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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lexei Yagudin 记录下发生在他和Evgeni Plushenko之间不为人知的往事

Notes:

并不严格的abo世界观，纯属造谣的故事。
与现实中所有人物或角色都无关。
预警：无意识下发生关系，包含出轨暗示和一定的暴力伤害。

我刚认识叶普盖尼时，他还是个没长开的小孩，比我稍微矮一些，非常瘦弱，不太爱说话。米申让我和乌曼诺夫多照顾他一些，但我觉得他差不多是把叶普盖尼拴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并且对我“带坏”叶普盖尼的行为非常不赞同。对我来说，我更乐意和外向开朗的大孩子交朋友，所以不久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再后来，米申对他的偏爱也使我尤其的不舒服，甚至在一些事上令当时的我感到受伤，即便我不对他抱有恨意，要保持平常心去交好就更不可能了。

后来我决心离开，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独自在宿舍收拾行李，叶甫盖尼来到门口。“你要走了？”他说，“教练说你要去美国。”一时间莫名的愤怒涌上心头，但我控制住了自己，回答他是的。叶甫盖尼点点头，小声说了句“不错”，便转头走了，弄得我又好气又哭笑不得。

那时候我刚分化成Alpha不久，生理上的转变带来的发烧和病热短暂影响了状态，那段时间我感到容易暴躁，难以控制脾气，还会因为一点小事莫名其妙哭泣。不过在转变完成以后，我的体重和肌肉力量都有所上升，感到前所未有的健康和有力，也不再觉得失控。普通人中第二性别非Beta的概率大约在千分之一，职业运动员里Alpha和Omega的比例相比普通人中较多，我看过一些研究，说从小进行的高强度训练与生理机能特化有一定的正相关。Alpha中常见的强势性格也很适应竞技体育，而在一些领域中，Omega身体普遍柔韧、可塑性高的特点也有优势。

就我自身而言，并没有感到这造成了什么不同。针对第二性别分化的法律、政策、医疗等规范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逐渐成体系，如果我还是和母亲跟祖母一起挤在公寓里的穷小子，可能会担忧买不起副作用小的高级抑制剂，但是作为正式注册后，未登记标记对象的运动员，我们每个周期都会体检，检测激素水平是否波动，然后领取固定配给的口服药剂。当然，也可以选择在教练陪同下定期去中心医院进行注射治疗，这都是公开且被严格监管的，甚至每个人的周期日程都需要上报和登记。退役之后，对抑制剂的使用管理会宽松一些，这是因为不再有接受药检需要的缘故。

有一次比赛我和叶甫盖尼住在一起，虽然我们几乎没有礼貌以外的交谈，但我注意到他在我换衣服时用眼角偷瞄我。不是说我对自己的体型和肌肉有什么自恋，但是叶甫盖尼的上身实在是跟纸片一样薄，可以理解他有所不满。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米申的要求，也许是为了让我分心，他把一头金发留长了，即使这令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个女孩。

赛场上我们竞争激烈，私下却没有多少往来，叶甫盖尼是米申的掌上明珠，米申像把莴苣公主关在塔楼上一样保护和控制他，也许避免跟我过多交谈也是要求的一部分。

我们关系真正天崩地裂的转变还是在02年，我在最高赛事正面击溃他，获得彻底完全的胜利的那一天，他出乎所有人意料分化成Omega的那一天，我们被非自愿的标记永远锁在一起的那一天。我后来无数次地后悔，梦见自己没有推开那扇门，而是和朋友去游戏室消磨时间，或者塔提亚娜为我举办了小型庆祝会，我甚至梦见陪母亲出门参观，尽管母亲没有到现场观看我的比赛。总之我想了无数种可能，每一种都能使我避开灾难性的结果，然而事实就是那样发生了。

那天的事我实际上记得并不清楚，颁奖仪式时叶甫盖尼脸色非常难看，一直避免跟我的视线对上，采访一结束他就找了个理由溜走了，我听见他跟米申说觉得不舒服，要回去休息，而我当时不无得意地觉得这是因为输给我对他带来的重大打击。我没有坐下来参加晚宴，听说叶甫盖尼在宴会上也一直神色恹恹，中途便离席了，我不禁好奇他是否躲在自己房间偷偷哭泣。

这个念头一浮现，像是怀揣了一根羽毛一样令人心痒。尽管我自诩不是个刻薄的炫耀者，也避免在人际关系中刺痛别人，但是叶甫盖尼和我早就毫不掩饰地争锋相对了几年，在意念中互相投射箭头和石子，我当然有资格去享用他被打败后不甘的泪水。因此我来到他房门前，装模作样敲了敲，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发现没有上锁。我闻到了薄荷叶与很淡的酒味。

“热尼亚，你在里面吗？”我故意大声问，又敲了几下门，“米申让我来看看你怎样了。”这当然是个拙劣的谎话，我甚至没有费心把它编造得可信一点。

“滚开。”里面传来瓮声瓮气的回答。

我当然是把这当做挑衅，毫不犹豫推开门闯了进去。叶甫盖尼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团成一个可怜的鼓包。

“你不会真的在哭吧？”房间内空凋温度似乎有些太高了，那种甜丝丝的酒味更加明显，不过我没有在视线里看到酒瓶。也许那时候我已经有点不太清醒，头脑内全然被胜利的甜美占据，没留下余裕思考是否哪里不对劲。

叶甫盖尼有一会儿没说话，那团鼓包动了动，露出一颗金色的脑袋：“我不舒服。”他脸色酡红，额头上汗涔涔的，“你来干嘛？”

我不舒服地动了动，有点后悔一时冲动跑来看他笑话，我们的关系还没好到可以随便开玩笑的程度。他看上去是真的有些难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烧的缘故，嘴唇像是上了妆一样红润。我从没想过看着他的脸会让我联想到美丽二字。这时令人尴尬的事发生了，我感到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渴望在迅速涨潮，来势汹汹，我头晕目眩，甚至没反应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叶甫盖尼所有的资料都写明他是个Beta，而我的易感期在三个月以外，还按照规定每半年注射抑制剂，谁会想到那个？谁会想到有人二十岁没有分化，认定自己一辈子就是Beta，却在比赛后，在异国他乡，几乎是半公开的场合进入分化呢？又有谁能想到信息素过于匹配会导致长期型抑制剂失效，会被强行被拖入热潮呢？在我之后为此反复受的煎熬中我无数次在心中发问，甚至怀疑过这是不是某种有预谋的陷害，为什么米申的队医没有预测他的激素波动？与此同时我又对自己试图逃避的想法深深愧疚，即使只有一瞬间，这样想也是卑劣的，因为与我相比，他所受到的伤害更加无可挽回。

之后的事我的记忆相当模糊，类似一种宿醉过后的体验。在热潮期信息素作用下，我们都被搞昏了头脑，我可能试图标记了他不止一次。他的后颈有一颗小小的黑痣，腺体就在下方不到一寸，被我咬得鲜血淋漓。他好像哭了，也可能是我，血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

当米申带来的队医到来时，我们还被标记后的膨胀结紧紧锁着，叶甫根尼半昏迷着，我也不甚清醒。这真是在我人生中载入史册的可怕情景，恐怕对米申也是一样，并且我无法对他投向我的愤怒与恨意有任何抱怨。换了我在他的位置，也会想把那一刻的自己投进地狱的烈火。幸运的是这位教练没有拿刀来将我捅死，而是封锁了现场，替我通知了鲁道夫。

由于一旦被记者闻到风吹草动，这将变成一桩国际丑闻，叶甫盖尼没有被送去急救，只是在队医确认了他生命状态无碍后，服用了一些紧急避孕和安眠的药物。而我走出房门，面对塔提亚娜的失望和怒火。我以为我会挨上她一巴掌，她却只是深深叹气，然后像个母亲一般抱住了我，安抚地轻拍我的脊背。我才知道自己在发抖，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向下流淌。

几天后表演滑的候场区，我再一次见到叶甫盖尼，米申跟在他身边，还有两个身着黑衣的保镖。他在考斯滕外披了件大衣，毛领子把脸遮了一半，看起来气色好了些。叶甫盖尼看到我走来，把眼神移开，不准备同我打招呼。我感到庆幸，因为我也还没做好面对他的心理准备。塔提亚娜告诉我，叶甫盖尼告诉队医我没有强迫他的意图，这是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意外，因此米申不准备在回国后对我起诉。我听完不知该作何表情，应该如释重负吗，但说实话我内心的沉重并非在担心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走上冰面时，我回过头去，在压灭了灯光的会场里，乌压压的观众远远地审视着我们，其他人的面孔都遥远而模糊。叶甫盖尼的金发与苍白的脸像黑暗中浮动的花朵，也许是因为动摇，又或者我的错觉，他略微摇晃了下。鬼使神差地，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没有挣脱，甚至没有惊讶，尽管只有短短一瞬，我们都感到了那种联结的存在，温柔而冰冷地留在我们碰触的地方，像一具手铐。那一刻我想要跪在冰面上痛苦大叫，想砸碎什么东西，或者伤害自己来发泄掉崩溃的情绪。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最后什么也没做。

在那之后我们很久没有见到彼此，除了都忙于训练，采访、表彰和演出邀请纷至沓来，我忙得顾不上担忧这件不愉快的插曲，荣誉、赞美和繁忙的日程使我把与叶甫盖尼的关系抛诸脑后，在心底的某个地方，我安慰自己也许只是一场梦。我以为会在世锦赛上见到他，但是他告病没有参加，这又在我心里敲响了不安的警钟。直到夏天，我接到米申打来的电话，要求我和热尼亚见面。

“廖莎，你必须来。”他宣判道，“这是你造成的后果，你的责任。”

我请求鲁道夫与我一起前去。美国报道过有种医疗手段可以将Omega的标记抹掉，但是有留下后遗症的风险，最坏的结果是有可能伤害脊柱神经，导致瘫痪。叶甫盖尼发疯一样想要把我留在他身上的印记去掉，但是目前国内没有这种手术完全成功的案例，他们不可能用他的后半生，用他冉冉上升的运动生涯作赌注来冒险。叶甫盖尼秘密度过了一个紊乱和极度折磨的热潮期，我们之间的生理联结紧密到罕有，抑制剂对彻底完全标记后的Omega失效，而如果他们随便找一个别的Alpha来“帮助”他，先不说这件事违反了多少现役规定，假使叶甫盖尼本人脑子坏了能够接受这件事，信息素的排斥反应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让我怀疑他们是否尝试过）。所以，最后，这件事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噩梦，是一个进行时的漩涡。

米申告诉我医疗组评估后的结论是，消除标记对叶甫盖尼的影响，目前有可行性的情况是以下两种，一是等我死后标记天然消除（他说到这里的停顿令我记忆深刻），二是我作为他的标记伴侣，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稳定的、包含深度标记的性生活。我很怀疑叶甫盖尼会选择后者，有那么一刻，我真心实意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我想起了为什么让我来这里。

“我反对！”我下意识地大喊，“一定有别的什么办法，热尼亚也不会同意的。”世界上公开身份的Omega那么多，难道被标记后都再也不能离开伴侣吗？我转向鲁道夫，寻求他的支持。

“很少有Omega会建立这样程度的联结，大多数人即使结婚以后，也不会和伴侣进行过分深入的生理绑定。廖莎，我以为你们之中你是更有常识的那个。我不知道那天你们究竟做了什么，也不想知道，但要是这就是结果了，你得面对这个。”

我们要求看热尼亚的医疗记录，出乎意料的是，米申同意了，但他要求我和热尼亚当面谈一谈。

很多年以后，当我在深夜醒来，髋骨隐隐作痛的时刻，当我在电视里看到他谈论自己的伤情，当我在文字报道里读到他的又一次胜利/或失败的时候，我又会想起他那时的眼神。我们是同样一种人，为了能站在赛场上可以忍受一切所不能忍受的，也许这当中也包括和你的敌人定期上△床。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了。我记得小时候，当我们刚刚在一起训练不久，他追着我的脚跟，跑到我面前向我挑战，后来我们开始将对方视作劲敌，为对方的失手大声叫好，又为对方的胜利恼怒发脾气。但是归根结底，那时候我们还不了解彼此，而当多年之后，我们试图建立一些正常而体面的情感联系时，似乎已经太迟，就像错位的列车在不同的时间经过同一个荒废的站点。

几周后，我们在律师在场下签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内容包括不干涉任何对方的事业或生活，不抱有任何伴侣权力的声明，保证在普鲁申科状况稳定之前提供医疗范畴上的协助的承诺，还有保密协议。

说实话，签署这样冷冰冰的文书反而给了我某种心安，否则假如我们需要以伴侣身份真的在一起，说不定会把对方逼疯，直到杀了彼此或者自杀，这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连在同一个屋檐下普通友好地相处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在一起生活，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赛场上的敌对关系。

我们开始偶尔见面，一般是在他热潮周期到来前一周，通常是他联系我，然后我们来到约定的地点住上一到两天。起初我担心过在清醒的状态下能否对着另一个男人硬起来，然后讽刺地发现唯独这件事不用怀疑。

热尼亚有一具堪比舞蹈演员的柔韧身体，他的信息素并不强烈却非常好闻，起初见面有些谨慎和尴尬，渐渐的我们做得越来越过火。有几次我竟然想念他，主动约他见面，叶甫盖尼没有拒绝，这带来一种我们不是在弥补某个错误，而是真的在交往的错觉。

即使在他的身体状况稳定，只需要体外临时标记的程度就可以度过热潮期后，协议成为废纸以后，我们又睡过几次，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是糟糕的体验。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持续了一年多的治疗之后，医生认定我不能再留在赛场上，除非我想下半辈子与轮椅过活。那段时候我经常忍不住哭泣，塔提亚娜几乎比我更难过，但还是安慰我，也许经过充分的治疗和修养以后，过上几年就可以复出。

叶甫盖尼似乎对我抱有奇怪的信心，认为我下个赛季就会回来，继续我们之间似乎永无止境的角逐。我把他按在身下，他柔软的金发在地板上铺开，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顺从，我紧紧抓住他的身体，想要攫住某种虚无缥缈的灿烂光辉，一种我即将永远失去的极乐与痛苦，在我们尚还年轻的身躯间颤动迸射和流逝。我们缓慢地像要吞吃对方似的接吻，又带着无法理解的怒气扭打在一起，最后他骑在我上方攀上高峰，整个身体后仰成拉满的弓一般。

在记录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一切时，我发现很难按照事情发展平缓叙述，也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在我们竞争的时候，我们对彼此的比赛录像倒背如流，却对生活一无所知，后来我们以灾难性的方式介入了对方的生活，我却被迫从属于我们的舞台离开。这种相互的追逐变成了单方面的注视，我依然关注他的每一场比赛和技术变化，想象再次与他争胜的情景。有段时间我情绪变得极端，无法忍受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他的任何事，并且希望他早点退役。我换了许多金发情人，积极投入每一段爱情，我在杂志上读到他结婚。我们共同的朋友非常小心不让我们在同一个聚会出现。于此同时，我们毫不必要地假装偶遇，或者以种种借口见面，几乎每次都以疯狂做△爱收场，仿佛我们之间只剩下这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解释信息素的变化和标记的，但是每一次我们都会给对方身上留下不易愈合的伤口。

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在录制一段综艺节目，这一场我的部分差不多拍完了，我毫无预警地接通电话，听见叶甫盖尼在那边平静地说：“廖莎，我好像怀孕了。”

我张口结舌，半天没能说话，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声音。“什……什么时候的事？”他停顿了一会儿，我仿佛能看见他皱起眉头思考，“是五月份的事吧，没有做防护措施，忘记吃药了。”我简直不能想象这样的对话发生在两个二十几岁的男人之间。Omega本就有能孕育生命的体质，只是男性Omega相对更加稀少，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那你打算怎么办，热尼亚？”我问他，“要……呃，留下来吗？”

“开什么玩笑，”他听上去很惊讶，“你疯了吗，没人能揣着十来斤的赘肉上场比赛。”

这就是我在两分钟内短暂拥有和失去了一个孩子的全部经过。

在他退役的那几年，曾有短暂的一段时期，我们恢复了单身，并且不知道脑子出了什么差错，尝试着真的在一起。有一阵子这是令人新奇的体验，我仿佛在此之前从未认识他。我们看电影、打球、做△爱、喝得烂醉、死里逃生。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叶甫盖尼本能地寻求被掌控和保护，我不知道是否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还是他想要能够在情感上获得全能的依赖。然而当我处在这个位置时，这完全令他难以忍受。不是说我想在他的脖子上套上镣铐，这太过病态了，而是在床上以外我们似乎找不到能够忍耐并且不伤害对方的方式。在事情发展到可能的谋杀之前，我及时结束了这段关系。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养过一只小猫，我给她起名伊利亚，她有一身灰色的绒毛，很爱黏着母亲，会在她的围巾里睡觉。但是当我想伸手摸一摸她，伊利亚就会坐直身体，警惕地看着我，准备逃跑。有一天我忘记关门，等母亲回家时，伊利亚已经不知去向。猫是一种很难和人类建立完全信任关系的小动物，后来我再也没跟它们打过交道。

在那之前，我和热尼亚仍然见面。仿佛无论离开多远，标记的力量又会再次把我们扯回一起，就像我们的名字无休止地被并排提及。我出席了他的生日演出，像个真正的朋友那样看着对方交谈和大笑。可是我们依然做△爱，这不是正常体面的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我做过噩梦，我们扭曲的背叛被挖掘和报道出来，摊开在阳光下，被咀嚼和耻笑。这种恐惧的结果是下一次饱含恨意地滚到一起。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有人找到我，展示很多断章取义的证据，希望我对叶甫盖尼无耻的退赛行为发表看法。如果说我没有想过这些话会被作为用来当面击溃他的刀剑，未免过分替自己开脱，而若是能够令时间倒流，我会恳求那个自己再谨慎和相信他一些。当然，世上没有后悔药，时间也不会回头。

某天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发现鬓角有了少许白发，我自问还没有到足以显老的年纪，但岁月无疑已经追上了我，然后我想起在那之后有五年了，叶甫盖尼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伤透了心，我都未曾想过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我喝醉了，发消息问叶甫盖尼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出乎意料的是，他回复说好。我们聊了当下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聊了他的学校，聊了足球，聊了天气。我没有准备道歉，迟来的后悔不能改变任何事，他看起来过得很好，有自己的生活。我想他也不希望重新有人撕开旧日的伤口求取原谅。

在他去拿酒杯时，我们的手无意间碰到，什么都没有发生，束缚我们的联结像是不存在了一样。

“哦，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做了手术，把标记去掉了。”

有那么一刻钟，我看着他，温和坦诚的蓝眼睛里映着我的倒影，像在说，廖莎，这不是你期待已久的自由吗？

我说不出话来，一半的我想质问他，是否很想摆脱我，是否从那时起就恨我，另一半则告诉我，应该和热尼亚碰杯，祝贺他也祝贺自己开始新的人生。最后我问他：“什么时候的事？”

“前年，”他撩起金发，给我展示后脖颈上浅色的疤痕，“不算太疼，没有……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差一点没能下手术台，不过，我运气一向还好。”

我下意识伸手想去摸一摸那道痕迹，犹豫了一下，担心他会退缩或者把我的手甩开。叶甫盖尼默许了我的举动。疤痕非常细，有一些凹陷。最终我放下手，说，“对不起，热尼亚。”他因为我这句话瑟缩了下，“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这是真心的。”

“谢谢，你也是。”

⚠️平行世界

⚠️OOC      

⚠️修改了一些bug

希望大家阅读愉快，预计三章完结。

仁慈的花滑之神决定回应毛子们真诚的祈祷，不过回应时由于过度激动而把错误的紫薇星空降到了错误的时间和或许不那么错误的地点。

亚古丁自诩不是有神论者，只是对于东方怪谈始终怀有一丝恐惧，究其缘由大概是98年的一阵寒风把日本响起的午夜铃声*一路吹进圣彼得堡的某个狭小房间。

电视机是屋子里唯一的光线来源，陌生的异国语言夹杂着电流声如同某种咒语。亚古丁缩在沙发一侧，眼睛只盯着电视一角试图保持面上的平静，毯子下的手却在疯狂寻觅着遥控器。然而在摸到之前某种冰凉滑腻的触感猛然截住了他，亚古丁只感到浑身一僵，之后抽手、团起毯子和跳起来的动作几乎是同时完成，就在他将毯子砸过去的瞬间，普鲁申科同样苍白、惊恐的面容印进他的眼里。

下一秒电视里的雪花屏消失，场景停在古井边上，普鲁申科先他一步抄起遥控器关上电视。黑暗中两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呼出一口气，亚古丁又一次为邀请普鲁申科留宿而后悔，出于某种怪异的默契他知道普鲁申科也同样如此。坦诚而言即使他们同为米申弟子，每天花大量时间在一起训练、踢球，也很难将他们的关系定义为朋友，毕竟两人性格相差之大几乎是磁铁的两极，然而赢球的快乐足以让肾上腺素一路飙进大脑控制他们轻易做出将为之饱受煎熬的决定。

尴尬又在室内蔓延，亚古丁清了清嗓子决心打破沉默，然而普鲁申科又一次抢先开口，挑衅似地问他要不要继续看下去。亚古丁闭着眼也能想到那双湖蓝色眼睛里的挑衅，他不由怀念起几分钟之前的普鲁申科，恐惧和脆弱让他看上去顺眼不少，如果他是个女孩的话，亚古丁会很乐意上前搭讪。然而随着黑暗降临，普鲁申科的讨厌程度也一并回归，但为了和这个欠揍的小子较劲而耽误明天的训练显然不够明智，亚古丁从关上电视的那一刻就选择性地遗忘了自己也同样害怕电影剧情走向的事实。

亚古丁正要说话却被“呲啦呲啦”的噪音打断，两人顺着声音看去发现本该关着的电视出现了雪花屏，遥控器原封不动地放在两人中间。

恐惧缩短了他们的距离，当热尼亚蹭到他身边时，亚古丁不合时宜地想起邻居家那只不爱搭理他的猫咪。当雪花屏消失时，亚古丁想着也许养只猫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廖沙…廖沙！”

热尼亚几乎有些发抖的声音将亚古丁从发散的思维里拽了回来。如果没看错的话，他一边扯着热尼亚往后挪一边想，那么的确有个长发女人试图从电视机里钻出来。

亚古丁猛地睁开眼，梦境停留在他和普鲁申科抱作一团惊声尖叫的场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二十四年之后梦到普鲁申科唯一一次去他家留宿的场景，也无法理解原本还算愉快的经历为什么会在梦里变得如此恐怖。

这个怪诞的梦给亚古丁带来了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有放在心上，作为解说员参加奥运会的好处就是你不必把噩梦当作将要失败的厄运预兆。

亚古丁看了眼时间，他本打算去参观奥运村，但这该死的疫情导致他们在整个奥运期间都只能呆在奥运村里，为了让之后的生活不至于太无趣他决定将这行程推迟一点。

亚古丁本想继续睡觉却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张床的体感比实际狭窄太多，他本以为自己没把行李收完就睡着了，翻过身却看到刚刚出现在他梦里的、留着金色短发的、15岁的普鲁申科此刻占据了他大半边床铺睡得正熟。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亚古丁都情愿此时躺在自己身侧的是刚刚梦境里的除了他和普鲁申科的另一位主角。

*1998年上映的《午夜凶铃》

概要：2000年那个晚上发生的事。

弃权声明：本文纯属造谣，所有事情都是杜撰虚构，与所有角色都没有任何关联。

脑了一下2000年发生的事，亚老师被我写得有点病……总之谨慎阅读。

预警：文中小普未成年，且【】时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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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输了。”我说，“我们打了一架，然后我输了。”

“只是普通的打架？”

“是的，那天我们喝得太多了。”我努力让自己回答得云淡风轻，就好像那是真的一样。我的视线在看向哪里，我的眼球是不是在颤抖。鲁道夫一定看出来了，他不可能看不出来我在撒谎，但唯独这件事我一丁点都不想提。

“我们达成了共识的，廖莎，你得说出来我才有机会帮助你。”

“我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天哪，鲁道夫，我已经向你倾诉了那么多了，我的身上还能有什么秘密呢。”我真诚地看向他，“你瞧，我已经比前段时间好多了，体重也回升了一些。我真的没事，这是个巧合，我吃不下饭只是因为那会儿碰巧髋骨又开始疼了而已。”

后半句话没掺半点假，多亏了鲁道夫的悉心照顾，我的状态比起前两个月已经好了太多。髋骨很疼也是真的，那颗看不见的炸弹毫无预兆地再次爆炸，我糟透了，光是靠在床头坐着都让我吃力得额头直冒汗。

“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点睡眠，让我好好休息吧。晚安，鲁道夫。”我钻回被子里，一反常态地主动向他下了逐客令。鲁道夫的专业性毋庸置疑，他知道就算继续谈话也只是浪费时间，替我关上灯走出了房间。

黑暗一瞬间把周围的东西都吞没，除了我腿上的疼痛。我多希望它夺走房间里所有光亮的那一刻也能夺走我的意识，好让我不用反复品味这点纠缠多年的痛苦。我紧紧攥住脖子上挂着的十字吊坠，祈祷神能给予我一点怜悯。可我只觉得自己在坠入冰湖，周身的布料被冰冷的汗液浸透，我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息以免自己窒息，祈祷的内容从免于疼痛退化到了获得一丝温暖。这个祈愿起了点效果，光怪陆离的画面在我脑子里闪过，圣彼得堡最寻常的夏天，澳大利亚一望无际的海面，野营之夜的篝火。它们一点用处都没用，我宁可直接在剧痛里晕过去，或者我应该主动把自己的脑袋撞向床板。但我没有，闪回的画面里出现的声音让我整个人都凝固。

剩下在凹那个三：37554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