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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商业版图中，刘强东携京东强势进军外卖市场，这一决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行业内掀起轩然大波。而其中，刘强东宣布为外卖员缴纳社保的举动，更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巨大反响，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话题。

有人不禁心生疑问，为何刘强东对社保问题如此执着，难道不担心这会拉高社会成本吗？实则，社保对于基层劳动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生活保障。从长远视角审视，它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最终对包括各大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有着积极且深远的影响。刘强东目光如炬，早已敏锐洞察到社保背后的重要价值，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有数据称高达 850 亿）来为员工谋福祉。就京东外卖业务而言，2 月 19 日，京东明确宣布自 3 月起，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且所有保险费用均由京东全额承担，绝不转嫁给骑手。这一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举措，不仅彰显了刘强东对员工权益的高度重视，更是将社会责任深度融入企业发展战略的有力证明。相较之下，此前鲜少有企业将社会责任如此切实地转化为竞争要素，刘强东此举无疑独树一帜，使他在道德层面占据了绝对优势，论实际行动不论主观意图，这份认可他实至名归。

深入剖析外卖市场，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浮现眼前。长久以来，大众普遍认为某团利润丰厚，且存在对商家和快递员压榨的情况。按照经济学的常规逻辑，倘若有企业采取收费稍低、盈利略少的策略，理应能够在市场中谋得一席之地。然而，现实的市场格局却令人费解，某团独占 70% 的份额，近乎一家独大，为何鲜有人能对其形成有效挑战呢？业内有一种普遍的共识，某团之所以未将饿了么挤出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反垄断调查。当我们仔细研究某团财报，并综合其他相关资料后，才逐渐揭开其中的奥秘。某团外卖真正的护城河颇具反常识性，在形成巨大规模效应之前，它基本处于不盈利状态，即便在具备了规模效应之后，盈利状况也并不十分理想。不仅某团如此，其他外卖平台大多也深陷亏损困境，例如饿了么去年就亏损近百亿。这一现象看似违背直觉，毕竟平台从商家抽取 20% - 30% 的佣金，怎么最终还会亏损呢？原因在于绝大部分订单金额在 20 元左右，即便按 30% 抽成，也仅有 6 元，支付给骑手四五元，再分给上下游外卖站一些，加之平台自身运营成本，在这类小单上平台几乎无利可图，有时甚至还需补贴骑手，收益为负。平台盈利主要依赖低频少量的大单，像两三百元的订单，抽成可达五六十元，分给配送员和配送站十元后，仍能赚四五十元。大小单平均下来，平台一单大约盈利七八毛钱，而饿了么送一单却要赔两元。此外，那些如足球场般庞大的服务器集群，以及灯火通明的研发中心，皆是巨额固定开支。事实上，某团自身也曾经历长达 7 年的亏损期，直至 2020 年才实现盈利，2021 年又再度陷入亏损，前期主要精力都用于搭建基础设施。最终结果是，唯有外卖单量极高，才能将支撑成本大幅均摊，实现少量盈利。有数据表明，每增加一千万单，成本约下降 20%，这便是平台大力补贴以拉高单量的原因。饿了么因单量与某团差距悬殊，成本过高，故而几乎送一单赔一单。由此可见，外卖行业看似盈利可期，实则荆棘满途，无形中阻挡了众多搅局者，市场逐渐走向高度集中，从最初的百团大战，到后来的二分天下，直至如今某团近乎一统江湖。倘若本地土豪试图搭建系统与某团竞争，会发现即便烧钱投入，按某团收费标准，不仅难以盈利，还得持续亏损。正因外卖领域盈利艰难，某度、某滴、某音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虽觊觎这块蛋糕，投入巨资后却纷纷铩羽而归，皆因无法支撑到盈利之时。换个角度思考，若外卖行业盈利轻松，市场便不会一家独大，而是群雄逐鹿的局面。

既然外卖业务盈利微薄，某团靠何盈利？它并非活雷锋。某团主要借助规模效应极力压缩成本，饿了么单量不及某团，成本自然更高，所以处于亏损状态。此外，外卖并非某团主要盈利项目，而是其流量入口。2024 年，某团公司总盈利 358 亿，其中外卖贡献约 158 亿（此数据为各方推测，某团未明确公布），仅占 44%。那么，其他主要利润源自何处？某团起家于团购，如今仍通过售卖团购券，即 “到店业务” 赚取丰厚利润。比如用户在其 APP 上购买代金券或团购券，前往线下店铺消费。这部分业务利润远高于外卖，利润率动辄 30% - 50%，堪称暴利。每年有 7.7 亿人使用某团 APP，年订单量达两百多亿单，平均下来，某团每年从每位用户身上仅赚 20 元左右。但它将 7.7 亿用户中的一小部分引流至线下，消费于团购、电影、酒店、医美、美发、宠物等领域，这部分业务利润率颇高，成为某团盈利的关键。出人意料的是，某团在这方面的最大竞争对手竟是某音，送外卖与做短视频的企业在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某团的模式类似小区超市中的菜鸟驿站，超市需专门腾出空间、安排人员管理快递，此业务劳累繁杂且利润微薄，但能带来流量，部分取快递的顾客会顺便购买日用品，因此很多超市对此业务颇为重视。对于某团而言，外卖如同菜鸟驿站，其他业务则像货架上的商品，即到店业务和团购等。其他企业若想涉足外卖市场，有两大难题难以逾越：其一，前期需大量硬件与技术研发投资；其二，需持续补贴直至形成规模优势。第一点虽可实现，但需耗费时间；第二点则困难重重，因为你补贴，某团也补贴，若无法达到其规模优势，便需一直补贴，直至资金耗尽。如此一来，问题凸显：商家因平台过度收割而苦不堪言；骑手被平台压缩配送时间、降低单价，处境艰难；消费者也因预制菜泛滥等问题，满意度欠佳。究其根源，在于只有压缩平台、商家、骑手的利润空间，降低外卖价格，消费者才会买单，否则各方皆难获利。本质上，这是消费力的问题，消费者手中资金有限，不挤压商家和外卖员，消费者便不愿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刘强东此次进入外卖市场，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考量，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助力京东物流再次迈向新的台阶。京东物流一直以来都是京东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通过拓展外卖业务，京东物流能够进一步优化配送网络，提升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外卖业务的即时配送需求，要求物流体系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这与京东物流追求的高效、精准配送理念高度契合。通过整合外卖配送资源，京东物流可以实现配送路线的优化和配送能力的最大化利用，进一步提升其在物流行业的竞争力。同时，外卖业务所积累的大量配送数据，也能够为京东物流的智能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推动其在仓储管理、配送规划等方面实现更精准的决策。

至于刘强东能否撼动某团地位，着实困难重重。在市场份额和规模效应提升之前，京东需持续补贴、烧钱，何时能迎来盈利曙光难以预测。有预测称，刘强东最多能拿下 10% 的市场份额，且可能还需从饿了么处瓜分。此外，某团多年来投入二三十亿巨资打造智能调度系统 “超脑”，这是难以逾越的无形壁垒，京东若想搭建类似系统，起步至少需三年。因此，京东目前明显将重点置于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利润低、成本高，是某团稳固的基本盘，极难撼动。不过，刘强东此次入局意义非凡，作为搅局者，至少能在以下方面带来改善：其一，通过为外卖员缴纳社保，切实优化外卖员生存状态，让他们在工作中有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此举也赢得了社会大众对京东的好感与认可；其二，刘强东提出的后厨评级和后厨直播，想必会得到广泛支持，这有助于提升餐饮质量和透明度，保障消费者权益。至于降低费用的期望，不太现实，各方利润已被压缩至极限，况且刘强东并无低价基因，若某多多入局或许还有可能，但某多多风格更是极力压榨商家。

刘强东此次 “亲征” 外卖领域，恰似历史上君主御驾亲征，有着深远的意义与影响。从历史来看，王朝更迭之际，君主亲征屡见不鲜。刘邦在反秦与楚汉争霸的八年中，始终奋战前线，从沛公崛起为汉王，直至登上高祖之位，以拼搏开创大汉江山；唐太宗李世民在短时间内，亲率大军荡平薛仁杲、刘武周等劲敌，奠定李唐根基；朱元璋即便长期坐镇南京，面对鄱阳湖生死大战，毅然奔赴前线，后又为北伐大军鼓舞指挥。这些帝王雄主以 “亲征” 之壮举，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今商业世界，刘强东的举措同样彰显出类似 “亲征” 的特质。

史书对帝王雄主的赞誉中，“亲征” 意义重大。刘邦战场身先士卒，李世民乱世英勇征战，朱元璋关键战役亲临一线，无不体现 “亲征” 对开创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同时，帝王雄主的 “喜施” 特质也不容忽视。刘邦彭城战败后，果断表示愿舍弃函谷关以东土地犒赏功臣，后来也确实分封英布、彭越、韩信，这种慷慨之举与项羽的 “妇人之仁” 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影响了楚汉战争结局。

刘强东或许从历史智慧中汲取养分，在京东发展历程中，对 “亲征” 与 “喜施” 运用得当。除了为外卖员提供社保这一 “喜施” 之举外，4 月，刘强东身着工作服，阔别十年后回归一线，亲自送外卖，工作结束后设宴款待 40 多名京东外卖骑手，还吸引了其他平台骑手，生动体现了其 “亲征”。这一系列举动，不仅让京东外卖员感受到了公司对他们的关怀与尊重，也向外界传递了刘强东对京东外卖业务的高度重视与坚定决心。

“亲征” 之路充满艰辛与风险，但价值巨大。其一，能拉近最高领导与基层人员距离，让基层人员感受到领导并肩作战，激发共同奋斗热情，长时间提升队伍士气。当外卖员看到刘强东亲自送外卖，并且如此重视他们的权益，为他们缴纳社保，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与企业是命运共同体，从而更愿意为京东外卖的发展全力以赴。其二，可大幅缩短问题处理链路。创业集团内部结构复杂，小团体、派系及多层次领导体系并存。若最高领导仅靠后方汇报了解情况，易错失解决问题时机，还可能被小团体或派系蒙蔽。刘强东通过亲自送外卖，能切实掌握实际情况，迅速准确判断并解决问题，即便当场无法解决，一手资料也可为后续改进提供依据。例如，他可能在送外卖过程中发现配送流程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从而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其三，有助于最高领导树立威望、巩固权力。回顾历史，众多被架空帝王因长期远离一线，与各级领导层缺乏直接联系，从而失去人事权与决策权。刘强东亲自参与外卖业务，深入了解业务线和人事关系，能掌控全局，赢得一线人员认可与服从。外卖员会因为刘强东对他们的关怀以及对业务的深入了解，而更加认可和服从他的领导。

刘强东送外卖之举，与 “亲征” 带来的好处高度契合。他借此与京东外卖骑手建立深厚情谊，给其他平台骑手留下良好印象，为人才招揽奠定基础；送外卖过程中获取一手业务信息，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亲自领导开拓市场，在该领域树立威望，巩固决策权，甚至借此成功回归京东核心决策层。

然而，亲征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历史上不乏亲征失败的著名案例。隋炀帝杨广三次亲征高句丽，初衷是扩张领土、树立威望。第一次亲征，调集百万大军，规模浩大，但他缺乏实战经验，过于注重形式排场，军事指挥僵化，各军协调不畅。高句丽凭借坚固城池顽强抵抗并主动出击，导致隋军损失惨重，陆军几乎全军覆没，海军无奈撤退。后续两次亲征，或因国内杨玄感叛乱，或因高句丽佯装请降，均未达预期目标。这三次亲征耗费巨额人力、物力、财力，引发民怨，动摇隋朝统治根基，成为隋朝覆灭的重要诱因。宋太宗赵光义灭亡北汉后，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亲自率军北伐辽国。高粱河之战初期宋军顺利，但赵光义急于求成，在部队未充分休整补给时，贸然强攻幽州城。辽军利用宋军疲惫内外夹攻，宋军大败，赵光义中箭受伤，乘驴车南逃。此后的雍熙北伐，同样因战略失误、各路大军配合不当而惨败。这两次亲征失利，使宋朝在与辽国对峙中处于劣势，军事和经济实力遭受重创，对宋朝国运产生深远负面影响。明英宗朱祁镇在司礼太监王振鼓动下，率军抵御瓦剌首领也先侵犯。由于朱祁镇无军事经验，盲目轻信王振，行军过程中军队路线规划、驻扎安排混乱。大军抵达大同后，听闻前线战败便惊慌撤军。撤军途中，王振为满足私欲擅自改变路线，耽误宝贵时间，最终在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明军仓促应战，全军覆没，朱祁镇被俘，众多大臣战死，明朝国力和威望受挫，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亲征失败原因各异，但总体而言，这些失败的君主大多非从实战磨砺成长，其权力多源于祖辈传承，长期依赖安稳官僚体系维持帝国运转。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们，缺乏对战场瞬息万变局势的敏锐洞察和应对能力。在商业战场，尤其竞争激烈的行业，依靠基因继承获取领导地位概率极低。商业竞争如同真实战场，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领导者必须凭借自身能力、经验和对市场的深刻理解，才能脱颖而出。若商业领导者缺乏对市场一线的深入了解，仅依赖传统管理模式和汇报机制，就可能像历史上亲征失败的君主一样，在复杂市场形势下做出错误决策，导致企业发展受阻甚至陷入困境。

从历史经验看当下商业领域，“老大亲征” 对战略性业务推进至关重要。小米雷军在手机与汽车业务上亲力亲为，刘强东在外卖业务上的 “亲征”，背后是对京东物流提升的深远考量。京东正处关键发展时期，恰似王朝开创关键时刻，唯有最高领导亲征，方能凝聚各方力量，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商业之战，开辟新辉煌。但历史上亲征失败的案例也为商业领导者敲响警钟，“亲征” 过程中需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决策，合理规划战略战术，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引领企业走向成功。我们希望刘强东能赢，更多的是希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获得成功。后续或许会有这样一种趋势，类似京东这样的超级公司，应适可而止，不必追求每年超高增长。虽此言论看似不切实际，但从长远看，企业不仅要追求盈利，还应兼顾社会影响。若一个公司虽盈利丰厚却人见人恨，难以长久发展。不如拿出部分利润承担社会责任，虽短期利润可能减少，但可确保长期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