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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一 东溪竹马：晁盖与吴用的旧交情

• 二 晁盖其人：中道惜别的精神领袖

• 三 玉府天魁：天上掉下个宋公明

• 总结 “阴谋论”到底该怎么看

    嫌太长可以直接拖到最后一部分。

    全文约9k5，内容含原著+参考史料，可能有主观臆断和废话，欢迎讨论，杠精退散。

一 东溪竹马：晁盖与吴用的旧交情

对晁盖和吴用关系的最直接描写，莫过于这句“自幼结交”。

“晁盖和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

由此可见晁盖和吴用对彼此的性情、经历、生活状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但其实结合后续情节，他们对彼此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晁盖不知道吴用认识三阮、萧让金大坚，吴用也不知道晁盖认识白胜、宋江，更不知道何清曾经来投奔过晁盖。

不过这也不妨碍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在晁盖和吴用持续同框出现的14~20回中，吴用坚决维护晁盖在小团体中的首领地位，同时晁盖能放心地把策划劫生辰纲这种作奸犯科的事情告诉吴用，重视吴用引荐的三阮，听从吴用的计策与后续安排，舍家逃命时让吴用与刘唐先行，显然是将他视为与自己同等级的、可管家的庄人；吴用从七星聚义时便尊晁盖为长，至后来落草梁山亦是如此。但同时，吴用并没有因为年龄长幼或位次先后就将自己放在附属的位置上，晁吴对话，十句里有九句是吴用在反驳晁盖，剩下一句是哥哥勿忧，你别管了，事儿我能办妥。晁盖呢？吴用反驳了他他就会说，先生高见，军师妙策。是真够宠的。

吴用出场后，第一面见到晁盖就在揭他老底：“这个令甥从何而来？往常时，庄上不曾见有。”紧接着再问就是“保正，此人是谁？”意思是保正哥哥你骗骗雷横就得了，这点把戏可骗不了我，乖乖告诉我你又在搞什么大事了？此后两人的对话中吴用牙尖嘴利又略带阴阳怪气的怼人语录比比皆是——

    晁盖：“何不使人请他们来商议？”

    吴用：“着人去请，他们如何肯来？”  

    晁盖：“量小子是个穷主人，又无甚罕物相留好客，怎敢占上。”

    吴用：“保正哥哥（年长），依着小生且请坐了。”  

    晁盖：“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计策！”

    吴用：“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只可你知我知。”

    晁盖：“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

    吴用：“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晁盖：“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

    吴用：“兄长，你好不精细。……”  

    晁盖：“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

    吴用：“兄长性直，只是一勇。你道王伦肯收留我们？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颜色动静规模。”  

    晁盖：“观他颜色怎地？”

    吴用：“兄长不看他早间席上……”  

    晁盖表示要打江州救宋江。

    吴用：“哥哥不可造次。”  

    晁盖：“快使人去赶唤他回来，别写如何？”

    吴用：“如何赶得上？”  

回归到吴用与晁盖的来处。

晁盖邀请吴用去商量生辰纲事宜后，书中描写吴用“还至书斋，挂了铜链在书房里，分付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1. 吴用教学有相对独立的书斋，但也受到主人家的制约
   

2. 吴用的学生可能不只限于一家
   

3. 吴用对学生的课程有部分裁决权
   

结合后文吴用对三阮称自己在财主家做门馆来看，吴用有可能是东溪村某富户办的乡学先生。公孙胜与吴用讲礼后说“保正疏财仗义，以此天下豪杰都投门下”，但显然吴用不同于晁盖养在庄上那些庄客（比如刘唐之类），他是有自己谋生的活计的，可是晁盖依旧啥事都找他商量，其实也证明他俩关系非常密切。然而晁盖毕竟不是吴用的主家，给吴用发工资的不是他，所以晁盖和吴用的经济条件也是有挺大差异的。

晁盖是本乡富户，又是一村保正，可以说是有钱、有权、有威望，生活无忧无虑，这也是他能仗义疏财的底气。晁盖随手一拿就是十两银子给雷横、三十两银子给三阮，雷横带二三十个土兵来照样能好好招待。相比之下吴用就有点穷酸书生的感觉，去石碣村前还要“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要换下出场时的丝鞋净袜并“穿上草鞋”，说自己去石碣村一趟是“千难万难”，可见也不是多宽裕。同时晁盖的豪爽性格得益于殷实的家境，也正是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会让他不拘小节，作为一村保正也并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去揣摩人际关系或钩心斗角。这一点在水浒所刻画的几位富户身上似有一些共性，除晁盖之外还有如史进、柴进、穆弘、李应、卢俊义等等。

在后续情节里可以发现，吴用也广交朋友，但和晁盖不同的是，晁盖的人脉往往来自投奔他的庄客，而吴用的人脉大概率是主动结交而来。吴用自称“北京到东京也曾行到”、“在石碣村住了数年”，结识郓城的雷横、石碣村的阮氏兄弟、江州的戴宗、济州的萧让金大坚，懂江湖黑话、占卜医术，善察言观色、揣度人心，同时，公孙胜第一次见面说“江湖上多人曾说加亮先生大名”，这哪是一个单纯读圣贤书的村学先生能做到的？而同为聪明人的宋江，吏道纯熟，比吴用更了解公门规矩，却对“者扯丐漏走”一类的黑话少有耳闻，显然也是受其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影响。

吴用从不掩饰锋芒，聪明外露到让人觉得可怖，而他下意识揣摩人心的行为，本源还是在于内心的不安全感。晁盖“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宋江“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柴进“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而吴用呢，结交三阮是因为“见他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结交戴宗是因为他“有道术”“十分仗义疏财”，结交萧让金大坚是因为他们有特殊技艺。所以我觉得有些二创（比如绘卷和新水）把白胜设定成吴用的相识还是欠妥的，白胜这种村头闲汉，吴用还真不一定想去结交他，就算是结交了，也不能是过命的交情。

同样心思较为缜密的石秀、燕青，乃至于武松，都有类似的特点，而这些角色的早年经历都比较坎坷，如亲人早亡、流落四方等等。但石秀遇到了杨雄，燕青遇到了卢俊义，武松有亲生兄长，又遇到了柴进、施恩、宋江、张青孙二娘夫妇等等，才让他们凌乱的生活安定下来，漂泊的心灵有了歇脚的地方。所以我猜测吴用早年的经历也并不顺当，在社会中不断摸爬滚打、见证人心的黑暗面，才能对人性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其中人情冷暖、世事艰辛自不必言。同时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吴用并不会太年轻的原因之一。

齐裕焜描述吴用“在晁盖那里几乎能满足生理、安全、社交、尊重等需求”，“展示了他的聪明才智，获得了一定的自我实现的‘快活’”，这也正是以吴用为代表的、不安于现状的游民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作者描绘刚出场的吴用时，写得他自信且潇洒，甚至带一点点爱捉弄人的调皮，与后来步步为营的军师相比，在晁盖庄上的吴用大部分时间是比较放松的：面对陌生来客，他能“劈胸揪住”公孙胜故作责难地开玩笑，宋江来访时他也并没有意识到生辰纲事件泄露的危险性，直到晁盖说出“我们不是他来时，性命只在咫尺休了”才反应过来，而就在不久前，他在书斋见到刘唐与雷横相斗时，尚能迅速察觉出疑点“见刘兄赶得来跷蹊，也猜个七八分了”。而后上了梁山，吴用便更是以一种审视的目光来观察周围人和周围环境了，看出王伦的虚情假意，看出林冲心有不平，乃至后来关胜归降后对关胜的怀疑，高俅许诺招安后认为高俅“生的蜂目蛇形，是个转面无恩之人”，这些既是军师职责所在，也是他警惕心强的体现。梁山泊的吴用，再不像在东溪村时那样轻松自在了。

二 晁盖其人：中道惜别的精神领袖

晁宋不和的言论已风靡颇久，就连浦安迪都承认自己受了金圣叹的影响，认为宋江言行有“如此众多反讽贬义”，晁盖与宋江在出征和留守的问题上有“富有讽刺意味的拉锯战”，说水浒关于宋江的部分内含“残忍无情的反讽针砭”（见于《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浦安迪作为海外汉学家，对奇书写作手法的剖析非常精准到位，但在一些涉及水浒历史背景的观点上便显得笔力稍逊而考据不足。金圣叹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确是夸大之说，实际上能够把数十位典型人物塑造得个性鲜明，先生已是绝等文才。很遗憾的是，晁盖这一角色写得并不似几大主角出色，其江湖声名缺乏必要的情节支撑，晁宋并立的41~60回中，日常作为镇寨之宝的晁盖也确实显得有些尴尬，但至于为什么晁盖身上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恐怕要与水浒所据的原型故事有所联系。

与此相关的首先是晁盖这一形象的原型，目前我查到的资料里所提及的原型包括但不限于：钟相，翟让，张士诚，方腊，等等。这里主要说与水浒年代最接近、故事内容也最贴合的钟相。

侯会先生在《从山贼到水寇：水浒传的前世今生》提出了梁山故事参考两宋之交洞庭湖起义之说，同时认为晁盖这一形象与洞庭湖起义第一阶段的领导者钟相有相似之处：

    两人同是起义事业的开创者，钟相是洞庭湖起义的开山领袖，晁盖则是梁山事业的正式奠基者；

    钟相领导起义不久便被孔彦舟镇压，孔彦舟遣间谍混入义军作内应，钟相被俘饮恨而亡；而晁盖在曾头市也是因为误信敌方奸细，中了埋伏而中箭身亡的；

    钟相死后威望不减，后继者杨幺、黄诚等“据江湖以为巢穴”“立钟相幼子子义为太子，自幺与黄诚以下，皆尽臣礼之，以固其党之心”，动兵常“扬言与钟老爷报仇”；晁盖死后，梁山也一直供奉着“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直到受招安离开梁山去征大辽才焚化灵牌，宋江发兵曾头市也是“要雪天王恨”。

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赞晁盖曰“毗沙天人，澄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毗沙天人”即“毗沙门天王（多闻天王）”，为佛教护法之大神，是四天尊王之一。而到了《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的绰号变成了“铁天王”，水浒则改称“托塔天王”，行文亦多处尊称他为“晁天王”，这一诨名可能也与钟相、杨幺有关。

    《中兴小纪》：

    “时鼎寇杨幺，众至数万，僭号称‘大圣天王’，旗帜亦书此字，且用以纪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钟）相武陵人，以左道惑众，自号‘天大圣’，言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

钟相借助宗教信仰在民间建立威信，并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面对军队的劫掠和南宋朝廷的横征暴敛揭竿而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约束，这对当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来说显然是“天理所在”。

水浒全书第一次提到“替天行道”也是在第19回众人准备拥立晁盖时：“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自第14回晁盖认义东溪村起至第20回执掌梁山止，除去单讲杨志的第17回，余下六回或可作为晁盖本传（或吴用本传），而晁盖在本传中领导的智取生辰纲一事，是全书第一次公开与官府作对的事件，七星认为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取生辰纲是损害贪官利益、阻止贿赂流通的行为，也就是全书第一件“替天行道”的事情，可看做“行法”“均平”；三阮等人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诸如“如今官司没甚分晓”“贪官污吏都杀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缎”等等也都与钟相起义所处的时代背景相似。

而水浒中晁盖形象的矛盾点在于，作者给了他一个非常高调的出场秀，以及在梁山精神领袖般的地位，但纵观全文，晁盖的声望似乎往往浮于纸面。究其原因，可能是作者借取了钟相在洞庭湖起义中精神领袖的地位，但碍于篇幅，却忽略了原型人物利用宗教信仰在民间树立威望的背景事实。

晁盖大业未竟中箭身亡这一情节，除了参考钟相起义失败被杀之外，还可能是历史的影射。孙述宇在《水浒传的诞生：怎样的强盗书》里提到，梁山泊与曾头市的战争可能是影射宋金战争，而折损在曾头市的晁盖则是在影射徽钦二帝。书中提到曾头市曾长者“原是大金国人”，晁盖之诨名“天王”也在宋江的《满江红·喜遇重阳》中被用作“皇帝”的代称（全书仅有此处以天王代指皇帝），他中箭而死的结局也与传闻中钦宗皇帝在金营被箭射中马踏而亡相似。

    《大宋宣和遗事》：

    （正隆六年）春，亮宴诸王及大将、亲王等于讲武殿场，大阅兵马，令海滨侯延禧、天水侯赵集，各领一队为击掬。左右兵马先以羸马易其壮马，使人乘之。既合击，有胡骑数百自场隅而来，直犯帝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贯心而死于马下。帝顾见之，失气坠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岁年六十，终马足之祸也。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晁盖作为梁山泊精神领袖的地位。南宋建炎与绍兴初年，自高宗而下的军民也是打着“迎还二圣”的旗号来与金军展开战争的，与宋江率领梁山众将以报仇雪恨为名发兵攻打曾头市类似。只不过晁天王的仇确实报了，靖康耻却始终犹未雪，为奸佞谋害的精忠臣子遗恨也永不覆灭。

就“晁盖”这一形象本身而言，在水浒成书前的作品中，如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与一部分杂剧，晁盖的经历也与水浒中有些许差异。

《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在宋江上山前就已去世：

    “及（宋江）到梁山泺上时分，晁盖已死；又是以次人吴加亮、李进义两人做落草强人首领。”

    “吴加亮和那几个弟兄，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

杂剧中，晁盖则是阵亡于三大祝家庄之役：

    《黑旋风双献功》：

    “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偻㑩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共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了某为头领。”

    《梁山泊李逵负荆》：

    “路经这梁山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后来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推某为头领。”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因打梁山过，遇着哥哥晁盖，打开了枷锁，救某上梁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

    《同乐院燕青博鱼》：

    “因打梁山经过，遇着晁盖哥哥，打开枷锁，救谋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了。不幸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中箭身亡，众弟兄就推某为首。”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晁盖哥哥并众头领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之后，众兄弟让我为头领。”

显然，话本和杂剧里的晁宋权力交接并没有后来的诸多波折，甚至简本水浒中晁盖的遗言都是让宋江“自立为寨主”，通行本的修订者可能是出于戏剧化的考量，将遗言改为“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一改动便引发了后世读者诸多揣测与解读。

其实细读水浒的话可以发现，相比与几章前的智取无为军，宋江在前两次打祝家庄的表现并不尽人意，相继有数位梁山头领被捉或受伤，甚至宋江本人也曾遇伏陷入感叹“莫非天丧我也”的境况。联系祝家庄与曾头市多方面的相似性，宋江前两次的失败有可能就是杂剧宇宙里晁盖亡于祝家庄故事的翻版。

有了这些原型依托，再来看晁盖、宋江与吴用的关系，许多看起来不那么通顺的逻辑似乎就能捋顺一些了。

三 玉府天魁：天上掉下个宋公明

以宋江上山为界，宋江上山前，晁盖是为了衬托吴用；宋江上山后，晁盖就是为了衬托宋江。衬托吴用，则重点显出吴用奇智绝伦；衬托宋江，则重点显出宋江领袖气质。

宋江上山后，梁山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晁盖和吴用没有太多直接对话，只在打祝家庄、高唐州和曾头市前吴用对晁盖的决策有反对性意见；晁盖与宋江也并没有路线上的分歧，如赚徐宁上山后晁盖也会和宋江、吴用一同前往陪话，彭玘劝凌振归降时当着晁盖的面提到“招安”他也并没有反对。

直接来到阴谋论重灾区也就是曾头市事件。

第60回中，面对迎风折断的军旗，吴用对晁盖说：“此乃不祥之兆，兄长改日出军。” 晁盖却说：“天地风云，何足为怪。” ，此段前后也有“宋江苦谏不听”“宋江那里违拗得住”，等等。金圣叹在这里删除了宋江劝谏的话，还在回前批里大言不惭地写“风吹旗折，吴用独谏”，其心昭然若揭。

往常吴用或宋江左右晁盖的决策，都是很直接地批评他、劝阻他，晁盖往往欣然同意，曾头市事件则是晁盖唯一一次没听吴用和宋江的话。与此同时宋江“悒怏不已，回到山寨，再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这样就可以把曾头市事件理解成为，宋江和吴用发现劝不住晁天王，那就让他去打一打试试，派戴宗时刻探探消息，如果势头不好我们可以再发援兵。毕竟第一晁盖有过领导众人在江州劫法场的经验，第二宋江一开始打祝家庄也是连败数阵，不过是折损些许兵马，宋江本人安然无恙。只不过刀剑无情，这一次折损的是大头领，假如梁山开曾头市战役反思会，最该批评的就是晁盖自己把自己送了。

以下从行文逻辑和情理两方面来拆解一下这一回。

从行文逻辑来看，晁盖的牺牲是结构需要，也是人物塑造的必然。

结构上，就像阎婆惜的出现是为了促使宋江“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为恶心”从而走上梁山，晁盖曾头市一役，在结构上也是承上启下，让晁盖牺牲并成为精神领袖，同时也引出卢俊义、燕青等人上梁山的故事。

对于宋江，作者既然倾向于把他钦定的主角塑造成独一无二的领袖，又致力于在“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社会中描绘一个人尽其才、各司其职的乌托邦式梁山，那么能做梁山之主的人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能力或功绩，所以作者就屡次安排“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的宋江下山建功，以显示宋江主事是众望所归，也就造成了晁盖在征战大事上的缺席。

而对于吴用来说，他作为典型的群像主角，其主要作用是在首领旁边打辅助，而晁盖/吴用和宋江/吴用在合作方式上也是有区别的：

晁盖与吴用的配合大部分集中在宋江上山前，他们在很多场合下尤其是武装斗争中是不同时出现的，除了智取生辰纲、火并王伦是由两人共同完成的，说三阮撞筹、石碣村大战、大败黄安、江州劫法场、还道村救宋江等等都是分头行动——可以说晁盖与吴用从来没有在大型战斗中打过配合，晁盖出征不带吴用也并不突兀。

与之不同的是宋江和吴用的行动几乎都是合作完成，祝家庄战役后，除非是为了强行制造戏剧效果（东平东昌），迷惑敌人（智取文安县）或者宋江实在不听劝（乌龙岭），其余时候“宋江与吴用商议”“宋江向军师请计”“宋江与吴用秉烛谈兵”比比皆是，两人的行踪基本绑定。而梅本水浒中常常让宋江带兵出战、吴用坐守山寨，显然与通行本风格不一，自称是古本大概率是妄言。

另外，作者为了塑造吴用智多星算无遗策的形象，也不可能让晁盖带吴用前去。同理征方腊期间出现大量将领折损，作者便有意减少吴用的参与而让宋江频频用智，回目也只提宋江而讳言吴用，意图即在维护吴用“足智多谋全胜军师”的形象。（见于宁常泰、李相东《忠与智：位移与强化——论<水浒传>文化整合思想对宋江、吴用形象的影响》）

以上论述基于理性的文本分析，接下来让我们代入晁盖的角色，从情感上体会一下他的境遇。

从故事本身看，阴谋论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一直从善如流的晁盖突然铁了心不听宋江与吴用的话了呢？晁盖带去曾头市的20位头领中，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孙立、黄信、杨雄、石秀八位头领都或多或少参与过最近的两场战斗（华州、芒砀山），呼延灼甚至从青州归降后几乎全勤出战，上阵的将军尚且如此，所以为什么不带军师前去呢？

我个人理解是，晁盖此时确实会有一种想要证明自己的心情在的，有这种情绪加持的他注定听不进去建议，林冲的意见他没听，即使带了军师前去他也不一定会听。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和好友相交多年，你把另一个朋友介绍给他认识，结果他俩总是一起玩不带你了，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呢？第一部分里说到吴用对晁盖说话很不客气，其实宋江对晁盖说话也是很不客气的：“你们不可耽搁……休怨小弟不来救你（18回）”“你休要多说（18回）”“你这话休题（36回）”“不要痴想（41回）”。吴用言辞尖利不在乎别人感受就算了，毕竟能让吴用软下语气来安抚的只有宋江，宋江可是总会安抚别人、在意他人想法的，而吴宋两个人在晁盖面前的说话方式竟然出奇地相似，其实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晁盖和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对他们的包容度是很强的。所以也有可能宋吴根本没有意识到两人的亲近会让晁盖感觉不开心，以至于在曾头市前，宋江与吴用的劝阻并没有奏效，但晁盖攒起来的小小的不开心已经压不住了。

晁盖没有太多的政治远见，也不是一个权力意识很强的人，他可能并不在意梁山第一把交椅到底是谁来坐——宋江上山前山寨里大小事情出面的都是吴用，宋江上山后他甚至直接想把寨主之位让给宋江，足见他甩手掌柜的脾气。所以这把交椅给宋江坐、给吴用坐，甚至给林冲坐他可能都会乐呵呵无所谓的。可是作为寨主，晁盖也不是傻子，他是会在意自己在山寨事务中的参与度的，因为参与山寨事务就意味着和兄弟们在一起，和兄弟们在一起能让他感到快乐。之前他虽然不主理事务，但战黄安、写假信、劫法场等等他都有参与到。而后来宋江和吴用一起看天书这件事他知不知道要另说，但多次出征打仗让晁盖留守，其实就是在降低他对山寨事务的参与度，他就像个老祖母，被他聪明又能打的贤弟们养着，如李逵所言“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发市。听得打州劫县，我也在厅边欢喜”，长期不参与山寨事务，是个人也会觉得无聊。如此种种情绪积攒下来，就有了晁盖贸然出兵曾头市的悲剧。

再转过头来看吴用对两位首领的态度。

主流水浒解读往往会有吴用与晁盖“兰因絮果”的观点，所举例证不过是结尾时吴用看起来很双标的台词“始随晁盖，后遇仁兄”，以及吴用面对晁、宋去世的不同情感表现。

我认为，“随”字代表从属——吴用前期的底气和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晁盖对他的信任与支持，但两人基于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造成的主从差距依旧存在。纵使吴用对晁盖言语尖利多次直言进谏，他本质上还是非常尊重晁盖。“遇”则是风云际遇，相比于晁盖，吴用与宋江的关系更为平等。“遇”也是知遇，是“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如果说吴用辅佐晁盖是必然，那么辅佐宋江则是偶然，这也许就是“平生不敢有遇公明之愿而遇公明”。

由于相关资料匮乏，我不敢说晁盖和宋江哪个更像施耐庵眼中的张士诚，但只凭一句“始随后遇”来拉踩我不敢苟同，吴用在宋江饮鸩而亡后选择自缢，既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有毕生心血灰飞烟灭的绝望，试想如果宋江在发背疮时不幸去世，吴用是否也会随之而去？恐怕未必。

新水浒第66集宋江攻打曾头市前，吴用有这样一句台词：“山寨已经折损了晁盖哥哥，这一次不可再折损公明哥哥。”话中之意即是对晁盖的身亡满怀遗憾的。书中60回后，一旦出现有可能威胁到宋江安全的场面（如宋江背疮初愈欲发兵攻大名，西陵桥、乌龙岭以身犯险），吴用都会及时地劝阻，劝阻不成便做足准备以为后援。相较之前，吴用行计谨慎了许多：58回在青州引诱呼延灼出战，尚能让宋江和自己以身为诱饵，如今却更倾向于万无一失的计策了，很难说不是晁盖之死造成的影响。所以与其说是“兰因絮果”，不如说是晁盖和他的兄弟们“中道君臣惜别”。 

总结 “阴谋论”到底该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在反驳常见的阴谋论时有如下思路：

1. 情节佐证：如晁盖本人并未对招安提出异议，晁盖托梦救宋江以及魂魄缠住史文恭等。

2. 版本佐证：如简本水浒中晁盖临终遗言请宋江“自立为山寨之主”，宋江不劝晁盖、“背上之事发了”是后起的金圣叹删改等。

3. 原型佐证：宣和遗事，晁盖在宋江上山前已去世，不存在权力交接问题；水浒杂剧，晁盖身亡于祝家庄，而后众兄弟推举宋江为首领。

当然，单以元杂剧和宣和遗事来佐证水浒中的晁宋吴是并不充分的，这个思路固然可以解释作者这么写的原因，对理解水浒里晁盖这个人物和其他人的关系来说却用处不大，毕竟水浒是水浒，杂剧是杂剧，话本是话本，既然谈的是水浒，那就要用已成文的内容来佐证才能更有说服力。

最后，继续强烈推荐侯会先生的《从山贼到水寇：水浒传的前世今生》《“银字”水浒传：英雄谱里的历史擦痕》，以及孙述宇先生的《水浒传的诞生：怎样的强盗书》，有时把水浒故事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层面来审视，或许能为读书时解不开的谜题提供些许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