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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问时间线，别算年龄，我也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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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诚收到明楼的回信，是1934年东正教瞻礼日后的傍晚。

信是隔壁总参学院的新一期学生辗转捎给他的，那日无风无雨，气温很低。明诚抱着一本注释版《制胜的科学》匆匆跑到校门口取信，又小跑回去资料室———天色已黑，离夜训集合时间不到三十分钟。

他一到灯下就拆信，手抖得几乎要拿不住一纸重量。很薄的一张纸，字体横展停匀，熟悉入骨。信里讲他已回到巴黎，事情千头万绪。末尾借了一句顾炎武：“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明楼从小练赵体，他说赵体讲究藏露。明诚那时候只有十多岁，还不太懂这些，却会记明楼的每一句话。他们还在上海，生活在大房子里。明楼难得闲在家里的晚上，会抽一支毛笔，铺开纸，写一副字。明诚就在明楼书房里耗着，明楼把最亮的地灯拿给他读书。漫长的时间里，他俩谁也不出动静，声音全在窗外。

明楼是个渡江海却静无声的人。明诚十岁开始就生长在这静里，小时候只能觉出静，而慢慢长大，就看到了江海。

他看一遍信，认真折好，夹到书里，想了想又摸出来，叠进上衣口袋。

伏龙芝建在涅瓦河一公里外，寒冬时难觉，但夏天夜里能闻到河水的清气，他前年11月入校，已经在圣彼得堡生活了1年9个月零11天，学制两年，时间已近尾声。

这应该是他离开明楼最长久的一次，长久到他开始意识到这种长久，并接受这种长久带给自己的折磨。生活本身对明诚来说是规矩而游刃有余的——他已经能够熟练的掌握俄文，二十多岁的年轻身体，四肢强健思维敏捷，他是个优秀的学生。

而折磨是精神上的。

他到了圣彼得堡，给明楼写过三封信，三封都有去无回。一封寄往巴黎的住所。明楼在巴黎大学附近买了一栋两层的独楼，他们在那里住了四年有余，几乎成了第二个家。

第二封寄往上海，写的地址是明楼常去的一家新知书店。大姐并不知道他们在外几年作了多少风浪，明诚不敢寄回家。

还有一封寄往广州的组织联络站——那是他跟明楼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兵荒马乱，开会到半夜，明楼接到指令，第二日必须返回法国。而明诚则要和同期的三个学生一起，坐船北上，经上海转海参崴，然后火车去圣彼得堡。

他们找了一家珠江河里打茶围的船店，坐了几个钟头。明楼自己点了一颗烟，却给明诚点一份马蹄糕——他总还把他当成半个孩子。

横亘在他们面前是如此庞大的人生和家国变动，明楼面色疲惫，但眼神和七八年前书房里写字时并没有什么区别，他递给明诚一本新册子，是瞿秋白写的反思1927年广州起义的文章———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临走的时候手轻轻压在明诚的头顶，说了一句“难得一别，终有一别，照顾好自己。”

明诚觉得很难过，勇敢又难过。

精神折磨严重的时候，他总会想之前的事情。

明楼爱自在，来法国之后更加不约束明诚。他总说你要自己渡一下河，才能懂深浅。明诚慢慢就独立一些，更独立一些，他看了很多书，参加很多聚会，从《形而上学日记》读到《哥达纲领批判》，囫囵吞枣又略知一二。那三四年的生活，像树长马跑，蓬勃又自由。

明楼去别的城市总会带着他，一个学期掐头去尾，迟到早退，他们都旷了不少课程。明诚觉得明楼志不在此，可是明楼的志在哪里，那时候他还摸不准。

有一次明诚鬼使神差，跑到巴黎大学混进教室听明楼的经济学课程，他隔着几排桌椅，挑了一个明楼正背面的位置坐下。明楼上课居然是不记笔记的，他只听课。

明诚本想就看一眼，然后装作没来过。但是他太显眼了，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藏到哪里都没用，明楼看到他，从容不迫的把他抓到自己身边。

“你下次再跟着我，我就要逃了。”回到住的地方，明楼脱了大衣，坐进沙发里。

明诚没理他。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很熟悉明楼的套路。明楼说这话是得意的，居高临下的，怎么接都输，不如不接。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明楼慢条斯理没完没了。

明诚还是不理，他换下拖鞋，抱着书作势要上楼。他故意从明楼身边走过----理所当然被对方拎住了衣领。

“聊两句。”

“不想聊。”

“交流有助于增进主体之间的了解，而在这间屋子里，我们互为主体，”明楼笑眯眯的，“你最近在干吗？”

明诚如愿以偿被他拎到身边坐，对方的上半身倾过来，摆出了真挚畅谈的姿势——明楼身上特别的气味把他整个人都笼了进去。

绝大多数时候，亲昵是默契，没有你情我愿，哪儿来的亲密无间。

“看书。”明诚说实话。

“看什么书？”明楼抽出明诚手里的书，那是一本拉维尼的《古今诗集》，他翻看目录，饶有兴趣的读那些题目，说“你原来爱象征主义。”

明诚不说话，这是很微妙的一个时刻，他们一心一意端详彼此，心无旁骛。

好在明楼很快就放过了他，他靠了回去，留出了距离。他翻了一首诗，念出声来。

明楼讲法语，声音低沉柔和，动听又陌生。

明诚很少见明楼跟人争吵，大约只有一次。

1931年他们去巴黎沙龙会展，碰到留学诗社的中国学生，在一副临摹的《自由引导人民》下面讨论旧体诗，明诚自己是爱诗的，就停下听了两句。明楼难得没有催促他，停下来陪着他一起听。

大家刚刚讲到“钟声已与人俱寂，袖手危阑露满身”，明诚对诗句的敏感像是骨子里生的，他不知道这谁写的，只觉得这两句阴丧无骨气，非常不合他心意，厌烦情绪一升，就基本上没了兴趣。他看了一眼明楼，对方抱着胳膊在一旁，面色如常，可眼睛是冷的。

明诚对明楼摇摇头，意思是我不想听了。

明楼却不走，他居然找了一张椅子，在人群里坐了下来。明诚低声叫了一声大哥，明楼不理，只是握了他的手腕，让他坐到自己身边来。

很快所有人都看见了他，明楼太招人耳目———他眉眼锐而俊，衬衣穿得周正，皮鞋锃亮，手腕系着一块银表———摆明是个富家少爷。

“你知道这诗谁作的？”明楼问明诚，他声音沉，落地有声。

这么多人看着，明诚倒是不慌了，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明楼笑了笑，可他笑的冷，“那你喜欢吗？”

明诚在两句话里就懂了明楼的情绪，他要自己帮他砸这个场子。

“气不正，不喜欢。”明诚口齿清晰。

“拼将诗意媚公卿啊，”明楼站起来，他居高临下，眯着眼睛扫了周围一圈，“汪兆铭也是来过巴黎的人，写了八首古近体，还不入我弟弟的眼睛，你们在这里吹捧，也不怕辱没了这幅画。”

后来很多年，明诚在刀光剑影里游刃有余，可他一直记得这件事。那是他第一次从明楼身上看到刀气，他本以为自己会畏惧，可明楼在众目睽睽下始终握着自己的手腕，不轻不重，掌心干燥温暖，像冬日里的阳光，让人心安。

明诚在伏龙芝结束训练，已经是东正教旧历年的年尾。他从圣彼得堡坐火车穿西伯利亚，然后转飞机到马赛，明楼来接他。

他在几千万里的高空睡了一天，才见到明楼。

明楼瘦了一些，穿着灰色的长风衣。明诚叫一声大哥，他们拥抱了一下，他已经跟明楼一样高了。明楼身上暖，而明诚心中平静————他终于回到了他身边，长久的精神折磨让他意志坚硬如铁，可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条生路。 

他们回到巴黎，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明诚停车的时候，莫名觉得住的房子都老了一些。

晚饭煮了汤，明诚煮的————明楼大少爷从来不做饭，接风洗尘也不做，过多少年都是一样的。

“手艺长进了，你们还训练这个？”明楼喝着汤，盯着明诚看。明诚也瘦了一些，但面色沉静，已经不是孩子了。

“是你太久不见我，要求降低了。”明诚笑了笑。

他们隔着两年的时间看着彼此，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一样了。

“这两年你在哪里？”明诚问他。

“在很多地方，”明楼答。

“你都不回我信。”

明诚说完这句话有点后悔，但是说都说了，再藏也不可能。明楼在桌子对面露出了心知肚明的笑容，明诚只好低头喝汤。

他以前信那句冷到人间富贵家，可此时此刻，暖灯笼在头顶上，明诚感觉到这些缓缓的浸入他，竟驱逐了沉积在身体里的寒气。

明楼捏着勺子，慢慢把这两年的局势变化讲给他听。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明诚问。

明楼突然讳莫如深的笑了一下。他盯着明诚的眼睛，说：“先问你一个问题。”

1934年底，巴黎的旧宅里，明楼问了明诚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的荒谬，以至于很多年后，他都有点回忆不清当时的具体情景了。那应该是一个拆骨见心的问题，好像漫长的相伴，都只是十岁那年开始的一个梦。

明楼问明诚，《隐公四年》里讲过一个故事，石碏杀子，说国之大逆，不可不除，你觉得呢？

“这是组织的测试？”大概过了几千几百年的时间，明诚回答。

“当然不是测试，就是个问题。”明楼微笑着说。

“我没有儿子。”

“但你有兄长。”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你接下来工作的前提，当然只是一个假设......”

“说到底你还是要试我。”明诚打断他。

“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你，”明楼还在笑，“用不着试。”

“这个假设不成立”明诚面无表情。

“是你恐惧面对它。”

“我不惧任何事情，包括死。”明诚有点恼怒了，他情绪难控，心缩成刺猬。

“慷慨赴死容易，”明楼认真的说，“选择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要舍弃你舍不掉的......我要拿最残忍的来为难你，也要拿最残忍的来为难我自己，这是心理准备。”

这话太露了，明诚一下子就明白了明楼的意思，两个人只能沉默如金。

明诚忽然想起来，他刚到明家的时候，睡在明楼房间里，疑虑和陌生让他彻夜难眠。他不信明楼，恭敬又怕，内心森严壁垒。

究竟是怎么跟这个人一起走到这一步的呢？交付生死，交付软肋，交付自我意识尊严和难以启齿的爱欲情思。

明诚放下碗，站起来要走。明楼眼疾手快，抓了他的肩膀，把他扯转回来。

明楼总说自由和性爱本质是类似的，在炽烈中获得快感，在冲突里体会痛苦。而明诚觉得痛苦与快感是相同的————他被明楼箍住，压到墙边，柜子，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上，明楼是那么从容的人，可他的身体灼热如火，亲吻像疾风暴雨，逼迫明诚只能还以疾风暴雨。

1936丙子闰年，明诚单独回了一趟广州，国民政府正在酝酿迁都重庆，他转好了组织材料，多出来的一个下午，鬼使神差，他想起了四年前那份甜又涩的马蹄糕，就去了一趟珠江河。可战乱人无根，他没找到那家船店。

过去的世界在坍塌，明诚站在水边，江河万里。前面的路是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慌张。他想起明楼在这里跟他说“终有一别”，那时候他依恋他，现在却想，“终”这个字其实是很悲观的，带了一些无奈情绪，可又有意志，好像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离明楼似乎近了一些，但是又模糊不定。

转过头来第二年，明台来到了巴黎。住了两个月，又跑去图尔，明楼无人可骂，只能拐着弯冲明诚发脾气，明诚理都不理，饭做好就躲出门。两个人一起走出这么远，可吵架还是那个样子。

最后还是明诚去了趟图尔，把小崽子拎回了巴黎。

回来的火车上，明台百无聊赖翻明诚的钱包。明诚也不管他，他把风衣领子竖起来，看一本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五日出版的《逸经》杂志，上面刊了一篇《多余的话》——这文是明楼看过的，却从不跟人讨论。

明台从钱包里翻出一张黑白色的照片，照片里没有人，是一间旧房子，门闭着，砖墙乌蒙蒙，看不请周围是什么样子。

“这是哪儿？我怎么没见过？”明台问他。

“我十岁以前住的地方。”明诚淡淡的回答，明楼教他背的第一首诗是雪谗，神靡遁响，鬼无逃形，他并不隐藏自己的过去。

“留着它干嘛？”明台不理解，“都过去了。”

明诚没回答，他还在想文章里的那句话——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这是很荒谬的，可又是真切的。

“阿诚哥....”明台拉着长腔突然问他，“你跟大哥天天在一起，不烦吗？”

明诚笑了一下，他笑得好看，又很温柔，这温柔就是回答。

1938年冬天，他们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给明楼寄了一封信，那是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他们把这份文件读完，销毁。

重庆政府也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明目张胆的给巴黎大学明楼的办公室里发了一份电报，披着政府公文的面子，里子是一纸调令。

他们终于要回家了。

那天晚上巴黎暴雨，他们两个促膝而谈。风雨在外，屋里只有孤灯一盏。

“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明楼笑了笑，他三十多岁了，眼角有一点好看的皱纹。

“没关系。”明诚回答他，“去哪里都一样。”

“唯心主义，不客观。”

“我想得开。”

“想的开不是好事。”明楼笑了笑。

“想到底，就不怕了。”明诚说的很明白。

“不畏苦？不求生？”明楼问他。

“是。”明诚很简单的回答，他二十七八岁，身体强健，心跳有力，耳聪目明，英勇无畏，是男人最好的年纪。

“还记不记得四年前我问你的问题？”明楼突然笑了。

“记得。”明诚也笑了，“大哥要听答案吗？”

“不用，模糊性是智慧固有的美德，说出来就错了，”明楼摇了摇头，他露出一点温柔又坦然的神色看着明诚，是千万屏障后面的旧日面容，“而且我也不敢听你的答案，这是我的怯懦。”

明诚突然觉得他在这一瞬间，真正的理解了明楼。

其实他早就有了答案，他曾经为自己的答案感到悲伤，好像对爱欲做了的妥协，可这答案又是任由拷问怎么都不变的，妥协就变得像信仰一样坚硬如铁。可能是因为十八年前他就死过一次，那孩子耻辱又不堪的一切他都不太记得了，他有新的轮廓，肌体，呼吸，独立又理性，可明楼长在他的骨血里。

他始终是他最深刻的爱，是他的起点和终点，是他的沉沦和救赎，是他的怯懦和勇气，是他的桎梏和自由。 

1939年他们途径香港返回上海。

1939年的孤岛，夜色如幕。明诚开着车，载着明楼，从日占区慢慢开回家。他突然想起杜甫写过“永夜月同孤”，国破山河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可月如吊灯，稀薄无用。

这是孤绝的境地，两个人却有力量，哪怕没有希望，仍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