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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口开埠后，武汉的人、物和事件在外文中就常常用武汉方言以罗马拼音来直接音译。与其它通商口岸更早的同样做法一起，这种方言罗马化（Romanization）现象即是中国文字拉丁化（Latinization）“分区语”的起源，而武汉话也就是这些洋中国通们关注的一种重要方言。

1868年5月28日美国《纽约先驱报》以“中国和中国话”（China and the Chinese）报道，有心人在汉囗街头收集了令人顿生奇趣的街头商贩的武汉话叫卖号子（street cries)，并列举了十数例分别予以注音并释义。如词条“P'o hai hwan t'aung” ，解释为 “挑着担子的人，用一边篮框里的糖果，去交换破鞋子并放入另一边的篮框。” （“P'o hai hwan t'aung” is called out by men carrying two large baskets, out of one of which they deliver sweet eats for old shoes, put into the other.）原来这是在叫“破鞋换糖”— “鞋” 在武汉话中发“孩” （hai）音。又如：“P'o toong lan s'heeh hwan c'hean”，这是在喊 “破铜烂锡换钱”。再则 “Mo shean tsz tsan taw" — “磨剪子铲刀”；“P'o lan sow se hwan c'hean” — “破烂首饰换钱”。还有的挑担货郎吆喝“Poo san” — “补伞”，呼唤 “Poo wan” — “补碗”。还有的叫卖筷子（k'uai tsz）、筛子（sai tsz）。在年关时节，更有一些挑担货郎叫卖红头绳（hoong t'ow sen）、柏子花（peh tsz hwa）、炒米沙（tsao mee sa）等的过年用品。在这里，收集者把武汉话直接用罗马字母注音，成为汉字拉丁化分区语支流的一个重要源头。

1875年英国驻汉领馆官员庄延龄（Edward H. Parker, 后世界著名汉学家）专门撰写《汉口方言》研究武汉话。1899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殷德生（James Addison Ingle，后圣公会汉口教区首任主教，在汉口圣保罗教堂以英汉双语宣教）也撰写了《汉音集字》专门研究武汉话，成为一部专业的武汉话字典。1925年英国语言学家（Mary D. Grosvenor）在此基础上又撰写了《汉口方言口语袖珍中文词典》。庄延龄和殷德生都把武汉话中武昌官话与汉口杂话区别开来。他们认为武昌话基本上是口径一致的声韵调，众口一音异口同声；而在五方杂处的汉口，不说外省晋商徽商带来的山西安徽腔调屡闻不鲜，就是本省黄陂孝感口音也流行于市。庄延龄说：“汉口的南腔北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群集于这个商业镇的全国各地商人们口音的影响。” 而殷德生也说：“汉口地区是全国十八省人的混合地，所以它的口语也就带着南腔北调彼此混合的声音，非常杂乱，令人迷茫。这样的发音方式与大江对岸的武昌方言是不同的。” 殷德生注意到武昌话常把声母“R”作为“L”来发音，特别是武昌话没有“R”声母的特点。如：“Ran（然、染、冉）” 发音 “Lan（兰、懒、览）”。“Rou（柔、肉）” 发音 “Lou（娄、楼）”，等等。他说武昌话这种众口一辞的独特情况在汉口当时流行的各说各语自说自话的方言中是找不到的。（“In fact, in Wuchang, all the R-sounds seem to become L-sounds, while in Hankow, I can not detect any consistent change of all of one sound into another.”）当然，武昌官话最终统一了全武汉，成为三镇的主流方言。

在美国圣公会传教会的历史上，武昌的府街和高家巷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Fu Kai（府街）和 Kaochia Hang（高家巷）这样的罗马化武汉方言也就载入了圣公会文献典籍史册。“街”和“巷”这两个字在殷德生的武汉话字典里就是“kai”（k为不送气声母，即g；k’乃是送气声母k - 字母右上角斜点“’ ”即送气符号）与“hang”。在武汉话里，“街”发音“该”，也正同于上例中“鞋”发音“孩”。

《汉音集字》罗马化了不少典型的武汉方言。每音举两例如：项巷-hang；黑吓-heh；喝合-ho（工合的英译 gung ho 亦即武汉话音译，乃卡尔逊在武汉所了解记录并在返美后组建美海军陆战队工合突击队而引入英文词汇）；学削-hsioh；界届-kai（k为不送气声母，即g）；哥戈-ko（k为不送气声母，即g）；科棵-k'o（k’为送气声母）；默脉-meh；梦木-mung；白北-peh（p为不送气声母，即b。湖北的英译hupeh 亦即武汉话音译。）；拍魄-p'eh（p’为送气声母）；批披-p'ei（p’为送气声母）；宿属-so；队对-tei （t为不送气声母，即d）；推退-t'ei（t’为送气声母），等等。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是距此一百二十年后，在传染病大流行全国人民驰援武汉时，山东大学编发《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也是使用罗马字母的正规汉语拼音来标注武汉话。其中也列举了一些武汉方言的特征用语。例如：“自己”是“zi ga”（普通话音近“织嘎”）; “扫帚”是“tiao ju”（普通话音近“条居”）；“没有”是“mao de”（普通话音近“毛的”）；“整洁”是“chen tou”（普通话音近“称头”但“头”为上声）；“继续”是“ji sou”（普通话音近“即手”）；“吓人”是“he len”（普通话音近“核能”），等等。

到了民国，特别是三十年代，汉语言拉丁化新文字形成一个轰动一时而影响深远的潮流。除基于北京话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北拉”方案正式公布外，当时全国共有包括以武汉方言为基础的湖北话在内十四个拉丁化分区语。其中只有基于上海话的江南话、厦门话和广州话和潮汕话四种的拉丁化新文字分区语方案实际推行，其余十种方案均未正式推广使用。在实行地区，很多诸如报纸杂志的出版物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拉丁化的新文字。有的“全盘西化”，如《大众报》；有的新老对照，如《大众教育》。后人有以为是英文者，殊不知其为史上风靡一时的汉语拉丁化新文字，当其时也大有取代方块表意汉字的势头。而湖北分区语方案，与当时现行的《汉音集字》罗马注音及其它武汉方言研究成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汉语发展的过程看，中国文字的罗马化运用和拉丁化运动，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注音符号附件而后者是新型文字本体。拉丁化新文字之前的世纪初有了邮政罗马化拼音（Postal Romanization）；拉丁化新文字之后的四十年代又有了耶鲁罗马化拼音（Yale Romanization）。后来，全国统一规范的拼音体系全面取代了拉丁化新文字，作为现代汉语言文字的正式注音系统。

附记：谈到武汉话和武昌方言，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先父。我家祖居武昌，父亲的口音可说是正宗武汉方言的代表。记得乱世赋闲时的父亲对少年的我讲过很多历史文化故事，讲三国，讲水浒，讲陋室铭、讲爱莲说，讲围棋 “一百八十个零半”，讲京剧 “富连盛世元长”。父亲喜爱京剧，也喜爱汉剧。（父亲与刘菊村陈伯华夫妇交好，我家与刘家曾比邻而居。）父亲特别告诉我京戏的汉腔韵白表明了 “汉剧是京剧之祖”，例如《空城计》中诸葛亮韵白 “保汉室”，是用京腔发“包含史”的音- 用普通话说“包含史”音同武汉话的“保汉室”，这就是京戏的汉腔韵白。这样看来，现在的年轻京剧演员，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必须先学会武汉方言语音才能演好老京戏。在那个特别的年代，父亲同样爱听样板戏，他说无论如何那毕竟也是富连成的袁世海（鸠山）、谭元寿（郭建光）、马长礼（刁德一）、刘长瑜（李铁梅）科班的京戏。父亲那浓重的武昌口音，至今常常回响在我耳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