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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汉口抗战高潮中的洋“汉口帮”
楚老汉 2023-04-14

1938年,武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时首都。继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武汉再次成为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中心,也再次成为了世界关注的抗战焦点。当时从世界各国蜂拥而来,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外国各界人士,包括官员、作家和记者,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圈,被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亲切地称为“汉口帮”(Hankow Gang)。十个月里,汉口帮许多成员先后奔赴抗敌前线或敌后战线,采访并宣传抗日战场第一手新闻。

1938年8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以“敌后战线”(Behind the Line)报道,聚集在汉口的外国各界人士,上周在这里倾听了美军观察员卡尔逊(Evans F. Carlson)上尉来自敌后战线第一手观察的报告。

卡尔逊是“汉口帮”的重要成员。在武汉沦陷前,汉口帮又被称为“汉口最后一搏兵团”(Hankow Last Ditchers Corps)。这个洋人帮,包括来自世界各国参与中国抗战新闻界和军政界人士,包括史沫特莱(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卡尔逊(美国军事观察员)、白德恩(Jack Belden,美国美联社)、胡德兰(Freda Utley,英国《新闻纪事报》)、何克(George Hogg,美国合众社)、戴维斯(John P. Davies, Jr.,美国大使馆官员)、窦尔恩(Frank Dorn, 美国大使馆官员)、博萨特(Walter Bosshard,瑞士新苏黎世新闻社)、窦奠安(Tillman Durdin,美国《纽约时报》)、费希尔(Francis McCracken Fisher,美国美联社)和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另外,还有一些汉口帮外围朋友圈各界人士如新西兰的艾黎、加拿大的白求恩、匈牙利的卡帕、美国的斯诺、斯特朗、吴德施等等。汉口路德会传教院成为汉口帮的总部。汉口海军基督教青年会则成为汉口帮的食堂,法租界里的一家名为“罗西之家”(Rosie's)的酒楼是汉口帮的聚会场所,而有时汉口帮也在戴维斯官邸里聚会。史沫特莱和卡尔逊是这个洋汉口帮的核心人物。

1937年底,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先后从山西洪洞八路军总部出发,史沫特莱前往武汉,而卡尔逊奔赴前线。史沫特莱的翻译周立波随卡尔逊而行。 此后十个月里,卡尔逊三度由抗战前沿往返武汉。第一次是1938年3月初访五台山后到武汉,(在前线时有一段由孔庆德护送,后据此拍成电影。)第二次是4月底访台儿庄后到武汉,第三次是8月初访陕晋察冀鲁皖等地后到武汉。1938年8月7日,卡尔逊在汉口路德会传教院内居所里,对汉口帮的战友们介绍了他在战区的经历。他告诉大家,沦陷区并不是彻底沦陷,中国人掌握着敌后广大地区。当时,斯蒂尔问卡尔逊说,“日本人没有完全控制所占领的山西、河北、山东和绥远等省 - 这只是你深思熟虑的判断吧?” 卡尔逊拿出他行军的线路图指给大家看:“我在沦陷区的这些城市和乡镇住宿过,所看到的日本人只有俘虏。” 他希望汉口帮新闻界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抗战,而汉口帮也不辱使命行动起来。8月9日,斯蒂尔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道:“美国军事观察员说日本在中国北方仅仅控制了炮火所及的地区。” 同日,窦奠安的《纽约时报》也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步行2000英里,穿越日军封锁线,发现中国依然控制着日占区域。” 由于卡尔逊的美国军方身份,这个新闻通过那群热血的洋汉口帮迅速传遍全世界,并引起外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敌后抗战的震撼和轰动。

也就是在这次汉口帮聚会上,卡尔逊对几位美国记者同胞问道:“你们大伙知道是我们正在对日本提供大部分的武器装备吗?” 大家都已知道并也为此感到羞耻。卡尔逊愤怒地说:“这必须停止!”

《时代周刊》“敌后战线”报道说,这位四十二岁个子高大、头发林立的军人刚刚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与组织完好的中国游击部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起,步行两千英里,穿越了山西、河北、山东和绥远等被日寇侵占的地区。卡尔逊发现在沦陷区的敌后战线上,至少有六十万中国军人正在战斗,把敌人后方变成了前线。他宣称日本侵略军仅仅只控制了驻军城镇和交通线,敌后广大地区都由中国游击部队掌握着。另据统计,截止1938年底,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和山西等沦陷省的796县中,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只在59县完全丧失作用,248县中仍在部分工作,而多达489县的行政完全控制在中国人手中。这在北方主要是八路军的势力范围而南方则主要是为新四军的根据地。

文章说卡尔逊在汉口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怎样轻易地穿过日军封锁线(cross Japanese lines)怎样突袭日军据点(raid Japanese base),并缴获敌人武器装备,怎样建立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体制,怎样维护工业合作、军需供应和金融经济。他说在八路军的银行里他可以自由兑现市场通用的旅行支票。健康的成人都会经过训练加入游击部队,而参军参战的人们高唱着战斗的进行曲,斗志昂扬。

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月,坚持到底的汉口帮成为声援抗战的 “最后一搏兵团”,并因此形成“最后一搏兵团俱乐部”(Last Ditchers Club):每当帮中有人离开汉口,汉口帮就在罗斯之家歺厅举行“最后一搏兵团俱乐部”送别聚会。继续留守的人戏称即将离开的人为“逃兵”,但相互之间恋恋不舍依依惜别。

而卡尔逊,就是因为《时代周刊》的“敌后战线”这篇报道,遭到美国海军部的指责和训斥,并胁迫如不悔改后果自负。1938年9月17日,卡尔逊愤而辞职(并于不久后退伍)。卡尔逊问史沫特莱:“我做得对吗?” 史沫特莱回答:“你做得对。”

“那就足够了!”

“不过今后你会过着艰苦的生活。” 

“你一直在过着这种生活,不是吗?”

“我是四海为家,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活。”

“如果你能这么过,我也能。”

然而卡尔逊必须离开武汉,甚至必须离开中国。

1938年9月27日晚,汉口帮为卡尔逊和同时离汉的胡德兰举办饯行聚会。面临别愁离恨,大家反应非常强烈,情绪非常激动。送别聚会,在沉重而幽默的汉口帮的活动中,变成“汉口最后一搏兵团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Hankow Last Ditchers Corps)对这两个“开小差“的“逃兵”(deserter)的“审判法庭”。由“大法官”斯蒂尔主持,“检查官”史沫特莱“起诉”,“律师”费希尔“辩护”。费希尔在“辩护”词中发泄了汉口帮对卡尔逊遭遇的愤怒 - 不是为“逃兵”开脱,而是赞扬这位海军军官的勇气:他愿意放弃整个职业生涯,“因为该死的日本人迫使该死的国务院迫使该死的海军部迫使他闭嘴”。卡尔逊反而安抚大家,表示坚信“不久我们还会在一起的”,而晚会就在“友谊长存”的动情的歌声中结束。

卡尔逊自豪地宣称汉口帮是“我们的帮!”(Our Gang!)史沫特莱说卡尔逊是汉口帮里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又长又瘦又可爱,他将是一个不自觉地伸手去摘星星的人——但却永远不会碰到它们”。“然而,正是这种努力,才能让生活变得有价值。”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回到美国的卡尔逊应召归队,组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支八路军武工队新四军别动队式的突击队,以游击战略战术在太平洋岛屿打击日军。它就是著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显神通的“工合突击队(Gung Ho Raiders)”,“工合”的理念是卡尔逊在抗战的中国城乡奔波中的一个重大收获。“工合”是艾黎主持创办的为抗战生产的工业合作社的简称,而在卡尔逊心里具有“一起工作共同拼搏”(Work Together)的意义。卡尔逊的突击队员们打着“工合”的标志,喊着“工合”的口号,勇敢战斗,威震敌胆。工合突击队为美军在二战中创造了意义深远的游击战术(guerrilla tactics)的战例。1942年美国就拍摄了反映 “工合突击队” 战斗经历的电影《工合!》(Gung Ho!),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卡尔逊一定没有想到,十年后在他去世后的五十年代初,他的工合突击队战友们被派往朝鲜前线。在前身为卡尔逊战略战术导师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志愿军面前,卡尔逊的前工合突击队官兵们再勇猛也只能败退。长津湖战役中,卡尔逊的前工合突击队卫士长杨西(John Yancey),在1282高地上高喊着“工合”的口号与志愿军战士舍身拼命,仍然无法挽回最终的败局。工合精神的灵魂,首先是正义之师。

汉口帮最终因武汉沦陷而解散,成员各奔东西。然而,汉口帮的精神不灭。 1938年12月21日,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以“白德恩骑驴疾驰新四军驻地与史沫特莱会合”(Belden Gallops to New 4th Quarters on Wild Donkey, Meets Smedley)为题,报道了离汉后的汉口帮白德恩随上海民众慰劳团赴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与早先从汉口前来随军的汉口帮史沫特莱重逢。白德恩在皖南云岭章家渡记录下上海民众慰劳团向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敬献“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锦旗的珍贵时刻。而史沫特莱在武汉沦陷前由周恩来介绍给项英,得到在新四军战区活动的许可,武汉沦陷后一直跟着新四军从江苏、安徽至湖北深入敌后。在湖北大洪山区,她追随新四军李先念的鄂豫独立支队(后新四军第五师)南征北战,与陈少敏成为朋友。她钦佩陈少敏,说她胜过花木兰,因为她不需女扮男装。

胡德兰也曾为自己作为“汉口帮”的一员(as one of“the gang”)感到非常自豪。在她1939年在伦敦出版的《战争中的中国》(China at War)一书中记载:“中国人的平和与幽默,以及他们的友好、开朗和对生活所带来的善恶际遇的明哲接受,感染了我们‘汉口帮’战时记者的所有成员。” 汉口帮“虽是一个混合群体,可我们是被一种共同的对中国的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说谎欺骗的不满,对顽固偏见的不屑,对政治的兴趣,对幽默的喜欢,对世界的怀疑而聚集在一起的。”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个人和政治的原因,麦卡锡时期的胡德兰却彻底走向了当年汉口帮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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