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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讲我们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准确地说，知识分子≠有软弱性，而是根据2：8法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软弱性，只有极少数不具有这种软弱性。这只是一种概率上的规律，而不是一种必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一个命题，具体怎么个说法未曾深究过，只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知识分子对力量迷恋，对自己的利益精心谋划，最终成为骑墙草，没有自己的信念或者根本不抱希望，胆子小。在战乱年代竭尽全力活下去，在和平年代靠自己的好头脑为时代锦上添花。这是简要的知识分子软弱性人像。

首先，知识分子头脑相对较好，喜欢吸收知识因此满腹学识。头脑好离不开“基因+和谐小康的家庭环境+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基因打底，家庭环境给予好的精神和物质营养培养好的头脑，未知因素叫做天时地利，或者运气。这些一起造就一个不错的头脑，不错的头脑或者不错的家境或两者兼之给予一个不错的起点，带上一个对生存策略敏锐的知识库。知识分子在表面意义上是最文明的一群人，我们拥有很多理想；但我们吸收万象信息，因此也活得最有动物的本质，看得最清什么是最优生存策略。亦或因为理想不为五斗米折腰，找一个生存的折衷方案。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基于以上的生存特点。大多数人不会视死如归，知识分子也是。知识丰富能凭感觉对现在的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知道谁最强，跟谁站在一起生存概率最大。也许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不愿意冒风险，结果是找个生存概率大又不违背自己信念的折衷方案。其他人也不会视死如归，但只有知识分子最看得清局势。如果说其他的骑墙草能被忽悠的话，那么我们最不屑于给自己化的大饼，是更加智能化的骑墙草。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软弱的=不敢与强者作对的话，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比其他人更软弱。如果其他人只是从表面上看到对方强壮不愿作对，那么知识分子在表象之外，一般喜欢从自己庞大的知识库中挑拣词汇，编织一个关于“强者之所以为强者”的逻辑。中途不需要任何实践的检验，所以故事的逻辑可以有无限多个版本，最终都导向“诞生这个强者”的结果。

这些逻辑面对人的思想检验可以毫无漏洞，但根据2：8法则，一旦面对实践的检验，大多数都不堪一击。

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我们花太多时间收集从实践当中总结省略的知识，却因为没有为其中任何一个实践花时间，所以对省略部分一无所知，对制造知识的人的默认前提条件一无所知。知识分子的“强者之路”故事之所以可以有无数甚至互相矛盾的版本，便是因为省略重要信息（即实践中的默认前提条件）。所有的故事都逻辑自洽，完美地解释了现在，但大多数故事都无法预测未来。少数预测了未来的故事更像是概率上的问题，就像只要掷足够多次的色子，总能掷出6个6一般。

如上所述，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不同，会为“为什么”提供一个逻辑自洽但脱离实践检验的故事作为答案，这些故事总是完美地解释大概率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忽略小概率事件并称之为“例外”。明明是同一个时空同一个条件下发生的事情，都在自然条件下发生，只因为小概率发生，就被排除在逻辑自洽的故事之外。从这一刻起，知识分子成为自己思想的奴隶。

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加软弱，因为我们认为“悲惨的规律性=悲惨的法则性”，我们把大概率事件当作必然事件，把现在的局势当作必然的结果。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规律，只不过是将现在的局势正当化成为法则，用自己的故事的逻辑，巩固“现在局势不可改变”的结论。

然而，就像《让子弹飞》里的师爷一样，在濒死之时劝着对方，“你呀，弄不过黄四郎”，却没有预测到死后那个小概率的结局。小概率事件从来都不是什么违背自然法则的“例外”、“意外”，它们与大概率事件共享同一套自然法则，在某种不同的“顺势而为”作用下，造成了与大概率事件的“必然性”不同的，另外一种“必然性”而已。

只不过我们大多数都才疏学浅，到死也看不清。

那么2：8法则中的2的部分——不软弱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

私者一时，公者千古。不软弱的知识分子，一是不怕死，他们不一定看清了，但他们视死如归，这是2中之8。二是看到了小概率事件的必然性轨迹，他们是2中之2(好二啊)，历史中的巨大变化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似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或扭转乾坤，其实不过是，顺势而为，“无为而治”。

（完）

• 《让子弹飞》(电影)

• Bourdieu, Pierre and Richard Nic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2013=1972). p77-78.

机器翻译原文：

    由于客观条件（科学通过统计规律将其理解为客观地依附于一个群体或阶级的概率）持久灌输的倾向会产生客观上符合这些客观要求的愿望和实践，因此排除了最不可能的实践，或者完全没有检查，因为不可想象的，或者以双重否定为代价，这种否定使代理人倾向于将必然性作为一种美德，即拒绝无论如何都拒绝的事物并热爱不可避免的事物。产生这种气质的条件，即成为美德的必然性，是这样的，它所产生的期望往往会忽略任何概率计算的有效性所服从的限制，即实验的条件应该没有被修改。

    与在每次实验后根据严格的计算规则进行校正的科学估计不同，实际估计对早期经验给予了不成比例的重视：通过它们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必要性，确定的生存条件类型的结构特征在相对自主的家庭关系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这种外在必要性的特定家庭表现（性别分工、家庭道德、关怀、冲突、品味等）的调解，产生惯习的结构这反过来又成为感知和欣赏所有后续经验的基础。

原文：

    Because the dispositions durably inculcated by objective conditions (which science apprehends through statistical regularities as the probabilities objectively attached to a group or class) engender aspirations and practices objectively compatible with thos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the most improbable practices are excluded, either totally without examination, as unthinkable, or at the cost of the double negation which inclines agents to 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 that is, to refuse what is anyway refused and to love the inevitable. The very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of the ethos, necessity made into a virtue, are such that the expectations to which it gives rise tend to ignore the restriction to which the validity of any calculus of probabilities is subordinated, namely that the conditions of the experiments should not have been modified.

    Unlike scientific estimations, which are corrected after each experiment in accordance with rigorous rules of calculation, practical estimates give disproportionate weight to early experiences: the structures characteristic of a determinate type of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throug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necessity which they bring to bear on the relatively autonomous universe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or more precise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e specifically familial manifestations of this external necessity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domestic morality, cares, strife, tastes, etc.), produce the structures of the habitus which become in turn the basis of percep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all subsequent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