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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与Oliver

——属于二十世纪的不老少年

在此致敬伟大的作家Oliver——克里特先生。

克里特先生是泰国人，全名不可考，曾用笔名Oliver。年轻时留学欧洲，旅居西欧诸国，二十世纪中后期曾在北美参加维权运动，晚年回国定居，逝世时正好七十岁。

在世期间曾出版多部文学作品，如《PINK ROMANCE》、《Merman》、《发芽》、《十七，二十》、《安德烈的烙印》、《月光之死》、《塞壬的眼泪》、《Sunset》、《蓝色钢笔》等，除此之外，还有自叙传类的记录本《一梦一生》。

据史料记载，在二战之前，泰国还叫作暹罗。有两种说法，一是在1939年以后才改名为泰国，二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也就是1945年才正式更名为泰国。“泰”字取用于他们的民族语言，有自由的意思，“泰国”即“自由之地”。

然，二十世纪早期的泰国社会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普遍人们思想观念都比较保守，等级森严，尊崇礼法。克里特先生称自己就出自当时有名的豪门世家，但由于克里特先生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全名，而当时的大多历史资料因某些原因早已遗失或者根本未曾被记载，我们只能从仅存的少量历史资料和克里特先生的众多作品中寻找蛛丝马迹。可以确定的是，克里特先生以及其早故的恋人，均出自豪门，但具体是哪一家族、这个家族如今是否还存在已不可考。

据克里特先生在《一梦一生》中描述，他一辈子只交往了一位恋人，且这位恋人与其在读书时代就相识，是同届校友，且皆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克里特先生入学第一年是在家中作业，第二年才回归校园，在回归的第一个月里，就认识了当时的恋人，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陷入爱河。因他们身份的特殊，这段禁断之恋又为时代所不容，他们秘密交往了三年多。

从克里特先生的文字中可以发现，他对恋人的评价很高，是个非常优秀且完美的人，两人十分契合，是彼此认定的命定恋人。虽然环境不允许他们公开恋情，但他们都将对方纳入彼此的未来规划中，他们对两人的未来都充满期待和憧憬。然而时局的变化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计划。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动荡不安，外敌入侵，资本逐利凶猛，内忧外患，时代的不幸将他们的爱情推上了断头台。克里特先生的恋人被家族安排商业联姻，而克里特先生本人也因出色的外貌而陷入危机。为了维护这段爱情，克里特先生与其恋人携手私奔，却在出海前被抓，恋情曝光后两人被迫分离。

对于这段极为灰色的日子，克里特先生描绘得比较模糊，省略了许多细节，能确定的是，当时的克里特家族为保护克里特先生而将其连夜送出国，联系克里特先生早年的作品，笔者推断他被送往了英国。

出国后，克里特先生起初还能和家族联系，主要是和他的姐姐通信，通过姐姐了解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家族和恋人的近况。后中途两人失联了快一年，恢复联系后，克里特先生才知道原来恋人早就在两年前去世了。其恋人具体死因不详，但有研究者猜测，大概率死于商业纠纷或家族恩怨。

克里特先生作品中对家族的描写比较少，笔者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发现其家族的产业大多面向海外，家族中也未有从政倾向，且较少参与社交活动。而其恋人的家族经常参加上流人士举办的宴会，与各大家族往来密切。恋人一家是从海外移民过来的，发展虽快但仍较为稚嫩，可以推断其家族在站稳脚跟、稳固扩展地位这方面比较有野心，也就能肯定当时为何会出现联姻一事。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知克里特家族在本土竞争力较弱，也就不容易成为商业资本进攻的对象；但其恋人的家族不同，其发展的势头威胁到了本土的真正权贵，只有合作才能避免成为攻击的对象。而当时唯一合适的合作方式，就是联姻。联姻的破裂，给了各大家族可以攻击的理由，与其说是因悔婚而导致的悲剧，不如说是隐藏在其表面下的资本狰狞。

克里特先生和其恋人，都是金钱和利益的牺牲品。其恋人的家族因根基不牢，即便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但仍旧抵不过各大家族联手进攻。整个家族在史料记载上近乎空白，我们相信克里特先生在作品中记录的真实性，但为何史书上未曾出现，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被抹杀了。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探测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右有过产业变动的大改，笔者不能断定这与其有关，但不失为一种可供猜想的联系。

克里特先生曾在文中写道：“我们曾约定要一起活到八十岁，但他却死在了二十岁，加妮让我多活了几年，二十三岁的时候我也死了，我的灵魂永远追随我的爱人。”这里的“加妮”指的应是克里特先生的姐姐。自从克里特先生出国后，他就很少和家人见面，克里特先生的姐姐一直承担着照顾家人的重担。后来国内形势恶化，克里特先生一家迁居马来西亚，姐姐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华裔，结婚后过了很多年，才诞下一子。

克里特先生在文中称这个孩子叫做“那诺”，根据克里特先生墓碑上留下的亲属一栏名字中就有“那诺”这一点，研究者们推断这个名字是真名。据时代晚报的记载，克里特先生亡故后的大小事宜都是由那诺这个外甥来处理的，克里特先生的遗产也都由那诺继承。在克里特先生去世后，有记者想了解更多和克里特先生有关的事情，但那时已联系不到那诺。关于克里特先生的一切只能从残存的资料中去挖掘当年的历史真相。

克里特先生大半生笔耕不缀，以“Oliver”为笔名发表了众多作品。而“Oliver”这个名字也很有深意，是“橄榄树”的意思，而在西方，橄榄枝代表和平。结合克里特先生毕生的作品以及晚年时的采访，笔者猜想，“Oliver”实际上也是克里特先生对当时社会的一个暗示，当有出版社接收了“Oliver”的作品，意味着接受了特殊，接受了不同。当年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回故乡，而是用这个笔名写了一个又一个以他和恋人为原型的故事，他想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向世人传达“爱”的真谛——“人人都有爱，人人都能爱”。

纵观克里特先生的写作生涯其实并不算顺利，投稿也曾屡次碰壁，但他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一路走一路写，融合当地文化写了很多属于他和恋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万变不离其宗——开头有多美好，过程就有多悲伤，并且结尾大都不出意外的圆满。笔者私以为，克里特这样安排，或许就是在幻想他和恋人的一次次相逢，并在不同的世界爱了好多回。最经典的莫过于《PINK ROMANCE》和《Sunset》，前者是克里特先生所有作品中最长的一部小说，而后者是克里特先生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外甥代理出版发行。

当然克里特先生的众多作品中也不全是关于爱情，像《女孩狄琪》和《男孩安东》就是关于友情的；《给予我宇宙般的爱》、《查理夫妇》和《大我三岁的加妮》写的是家人之间的故事；还有两本比较特殊的是《蓝色钢笔》和《安德烈的烙印》。《安德烈的烙印》带有魔幻色彩，是克里特先生唯一一部非现实作品；而《蓝色钢笔》至今都未有明确的归类，有人说这是关于克里特先生的意外艳遇，也有人说是他疑似患有臆想症后写的一部作品。

几十年如一日的写作，克里特先生在圈内口碑很好，经常受邀参加各类地下演讲鼓动推广，为梦想不断努力着。在活动期间也遭遇过极端分子的威胁和袭击，甚至还被狂热粉丝骚扰跟踪，并加以谋害。通过他文字的描述，可以深切感受到那段时间他其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活下去很需要勇气。

在克里特先生中后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发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也就是《蓝色钢笔》中的主人公“Teh”。“Teh”对克里特先生的影响很大，甚至改变了他长期以来的写作风格，因为在《蓝色钢笔》之后，他的作品不仅晦涩许多，还增添了几分锐利，这和他以往柔和清丽的文风大不相同。

我们试图去破译“Teh”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尝试了诸多不同的解法，最终锁定两种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说法：一，克里特先生是泰国人，根据泰文发音，“Teh”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茶”；二，克里特先生笔下的“Teh”是华人，而克里特先生本人对中文的研究并不深，很有可能是用泰文或者英译的发音编写的一个代声词，基于这个猜想可以推断“Teh”可能是指中文发音“de”的字。

据克里特先生在《蓝色钢笔》中描述，“Teh”是他四十九岁那年和友人一起去纽约发展时认识的一个年轻人。“Teh”和他早故的恋人十分相似，且“Teh”曾向他表达过爱意。但因心里始终放不下恋人，加上年龄的差距，使克里特先生无法接受“Teh”的示爱。后来“Teh”因同学被警方非法虐待而抗议，在争执中被误伤，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Teh”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出头，这对克里特先生的打击很大。加上二十世纪中后期各种暴乱事件的发生让当地的正义之士和具有进步意识的能人志士觉醒，大规模的人群加入抗议，这也使得克里特先生晚年的作品更加尖锐，出版了不少抨击人性黑暗的作品，影响非同小可。

由于《蓝色钢笔》在众多作品中显得太突兀，研究者们始终无法确证是否真实存在“Teh”这样的一个人物，有些人认为他是真实的人，但也有些人认为“Teh”只是克里特先生的幻想，是他晚年因精神方面的疾病而产生的幻觉所塑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形象，他们对克里特先生七十岁自杀一事存疑，始终认为到了那个年纪再做出结束自己生命这样的决定的可能很小。若是时间往前十几二十年，或许更能让人理解，而“Teh”的存在也将更具有可靠性。

克里特先生至今仍是争议颇大的人物，有人认为他胆小懦弱，恋人已死，家族衰败，自己潜逃他乡，独自苟活。但笔者认为他很勇敢，因为不是谁都有勇气在面对如此困境时依然能坚强的走下去的，他努力活着，是为了书写他和恋人未曾向世界说出口的爱。克里特先生做到了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他是值得被尊敬的。

克里特先生用大半生走的路至今依然难走，但与上个时代不同的是，前方的光明却很亮眼，笔者不禁想到克里特先生的墓志铭——

“浪漫至死，至死少年。”

最后，再一次致敬伟大的克里特先生。

 

 

Wu Qiao

2020年12月3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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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论文的形式简单写了一篇“克里特个人与作品研究”，有些地方会和正文对不上，因为是从新世纪的第三视角看待“Oliver”的一生，这个故事的真实情况一切以正文为主。

在LOFTER上的第一篇原创同人文就这样完结了

虽然依旧意难平

但还是到了离别的时候

相信哥哥和弟弟一定会在某个平行时空里

过着没有仇恨的平淡生活

那些细小的温柔

也会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肆意拔节

最近要准备考试啦

月底放假

也许会继续写文

大家想看什么可以给些意见呀

写文的日子里真的很开心

感谢每个评论和喜欢

真的谢谢看我写东西的大家

认真做自己喜欢的事

真的是会发光的

提前新年祝愿啦

愿大家的冬天都温暖至极

有阳光也有温柔

这世间的美好

都是你们的吖♥

   这是四五年前的一次志愿者活动，事后单位让我写点什么。大概我写得太散乱了，也没用，就扔在电脑里，昨天看到，想想发这里来吧。 

     这次活动是去青海。有30辆吉利捐献的越野车，两辆大货车，10辆救护车。200多人（包括50几位志愿者医生，30多位志愿者车手，还有都是志愿的工作人员）。

     活动结束后，所有的救护车都会捐献给沿途的卫生院，而所有的越野车则捐献给更为贫困的山村诊所，给出诊医生巡诊之用（老大H还吐槽，人家开着玛莎拉蒂做慈善，我们就开吉利了。）

整个路程回想起来，真是十分辛苦。

最痛苦那天是海拔4500的玛多县。我的血氧才70几，头痛欲裂，浑身酸痛，半夜睡在床上，觉得每次呼吸都更像窒息，胸闷得让人恐慌，根本睡不着。一边翻身一边决定，明天我就要逃了，明天就回去。

第二天，摇摇晃晃起来，看其他医生也都苍白着脸，动作很慢，讲话很轻。

但是病人在门口排队等我们。

于是看病。

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感冒引起的角膜炎，角膜炎拖成的双眼角膜白斑。我告诉她父母，要换角膜。他们笑笑，让我开一张残疾证明，至少这样能拿点补助。

一个40多岁看起来像60岁的妇女，睑内翻引起的角膜溃疡，病人说土郎中告诉她，只是哭多了，不哭就好了。

一个严重斜视和眼球震颤的孩子，父母坚持认为这是读小学的时候，体检抽血造成的。

这里没有眼科，唯一能配到的眼药水叫“熊胆明目液”。……医疗条件真的，真的，很差。

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的开药给他们。（因为我们带去的免费药有限，有些条件较好的地方，我们都开处方让病人自己去配药。那天在玛多，所有医生都拼命开药，照药房主任的话说：“今天不发药，什么时候发？）

义诊到下午一点多结束，我很惊奇自己居然撑下来了。车队带着我们从高高的垭口穿过，慢慢向山下进发。基金会的理事长向我们道歉，说安排了这么高的一站，导致很多人身体不适。但是他又说，因为太高，从来没有医疗队到过这里，我们是第一支。因为他是在车载电台里说的话，我并没有听到其他医生们的回应。但是我想，大家都是谅解的。

那天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朵五色的云。

（玛多县的卫生院是新造的，整洁漂亮，招牌上能看到内外妇儿，X光，B超，检验科都有。我甚至看到一个“祈祷室”。当地的一个护士说，这是支援建设的，各种仪器也运来很多，他们现在缺医生，送了很多人去培训。情况总会好起来的。）

 

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去西宁。基金会连物资带人，包了两个车厢。我还是第一次坐硬卧。列车一路往西，海拔渐渐升高，景色也从葱茏茂密的树木庄稼，慢慢变成稀疏干燥的山林旷野，山上有很多蹦蹦跳跳的牛和羊。

到了西宁。稍稍有些眩晕，传说中的高原反应这就来了。但是比预想的温和的多。

第三天清晨，越野车也运到了，做我们驾驶员的车手居然是战斗机的飞行员。(后来在车队电台的闲聊里，知道车手有很多退役的消防兵，空军，炮兵，潜艇兵，武警……)。

那天早上，车队在西宁的藏医博物馆门口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下着小雨，台上的捐献公司代表、老大H，还有青海省的领导们都没有打伞。大家淋着雨简单讲了一下，我们这几天要干什么什么，要捐什么什么，要去哪几个地方。OK结束。虽然站了一排的明星，但是没有任何煽情，歌都没唱。

仪式结束，直接去了湟源县卫生院义诊。

原本是计划到了卫生院，吃了中饭再开始义诊。但是路上的时候，前站的志愿者通报说，当地病人已经在雨里等了一上午。能否请医生们轮流吃饭，轮流坐诊。大家纷纷表示没关系，看完病人再吃吧。

那天坐诊直到下午三点左右。病人在卫生院门口排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多数病人讲的是青海话，我勉强能听懂几个短语。每个医生都配了一个翻译。

可能因为离西宁比较近，湟源县又是定居的农民为主，不是游牧的牧民，总体的健康医疗状况还可以。但是仅仅那一天，我就看到了四个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眼病。他们对慢性病还是不大在意。

后来大家站在雨里吃饭，饭菜是快餐，都已经凉了。但是土豆丝很好吃。然后车队赶去海南州的共和县。

出了湟源县，似乎就是牧区了，整个世界突然开阔万里，芳草连天，黄沙蔽日。沿着公路能看到大片大片绵延数里的，呃，太阳能板（大约是光伏发电站）。牛羊在太阳能板下面自由穿梭着吃草。公路都很平直，两侧的路基上都覆盖着白色的纤维膜，下面养护着草皮。

那天路上看到一个奇景。整条公路笔直向前，看到远方有一个非常高的陡坡，目测大约能超过45度角。车队领队要求救护车和物资大卡车出队，全速前进，冲过陡坡。

前面的向导闻言大喊，前面没有陡坡，千万不要加速，前面只有下坡路。大家都觉得向导傻了呀，明明这么高的陡坡。

结果车队一路前进，真的没有上坡路，一路在下坡。

向导解释说，因为天上有云，看不到地平线，路四周也没有其他参照物。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突破天际的公路”。他很淡定的表示，这是在草原上很常见的错觉。（这里的海拔开始高起来，云层并不都在地平线之上。我们一路有些时候就穿行在云雾里，一片云里有雨，另一片云里就可能是雪。）

到了共和县已经很晚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开会，包括要发号子限制病人数量，增加某些常用的药物，如何维持秩序，医用手套需要增加之类的问题。有个车手说要请假去街上买点感冒药，药房主任说药房有。他说这是千里迢迢运来给当地病人的，他不能用。

吃完饭已经快十点了，医生都去休息了。志愿者和车手们还要检修车辆，加油，准备明天的行程。他们比我们更辛苦。

 

义诊第二天

第二天到共合的卫生院义诊。这里的病人就有很多是藏族，说的是藏语。可是当地的医生也分汉族和藏族，汉族医生们说青海话，基本不会说藏语。大家满世界找会说藏语和汉语的人，连他们的食堂主任都被拖来了。

藏族的名字都是佛经里的吉祥用语，索南，卓玛，扎西，才让，多吉（可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姓。藏族人的衣服都比较厚，女性们大多都编着满头细小的辫子，据说一年拆洗一两次，有些人头发少，辫子里会参杂着牦牛的毛。无论男女老少，都带着颜色艳丽的饰品，叮叮当当，金光闪亮。不知真假。

他们似乎都习惯随身带身份证，因为上面写了汉语和藏语的名字。

我们还有两个外国的志愿者医生，又是全科的。病人们特别新奇，排队等着看病。医生看病，他们看外国医生。翻译就更麻烦了，藏语翻译成汉语，汉语再翻译成英语。然后如此反复的翻译回来。那天直到我们吃完午餐，他们的队伍才结束。

这里的病人，白内障和黄斑变性就多起来了，是和高海拔的强烈光照有关系。还有很多过敏性结膜炎。病人们很多都描述，夏天在草原上坐久了，就会眼睛痒，鼻子痒——花粉、尘螨和灰尘太多了。当地的眼科医生说，他们有专门的藏药治过敏。方子保密，具体不详。

那天我还看到一个白化病的小姑娘。先天的白内障，晶体脱位。因为手术难度很大，我问基金会的人，能不能把她带到北京或者西宁去开刀。那个工作人员联系了半天，欢欣鼓舞的回来告诉我可以的。但是继续详查的时候，发现她的光定位不对，红绿色也没办法分辨。眼球没有发育，手术效果会很差。最后只能放弃了。小姑娘的爸爸对我做了个右手手掌向上的动作。深深鞠了一躬。旁边的翻译告诉我，这是，谢谢你的意思。

那天吃着午餐的盒饭，就下大雨了。原本晴空万里，十分晒人。一下雨，顿时冷得像南方的初冬。大家在帐篷下面避雨，缩着脖子继续吃饭。

我看到一个穿着单衣的藏族老爷爷，从随身的背囊里扯出一件棉被一样长宽厚大的袍子，穿上。再扯出一个十分fashion的厚呢礼帽，戴上。然后在瓢泼大雨里淡定的走了。

下午继续赶路，路程很远，而且开始盘山。海拔一节节往上，车队领队会汇报一下海拔：“4100了，经过隘口就往下走了啊。大家别着急。”

有人吐槽他：“本来不着急的，被你汇报一下，胸都闷了。不知道还好。”

领队开玩笑说：“啊呀，看错了，是1400米啊。”

队员们纷纷表示感觉好多了，去跑马拉松没问题。

 

     沿路海拔慢慢升高，树也越来越少，还能看到小片小片的沙漠。大地开始显得荒芜。

到达兴海县的时候，高原反应让我有些气喘，于是在车里睡着了。

   被同车的甜甜叫醒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兴海的县城，好绿啊。整个县城笼罩在树荫里。市中心的道路很宽，三分之二全是绿化带。绿化带里长的基本上是10米多高的杨树。道路之外的空地上，也是大片大片的杨树，柳树，沙棘，挺拔茂盛，丰美滋润，难以想象。

     这里是回族的聚居区，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反复让我们注意伊斯兰禁忌。

下了车，大家都发现了，很冷。这里的气温已经10度左右了，大家安顿好了，商量着去买秋裤。酒店的服务员指点我们去市中心，市中心还是新造的，树不多，车辆却很多，尘土飞扬，人声鼎沸。

我们在一个类似于小商品市场的地方买到了秋裤。我还看到一条很漂亮的羊毛披肩，问价却高得让人咋舌。老板娘说，这是尼泊尔的进货的，山羊绒披肩。我问是不是你们经常去边境进货。答，他们不是直接去的，但是很多货源确实是从尼泊尔、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哪里进来的。

同行的妹子想买点藏饰，但是这里没有，老板娘建议我们往北走十几分钟，有个藏民街，那里有。但是我们三人都有点高原反应，腿酸的不行，遥望了一下藏民街，作罢。

一路再走回酒店，其实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天却还是很亮，街上的店面也开着，馍馍铺，羊肉店，拉面店，衣服店，药店，基本上很齐全。新华书店和邮局都关着，我看看门口悬挂的营业时间，也是朝8点，晚5点。

那天开始，很多人有高原反应，胸闷不适，头疼。酒店准备了酥油茶和姜茶，效果甚微。很多人开始吸氧。

 

义诊第三天

第二天开始义诊。据说这里是高原上都是牧业乡的市场中心。那天有9个乡的牧业村，组团来了。几千个人骑着马来的。卫生院铁门外人山人海。

那天人实在是太多了，光是我们三个眼科的医生，就看了大约有三百个病人。很多白内障病人，但是基金会的免费名额实在有限，到后来筛选出来的白内障病人无法处理。

当地卫生院的院长后来告诉我们，他们当地最近也有一个免费的白内障项目。于是让所有的白内障病人去那里登记。后来我听说，这个项目是十世班禅的女儿资助的。尊称是尧西·班·仁吉旺姆公主。我当时看到那张医疗通知上，公主二字，愣了一下。

 

那天看病到一半，突然下了冰雹。我们在帐篷里，带上冲锋衣的帽子继续看病。再看看排队的病人，不论男女，大多带着硬质的宽沿帽子，在冰雹里十分淡定。只是很多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们，不在帐篷里，又不能擅离岗位去躲雨，被砸得十分疼

到了下午一点多，又是在雨里吃的快餐，而且因为高原，饭都有些夹生。一颗颗米粒落在胃里仿佛都能站起来。但是土豆丝特别甜脆。

下午，继续向更高的海拔进发。路也不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山越来越陡，更高的山顶上没有草的覆盖，很多还能看到积雪。风景越发的奇崛优美。

在悬崖峭壁上，仍然能看到白色的羊和黑色的牛。他们在随时能粉身碎骨的地方，依然悠哉的吃草，而且能飞快的奔跑。（其实仔细看看，羊并不是白色的，很多的羊前半身和尾巴是褐色的，硕大的角弧形的盘曲着。牛全身是黑的，但是脸和尾巴又是白的，眼窝四周又是黑的。远远看去，就像牛头的骷髅一样，据说叫鬼面牛。）

义诊第四天是在玛多，前面说过了，高原反应最重的一天。

那天我们到了最高的玛多县。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且全程昏头涨脑，没有什么心思四处观看。

其实回想起来，玛多县是很美的，这里是长江源头，草原上各种蜿蜒曲折大小珍珠般的湖泊，路上还看到一个群山环绕中的大湖泊，湖水清蓝，夕阳温柔，天幕低垂，仙境无疑。

过了玛多县，到了稍微低一点的达日（也有4100米）。这里有第一座黄河大桥，两车道的小小桥梁，黄河在这里是条清澈的小河。达日和玛多一样，基本没有树，尘土飞扬。但是比玛多热闹很多，沿路开的店基本上是汽修店、饭店、旅馆。大约这里是长途汽车休息的地方。

吃了饭，晚上8点半，天还很亮。我们想去街上逛一下，但是一到了9点，天就瞬间黑了，仿佛一个黑幕从天而降，半点没有拖延。

这时我们才发现，街灯都被砸碎了，整条街除了几家店铺，没有其他亮光。而且路上很多的野狗和悠哉的牛。我还踩到一坨牛粪。

三个人只能惶惶然回宾馆。

在宾馆的空地上（这里即使是停车场，也全是草地，很少有全水泥的地皮，仍然有野狗和牛羊在这些地方优哉游哉的玩。）我抬头看了看天，突然惊了一下，星空，灼灼光华，扑面而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这样的星空，我更没有看到过这样银白色的灿烂星河。

那天我们三个就站在满地的杂草和牛粪堆里，仰望星空。心绪仿佛可以出尘入世，无以名状。

 

义诊第五天

第二天继续义诊。达日的病人并不算太多，但是秩序有点乱，连义诊的桌子都差点被推倒了。大家只能暂停，等排队好了再看诊。我们眼科100多个号子，依然有很多的白内障、黄斑变性、过敏、糖尿病眼底病变。

内科和外科聚集了很多的病人。我看到很多7、8岁的小孩在外科排队。据说这里，因为海拔高，当地人习惯吃生肉，所以包虫病高发，几乎人人有包虫病，包括小孩子。很多人因为肝包虫，只能做肝脏部分切除。肆虐程度大概和嘉兴地区当年的血吸虫类似。

结核也高发，很多人拿着体检的胸片，甚至我只是在内科旁边瞟几眼，就能看到很少见的粟粒性结核。内科一位教授说，肠结核也很多，可能因为牛奶习惯直接生喝，不消毒。

眼科的眼底检查需要和病人额头抵着额头。我们只能戴2层的口罩，求个心安。

那天在达日卫生院，看着大红标语刷着，坚定消灭包虫之类的口号。据当地的医生说，从今年10月份开始，这里所有的包虫病和结核病相关治疗全部免费。争取20年之后消除包虫病。

义诊第六天

第二天到昭德县的青珍乡，卫生院是我们所到之处的最破最小的，病人也更加的多。

因为卫生院后面就是一个寄宿小学，志愿者们拉着两队小学生来看病。都是12、13岁的学生，可是个子都像我们这里7、8岁的。校服很脏。给我们做翻译的藏语老师说，现在是暑假，家境好的孩子们都去夏牧场跟着父母了。留在这里的小孩基本上是没人照顾的，单亲或者孤儿，或者是身体不好，父母干脆就不来接了。

她慎重的对我们说：“你们可能是他们这辈子第一个医生。”

我压力有点大。

于是我们那天又拼命开药，40多块钱一支的抗过敏药被用出去了一大半。39元一支的抗生素眼药水用完了。（眼科的眼药水全是各个医院捐的，各种进口的土豪药水）

有一个斜视的小孩子，甜甜医生建议老师带她去医院做手术（基金会财力有限，不援助白内障之外的眼科手术）。老师回答说：“学校没这个能力，她爸妈也不要她了。”她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的。小孩看了老师一眼，然后对着她笑了笑。

甜甜因为这事，那天情绪很低落。

那十几个小孩基本全有包虫病，北京的几个外科医生给他们开了诊断书，建议先治疗，不行还是需要做肝切除。

那个美丽的藏族老师送我们走的时候，突然对甜甜说了一句：“没关系的，他们总能长大的。”

那天除了那些小孩子，来看病的其他病人都衣着整齐，盛装而来。据说是当地州府60周年庆，很多人打算看完医生，去参加庆典。卫生院门口密密麻麻停着摩托车、面包车，还有英俊的马。

下午我们又开了将近7个小时到了黄南州的河南县。一路男左女右天然厕所（即使路上有加油站也没有厕所，老板娘诧异我们居然要找厕所，指着房子后面的草原说，随便哪里都可以上啊。）

路上有一段100公里左右的土路，搓板震荡，骨头都酥脆了。但是因为海拔降下来了，大家精神都好。各路车手十分兴奋，在土路上差点就拉力赛赛车了。领队在电台里拼命大叫：“不准超车啊，克制一点，不准超车啊。”

那天因为旅程过半，几个明星要回去了，老大H举行了一个送别晚宴。好多人喝酒唱歌。我喝到了传说中的奶茶，有股奇特的豆浆味。

 

义诊第七天

那天义诊是在河南县的藏医院。这里是蒙古族自治县，据说住民都来自于成吉思汗西征时建立的金帐汗国，90%是蒙古族人，县中心的雕像是成吉思汗。但是大多数居民只会说藏语，穿藏服（毕竟因为冷，藏服更实用），写的也是藏文。这里因为交通的便利，是十分有名的藏药集散地。这里的藏医院还有自制的藏药厂。

那天秩序维持的非常好。病人井然有序。但是翻译不够，我们只能两个医生共用一个翻译。

翻译一着急也有点乱，有些时候我比比划划对着病人说了一大堆，她点点头，对着病人说一句话。然后病人就一脸恍然大悟的说“耶耶耶。”（藏语，大概是，好的，是的，我明白了之类的意思。）我心里有点抓狂，心想你别耶呀，这太不靠谱了。

后来儿科那里有个小男孩在看病，他会说汉语，被我抓过来当翻译。这个小孩子很靠谱，好像会说普通话，会说藏语，还能说青海话。而且速度很快，全程同声传译。到后来同样几个病，都不用我发问，他就开始问“什么时候看不清的，一下子还是慢慢的，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之类的。

旁边的儿科医生和我就一直在夸他。然后小伙子就得意的很，表示他还能说蒙古话。他妈妈在内科看完病，拉他他都不走。那天据说也都是牧业乡的牧民赶来看病的，我怕耽误他们回去的行程，还是劝他跟妈妈回去。

 

义诊第八天

第八天依然是在河南县。而且因为第一天消息传达出去了，更多的病人来了。那天我们眼科三个人看了大约有200个病人。我还收到了一条哈达。白色，上面有繁复的乳白色花纹和流苏。

还有很多穿僧服的人，男女都有。我问当地的翻译医生，这里还有尼姑么？医生答，这些都只是在家里修行的人，单身，或者离婚，或者丧偶，很多是身体不好，所以更加虔诚的拜佛。但是没有寺庙的供养，并不算真正的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人都是从小在佛学院学习，要像学士、硕士、博士一样接受考试，三四年难得回家一趟，在俗世的地方也很少能看到，地位很高。而喇嘛更是类似于活佛一样的，有很苛刻的条件，不一定努力就能当上喇嘛。（我们平常见个藏传和尚就叫喇嘛是不对的，相当于见到一位教师就叫人家教授一样。）

后来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僧人背着个“某某佛学院”的书包。想问问那位医生，这是不是真的和尚。太忙了，后来忘掉了。

下午我们去了敬老院。基金会捐了一些东西，电视机，洗衣机，和面机，微波炉，药箱，健身器材之类的。然后组织所有老人来体检。内科外科眼科。大部分视物不清的老人都是很老的白内障，需要手术，一一登记在册，联系本地的民政局。

那天在另外一个州做免费白内障的眼科手术组结束了工作，和我们汇合了，X教授带的队。H更是大肆的表扬了一番手术组。

义诊第九天

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去往泽库县。一路上就听到前站队员反复提醒我们，今天病人很多很多，请大家先吃点东西，喝点水，抓紧时间上厕所。

果然很多，沿着卫生院的围墙大概排出去有600多米，将近2000多病人。

幸好那天我们眼科有5个医生。我们比内科结束的早。病种都差不多，很多的病人需要进一步去大医院做检查和治疗。

翻译跟我说，牧民因为有牛羊，而且有农业医保，看病是不缺钱钱的，但是因为语言和交通的问题，经常花了钱，到底治了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治好。我把检查和治疗项目写在纸条上，他们珍而重之的收好在怀里。

我那天才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很多人说看不清，需要配眼镜，其实很多人都视力都有0.8。但是在草原上，这样的视力放牧已经看不清牛羊了。我干脆建议他们买个望远镜。

那天药房有个笑话，发药的志愿者学了几句简单的藏语，比如，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片。明星JX，很得瑟的用藏语对牧民交代医嘱。结果牧民一脸茫然的看着他，最后人家用汉语问他：“你说什么？说汉语吧。”

那天下午结束之后，又启程去下一站，同仁县。海拔越来越低，从盘山公路一直向下，深谷沟壑，绿树流水。景色有些南方丘陵的味道。但是山更高，更陡峭。有些山的颜色是着了火一样的赤红色。丹霞地貌。

公路在曲折的峡谷里穿行，路面随处可见有落石和滑坡，到处有工人在加固路边的山体。

义诊第十天

那天我们在同仁县的人民医院义诊。这里很多回族和撒拉族的人，说汉语。医院的条件也相对比较好，有眼科，还有裂隙灯和眼压计。街市上还有眼镜店，可以验光。所以眼科的病人相对就少。

大部分病人都拥在外科，拿着CT单子，请求开刀。

有个戴着盖头的穆斯林姑娘走过来问我，能不能开双眼皮。我回答了她几句。然后看到她盖头下面的头发是红色的，顺口问了一句，这颜色是天生的还是染的？结果她大惊，急忙捂住头发把盖头盖严。我一愣，道歉说是不是不能问。她笑着就逃开了。

那天老大H还跑来比划了两下，抢在我前面检查了一个四级的白内障，说：“光定位不行了，他视网膜不好，不能开刀。”然后转头要求X教授表扬她。她还真没检查错.

 

广场上吃完盒饭，下午讲课。所有的教授专家给当地医院的医生们开了个讲座。眼科、肝胆外科、脑外科、皮肤科、乳腺外科、传染病学。挑了些比较实用的题目讲，讲了一节之后，所有跟着凑热闹的媒体和明星们，都被脑外科的血腥手术录像给吓跑了。

 

那天讲课从下午1点，讲到了将近8点钟。然后车队继续出发。

义诊第十一天

那天是在撒拉族的自治县，循化。其实一路上，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循化面店”“循化饭店”“循化特产”之类的店。这里是面食之乡，美食之乡。路上我们吃的拉面和面片简直绝了。据说中国90%以上的清真拉面店都是循化的撒拉族人开的。

撒拉族人是一千多年前，从塔吉克斯坦一代迁移来的中亚民族，女性特别明显，高鼻深目，肤白发红（只是遮着盖头看不清头发）。

这里的病人比牧区干净很多，随处可见大大的储水罐，有龙头，供来去的人净手礼拜之用。

这里海拔一低，白内障的发病率似乎就少了很多。黄斑变性也少了一些，但是过敏和炎症更多，似乎树木花草增多有关。

那天看到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看完内科看外科，看完外科再看眼科。两个小孩子不同程度的脑瘫，行动不便、斜视、弱视。所有的专家都看了一遍，最后还是表示，我们无能为力。

那天老大H好像想做冰桶挑战，连助理走位，灯光和相机都准备好了，最后她想上来的时候，被他们基金会的理事长措辞严厉的阻止了。最后那天她在微博上低调的表示，我捐钱吧。

其实也确实，她从上了高原一直吸氧感冒，路上为了给车队司机们解乏，一首一首的飚高音。后来她实在不行了，另外一个女高音T顶上，唱歌给我们（主要是司机们提神）听。挺不容易的。到了海拔低一点的地方立刻又想来点花样。他们基金会的理事长明显被她吓得不轻。

下午的时候，去了当地的敬老院，又送了一大堆东西，给老人体检。零时又来了几个明星，我能认出来的是hq，他们给老人们发东西，陪着老人来体检。

这里很多老人已经做过一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是当地民政的免费项目做的。但是术后半年需要再做一次激光，才能保持更好的视力，这个知识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建议可以去西宁打激光，或者干脆本地买一个激光机。激光治疗的危险性不大，操作简便，对视力很有帮助，很值得买。当地医生表示立刻去进修这个。

义诊第十二天

那天我们到了化隆县，车手们开玩笑说这里特产是“化隆造”。化隆是当年马步芳的军工基地，即使是现在，中国一大半的枪案，枪支就来自于这里。

这里的病人们依然很热情。发的号子因为限制了人数，我们居然看到了好几个假号子，似模似样的印了H基金会的标志，但是图案是胡乱涂的。再后来，又发现给我们做翻译的人里，会偷偷把用过的号子拿走，再弄到外面去。医生们不好意思说什么，假装没看到，继续把所有的病人都看完了。

后来一个医生悄悄说：“你说他们不会是拿去卖钱吧？”我表示没办法、不知道啊。

后来眼科看了大约200多个号子，加上循环利用的，其实大概有将近300个病人。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弱视、斜视的小孩子特别多。我鼓动当地的医生去进修斜视，检查又不用仪器，开刀又不需要显微镜，你只要会做了，回来就能用。

谁知道那位医生回答我：“现在就挺好了。”

晚宴

那天我们又一路颠簸地赶到了西宁，当天晚上庆功晚宴。

庆功晚宴那天，原定的8点半。但是很多大牌专家和老大H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结果一直到了9点多才开始。开场的时候，H走进来，在台上呆了一会，叹息了一声：“做公益不容易啊。”她没再说什么，开始鼓励大家喝酒唱歌。菜很简单，大家也很累了，但是气氛还是很欢乐的。

后来我知道，那天来了好几个病人以及家属。因为活动之前，有些需要手术和援助的病人是由西宁的医生筛选的。比如一个小姑娘，当地医生告诉她，基金会他们来了，就能给她换个角膜，她就能看见了。但后来经X教授的检查，这个孩子双眼已经萎缩了，根本不可能换角膜。还有诸如此类的几个病人。

那天晚上他们一群人到宾馆砸了大厅，要求老大H出来，说他们被骗了。所有的专家都去了，反复给他们检查，告诉他们，并不是基金会不给他们开刀，实在是治不了。

后来那个双眼萎缩的小姑娘的家长，要求H出钱，送孩子去北京学艺术。

那天我问X教授，H这样被打击，她以后还愿意继续做下去么？

X老师说：“这几年一直有这些事情的。很常见的。要是这样就不干了，确实轻松很多啊，可是还是要做，我们也还是要来啊。没关系的。”

很多事情，并不一定会被表扬，不一定会被理解，不一定会被感激，还有那么多的无能为力和不可理喻，但是，总是，要继续做的。

 

第二天，凌晨四点去赶飞机，西宁城的还没有醒过来，天很冷。所有的人匆匆的告别，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和依依惜别。依然和来的时候一样，平常地聚拢，平常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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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罗恩大大剪辑的“我只要你”系列视频都看过了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比我还晚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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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在17′以后

唱给经纪人的《别那么骄傲》看一看特写镜头杨老师的表情吧。

那一瞬间的皱眉坚定到发狠，让我心惊。

爱到极致也是恨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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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纠结啊，眼前要选的这条路深不见底，他不敢迈步。

但是呢？他的🌙站在这条路的入口，一边哼着歌一边走进去。

他披着光的背影越走越深，快要消失的时候扭头对他笑了一下:“我进去啦，你就送到这儿吧。”

可能是他扭头笑的时候眼角的光闪到他眼底。

突然之间就不纠结了。

他大踏步上前，赶在那人衣角消失前的最后一刻拉住他。

🌙身上的光分到他的轮廓里，他对着月亮轻轻说:“手给我，我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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