣君与否，他们在政治格局中的位置都很微妙。对于东方文化精英来说，他们当然希望能在始皇时代重返旧制。但即便这个问题被暂时搁置，只要封建的思潮不灭，出现一个能够重建封建制度的嗣君，随后翻转体制也就有了可能。而对高级将领来说，无论他们有多么盛大的军功，秦王朝首要且主要的封建对象还是皇帝诸子。诸子能够获封，封建的大门就不得不向他们敞开。不然的话，情理与法理上都说不通；若始皇帝不行分封而以其他替代性方案来安置诸子，那么，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安置高级军功集团。始皇二十六年军功集团“请立诸子”以及李斯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隐含的就是这层深意。

而且，始皇帝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子是不是，或是他们中有多少人同样怀有封建的想法。毕竟，嗣君只有一个，其余皇子谋求建藩，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动了封建的念头，那么，就可能会有朝臣以他们为中心结成求封势力。这些都是造成始皇对嗣君选择犹豫不定的原因。

完整文章戳：熊永|封建郡县之争与秦始皇的嗣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