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FTER-网易轻博

这篇论文是上次讨论的《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执政》的先行研究。

因为研究张位，所以对他在任时期的阁部之争很有兴趣。找论文的时候，发现这篇虽然是国外研究，但是整个文章时间线上比较完整，思路清楚容易理解，于是斗胆翻译了全文。

会日语但非科班，所以不保证全对。

前提：

1、作者在文章中没有称“东林党”，全文用的是“东林派”。

2、该译文仅为翻译，全文为作者观点，不涉及我的观点。我会单独再发个吐槽。

3、为了观看方便，进行了段落拆分。加粗的是我个人标记用，方便查找，不代表作者观点轻重。

4、论文发表于1984年。

5、全文2w+字，提前预警，看完可能会血压升高（说的就是我）

城井隆志  《万历二十年代的吏部与党争》

前言

  众所周知，东林派与反东林派之间的党争，是明末的政治史中的重要要素。党争在怎样的政治过程下发生？以什么为争论点？经过了怎样的政治过程形成？学术界向来缺乏对这些问题的详细研究，因此，担任了党争角色的东林派，反东林派双方，他们作为政治势力的实体、特性等，还留下了许多暧昧不清之处。

  近期，小野和子注目于东林派主张的“广开言路”问题上。内阁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体制”，东林派主张“通过广开言路形成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小野以二者这样的对立为基轴，详细分析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期到万历二十年初的政治过程，发表了一系列研究（1），逐渐明确了党争的具体相貌。笔者同样在明确明末政治发展的基础上，认为在此有必要思考党争的意义。此篇论文作为此项研究的基础作业，旨在整理万历二十年前后（东林派活动的起点）以吏部为中心的政治动向。

  明末的吴应箕在其著书《东林本末》下卷《会推阁臣》中提到

论曰，予于万历癸巳（二十一年）盖不胜世道消长之惑焉。诸君子之被祸也，争并封未尽者，大计尽之。大计未尽者，会推又尽之。自顾泾阳（宪成）削归，而朝空严。实东林门户始成。

  他将万历二十一年作为政治分水岭。他这么看的契机，不仅有围绕国本之争的“三王并封”，还有“癸巳京察”、“阁臣会推”等人事问题，也就是一系列围绕吏部职权引发的事件。当时身为吏部官员，作为“京察”和“会推”事件中心人物的赵南星和顾宪成，之后成为了东林派的领袖，所以可以推测，这个时期吏部的活动与东林运动有所相关。（2）

  关于这个时期的吏部，《明史》卷234《孙鑨传》中提到

吏部自宋纁及（陆）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孙）鑨，守益坚。

  上述简单明了地显示，万历十年代末，吏部逐脱离了从属内阁的关系，强化了自主性。“癸巳京察”与“阁臣会推”强烈体现了这一点，并引发了吏部与神宗、内阁的冲突。

  但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围绕朝觐考察=乙未外察，和吏部对立的却是被算作东林派的沈思孝、江东之等人。并且万历二十六年开始，在李戴担任吏部尚书时期，虽然没有来自内阁的干涉，吏部的权力却十分之轻。在数年之内，吏部发生了如此的变化，笔者关注于此，下面将探讨围绕吏部发生的政治过程。

一、万历二十年前后的吏部

1、摆脱内阁权力控制

  嘉靖中期以来，阁权强化，内阁处于成为实际上宰相的地位。至万历初期，在大学士张居正的独裁下，吏部以下的六部官员“视部如阁属”（3），处于从属于内阁的地位。张居正去世之后，在继承了强大的内阁权力的申时行执政下，吏部（尚书杨巍）的人事行政，大多在内阁的指示之下。直到万历十八年，宋纁代替杨巍成为吏部尚书之后，吏部逐渐脱离内阁的支配，主张自己才是人事行政的主宰者。此意表现在，吏部拒绝请示内阁的所谓“请教”，并且要求内阁行使对等的礼数（4）。但是，吏部这一反内阁倾向，必然与想将之纳为自己支配下的内阁对立，不断发生正面的非正面的冲突。在考察十、二十年代各吏部尚书的任职时间时我们发现，采取了与内阁互相协调方针行事的杨巍，担任尚书长达七年之久。相比之下，与内阁对抗的宋纁、陆光祖、孙鑨、陈有年、孙丕扬、蔡国珍都在一年左右迅速权力更迭（5），原因便是他们与内阁（以及神宗）对立。

  吏部想要确立“人事权是吏部固有的权力”。他们在会推（廷推）一事上的主张，就体现了他们这样的政治态度。万历十九年九月，申时行致仕时，向神宗密荐了赵志皋、张位作为自己的继任者，神宗立即以特简的形式命令二人入阁。陆光祖对此表示抗议：

凡大臣员欠，吏部与九卿会推，请旨简用。至推吏、兵二部尚书、各边总督及内阁大臣，则九卿之外，复益以六科、十三道。盖其任愈重，则举愈当公。询谋佥同，方敢推用。实所以广忠集众，而杜偏听之奸，绝阿私之患也。（中略）今（申）时行等所荐，固为得人。即使会官廷推，二臣资望，安知不在所推数中，奚庸私荐哉。臣愚以为会推大典，祖制绝不可废，私荐内降，其端决不可启。伏望皇上纳臣言，以后阁臣员欠，乃敕吏部、九卿、科道官，照例会推，疏名以请（中略）若一听之，独举密荐，诚恐异日徇私植党之祸，殆有不可胜言者。

  当六部大臣空缺时，由吏部与九卿会推，也就是通过两者合议，选出候补者。当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内阁成员空缺时，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科道官的会推。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责任越重，推举必须越公正，经过九卿、科道讨论意见一致的人才能被推用，避免了偏向某一派的dang派人事任免。本次特简的二人，即便资历威望符合要求，以后阁臣的任用也应经过会推，不允许私下推荐，采用。

  陆光祖主张 ，即便是阁臣的人事任免，也不应该由内阁和皇帝私底下决定，必须经过外廷和议，得到外廷的承认。

  关于会推的运作方式，在万历三十四年吏科右给事中翁宪祥的奏疏中提道：

旧制，大僚有缺，会官廷推。原有冢宰，举其所知，第参与论是否相合。盖冢宰不独任其权，而博谋以示公（7）。

  万历二十七年，御史牛应元的奏疏中提道

夫祖宗立法会推，何也。盖用人本属吏部职掌。惟以大臣责任既重，难容私拟。于是请旨下部，会九卿科道于廷，合公议，而商求至当，非徒凭众举而漫无主裁也。（8）

  如上所述，会推首先是由吏部选出大臣的候补人选，然后九卿（科道）开会讨论其是否符合众论，判断可否能用，再将得到认可的人奏请上议。因此，虽然说是“合议”，但本身谁能作为候补者参加合议，选择权在吏部手里。廷推这种推选大臣的方式，候补者的决定权不在九卿，而在吏部。也就是说，陆光祖要求阁臣须经会推，是要将内阁的人事任免权置于吏部主导之下。对于陆光祖的抗议，神宗回答道，“这次虽然是特简，但并不是常例，以后由会推。”承认了该项主张。内阁方面，此时申时行、许国已经致仕，王锡爵归家，只有与外廷关系和谐的王家屏一人在阁，这也许对神宗承认陆光祖的请求产生了积极影响。（9）这样，陆光祖在吏部确保人事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次年万历二十年，内阁提议，修改已被吏部掌控的会推制度。万历二十年十月，在阁臣张位讨论关于国是、纪纲的奏疏中表现此意。张位在“任免权都归还给吏部，有可能侵扰政府运行”的状态下，“深恶之，事事掣肘吏部”（10）成为了内阁任上始终与吏部敌对的人物。小野和子已经详细讨论了万历二十年十月张位的奏疏以及东林派官员的反驳（11），所以在此仅提取与吏部有关的部分。作为定国是的方针，张位说道，

凡遇军国大事，俱听会议。该抚预将事体曲折，略具可否之端，传送九卿科道衙门，各处所见，明注职名于下。或注该部议是，或斟酌数语，俱付该部类奏，请自上裁。至如会推大臣，关系甚重，更宜仿此，以谐众论，而杜专擅。（12）

  对于国家重大问题，九卿科道官召开会议，将该当衙门的判断和各人意见一并记下，分类上奏，请求皇帝裁决。大臣廷推时也应同样。也就是说，廷推不止讨论吏部上报的候补者是否可用，九卿、科道各自也要推荐候选人，吏部将此一并记下，交给皇帝判断。张位提案的目的在于，将举荐候补者的权力由吏部独占分散至九卿科道官。

  对此，由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起草的吏部的反驳中提到

辅臣欲以后凡遇军国大事，俱听九卿科道会议，各书所见，该部院类奏，取自上裁，则诚定国是之术也。然事应会议者，自不常有。至于会推，则时时行之。大臣才品久定，公论素明。当会推之时，九卿科道务要直言可否，即不必众拟类奏，而爵人于朝之意，得矣（13）。

  赵南星首先肯定了张位在“军国大事”上的提案，但是需要开会的“大事”并不经常发生，属于例外。问题在于会推经常举行，是否能用此举。赵南星认为，能官至大臣的人，才学品德，舆论评价已经很明了。和以前一样，会推时九卿科道直言是否可用即可，没有必要将九卿科道的推举者也一并记下分类上奏。刑科给事中史孟麟上疏说道

如辅臣之言，则始以一部之权，分而散之于诸司。究也，以诸司之权，合而取之于禁密。听自上裁，旨繇阁票，内托上意，外诿廷推，谁执其咎。（14）

  史孟麟认为，如果将吏部的权力分散至诸司，则内阁可以托吏部之外的诸司介入廷推，加之圣旨由内阁票拟，内阁将假借皇帝的名义，实现自己的人事意图。史孟麟批判张位此举，明显意在想让内阁吸收吏部的人事权。这一系列的反对取得了效果，张位的提案未能实现，想法破灭。（15）这表明，在这个时期，吏部有十足的力量与内阁对抗，内阁无法排除阻碍。

2、推用建言诸臣与处分吏部司官

  吏部是人事的主宰者，是超越单一行政机构的政治主体——这一主张不仅站在了内阁的对立面，也需要直面神宗的政治态度。自张居正去世后，从束缚中解脱的神宗渐渐开始沉醉于享乐生活，对政务多有懈怠。批判神宗私生活以及政治态度的官僚被疏远，有时还会受到严酷的责罚。特别是万历十四年以后，神宗拖延册立皇太子成为了一大问题。国本之争的一系列纠纷贯穿万历至天启年间，自内阁开始，满朝要求神宗早日册封皇太子，但神宗对此一概不听。神宗随意违背祖制，内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样的批判增加了。因批判，也就是建言被降职、革职的官员也大量增加，神宗，内阁和外廷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吏部努力复用因建言降职、革职的官员（以下统称为“建言诸臣”），对此神宗表示强烈的愤怒。

  邹元标，便是被神宗讨厌，持续强烈批判神宗政治态度的人物之一。在他任观政进士时，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受廷杖而出名。万历十一年，他从狱中回归，被特别授予吏科给事中一职之后，他再次展开对执政者的批判，在官员中颇有声望。万历十二年，因为反复劝戒神宗放纵的生活，他被降职处分。之后虽然升官至吏部员外郎，但万历十四年起，他以疾病为由居家。吏部请求恢复他原职（验封司员外郎），但数月间得不到旨意，在部、科各官员反复的请求下，直到万历十八年，神宗才终于下令（16），因为他不乐意看见邹元标的回归，有意拖延。同年十二月，吏部想将邹元标调任补官文选司员外郎，不报，吏部再三请求，神宗对此表示，“部署缺官已久，为什么不推补别人，只说要用邹元标？”斥责吏部“市恩望报”，下令将邹元标改调南京。大部分不服此处分与之抗争的科道官都被处罚，吏部给邹元标新拟定的职位几次都被驳回，最后将邹元标放在了南京刑部广东司署员外郎事主事添注这样的闲职上。（17）

  邹元标降职时，被处分的人尚且止于科道官，吏部再三迫切要求调补邹元标，对此神宗只是谴责。但万历二十年以后，在推用建言诸臣一事上，神宗的态度强硬了起来，不顾阻力处分了整个文选司全体官员。

  万历二十年一月，吏部推举原任主事饶伸为刑部主事，剑州府判官万国钦为建宁府推官。饶伸因在顺天乡试中议论申时行、王锡爵子弟登科有疑，再三追责内阁，于万历十七年二月以“出位妄言”之名被削籍下诏狱。（18）万国钦因在洮河之变中弹劾申时行纳贿，于万历十八年九月被以“混淆国事，污蔑大臣”之名降为判官。（19）对于吏部推用此二人的请求，圣旨道：

近来推升官员，已有屡旨，如何还是奉旨斥黜的。你部里显是徇私畏势，惧劾私恩，好生不公。堂上官姑且饶遭，该司官都着革了职为民，永不许朦胧推升。这员欠着，别推来用。（20）

  神宗认为，吏部推选了他直接罢斥贬黜过的人，是出于私情，畏惧权势，完全不为公平，他以此斥责了整个吏部，并将文选司全员革职，禁止以后推用他们。

  关于这项处分，阁臣赵志皋调停道，“吏部没有私心”，陆光祖辩解道，“这次推选本来也不是优迁，注拟是我写的，司官只是按照惯例跟着一起署名而已。”但神宗不听，并叱责他们营救。（21）

  在这个处分下达的几天之前，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与六科各官请奏实行皇太子的豫教，激怒的神宗以“违旨侮君”的名义将李献可外调，但之后许多科道官员接连上疏，强烈要求撤回这样的不正当处罚。数日间，竟然有十一名科道官被降调、革职。（22）阁臣王家屏此时站在科道官的立场上指责神宗，辞官而去。围绕国本，因为这件事，神宗与科道官的对立一下加深了。

  推举饶伸、万国钦的奏疏，便是在这最激烈的时刻出现的。遭到代表外廷舆论的科道官正面批判、对外廷产生了敌意的神宗，意在极力牵制企图保全建言诸臣的吏部。所以，他不仅拒绝推用饶、万二人，连文选司官员也一并处分。

  此时，代替被革职的王教担任文选司郎中的邹观光说道，

顷者，陛下以铨司推用一二小臣，至于宸怒。夫人臣进退，惟上所命，用舍予夺，莫非君恩。第念，迁谪各官，间有效悃疑之忱而皇上呕喻而受之者，将尽从沈抑，非惩创本指。若不为申请，稍与分别，臣等无所遵守。臣请别其时之远近，如惩艾未久，不敢推升。若参时积俸，即他途初授，且得迁转，似得量移。臣又请，别其言之可否，如剿聒无当，不敢推升。若心本为国匪出沽名，悔悟已深，似得量移。臣又请，别其品质优劣，如一节自言，不敢推升。若生平皎皎，素履结拜，才优翰济，似得量移（中略）臣尝绎明旨，一日不许混推，一日不许骤迁。是陛下原禁混与骤耳。耳非概抑批鳞折槛之士也。（23）

  他认为，人臣的进退予夺虽都出自于皇帝，但一味压制降职的人，并不是惩罚他们的本意。谁应推用，谁不应推用，提供区别他们的标准。也就是说，要斟酌这些人降职的时长和俸禄。如果是和其他途径初授官迁转条件一样的，不是出位沽名而是为国建言并深刻反省的，履历清白有能力的，能达到这些条件的人就应该推用。

  他的主张，表明吏部推举的都是符合条件的人，因此吏部裁决的人事是正当的，即便推用的建言诸臣是曾被处罚的对象，吏部的态度也没有变化

  赵南星在《赵忠毅公集》卷八《明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孙清简公墓志铭》里提到，

先是，公（孙鑨）未至时，选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谪御史万国钦为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毖后，而众益不服，后遂屡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

  他说，（神宗）企图通过威胁恐吓来牵制对建言诸臣的推用，但大家都不服，于是神宗屡次采取了同样的处分。这样的处分，反而加强了吏部反神宗、反内阁的对立态度。

  次年万历二十一年，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主持京察，围绕此次京察，内阁派与反内阁派展开了斗争。神宗下谕旨指责吏部“z权结d”，孙鑨被夺俸，赵南星降三级处分。当时，在验封司员外郎顾宪成起草的孙鑨的乞休疏中，强烈主张了吏部人事权的独立性：

夫铨曹重地也。非其人，则不当居其地。业已使之居其地，则不当疑其人。昔之专权结党者，亦往往有之矣，并不在铨曹。诚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以专权结党为嫌，畏缩消沮，自救不暇，则铨曹之轻，自臣而始，亦臣之大罪也。（24）

  正因为吏部是重要职位，所以需要与其职相匹配的人方能任职。但是，一旦认命，就意味着应该信任其人，不应对此人的判断有所怀疑。如果吏部因畏惧“专权结党”的污名而约束自己，一心想要明哲保身，吏部的地位便被轻视，无法履行职责。

  这样，吏部通过即便是君主也不容易干预的裁量权，主张自己人事行为的正当性。在实际工作中，最终实现了这个主张的，是推用前文所说因建言皇太子预教被革职的原给事中钟羽正、张栋一事。

  根据此时文选司郎中刘四科的《谬执招尤乞赐罢斥以重铨法疏》（《万历疏钞》卷二十一）所述，在孙鑨抗议“Z权结D”蛰居在家不久的五月，吏科都给事中缺员，刘四科推荐了钟羽正、张栋。按照六科内部的排序，升任此职的应该是吏科左给事中许子伟，但他作为“内阁的私人”，“舆论不佳”的人物没有被推用。但是，请求留中不报。吏部无法放任缺官，于是换成推荐了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许弘纲以科内的排序为由，拒绝了调补，并引用“Z权之旨”批判吏部行使了没有根据的人事权。对此刘四科说道，

夫zhuan权之说，相臣所以绋吏部而怒之，俾以后不敢擅动其私人耳。（许）子伟固私人，正是不推首垣故耳。何目之为专权，为便宜，为变乱祖宗，为悖违明旨，自非良心至死，奚而恶声至是（中略）夫随材器用，自古哲后之为，若执簿呼名，不过一吏之事也。臣即愚谬窃陋敝规，而抑佞臣，寸心始终不移也。

  他认为，Z权之说，是内阁图谋用来约束内部，不让吏部控制其“私人”的说法，许子伟才是“私人”。人事判断自古以来都是天子的行为，如果人事权只是遵从名单中的排序，那吏部的职责只不过是一循吏的工作罢了。即便吏部遵照“用贤者”的职责无视排序用人，也不会推用内阁的私人。此言鲜明地表明了其反内阁的立场。

  最后任命了许弘纲为吏科给事中，神宗并没有下达关于推用钟羽正等人的处分。但是六月，吏部再次推举钟、张二人为兵科都给事中，神宗发怒，指责吏部“市恩结党”，将文选司官夺俸一年。吏部依旧在十月推举张栋为兵科给事中，神宗以“抗旨私恩”为由将文选司郎中孟化鲤等三人革处分。（26）次年万历二十二年，伴随首辅王锡爵退阵，在廷推阁臣时，尚书陈有年、文选郎中顾宪成还是推举了王家屏（万历二十年，在皇太子豫教事件中，王家屏反对神宗对科道官的处分，封还神宗御批）并且以“不拘泥于资品”为盾，将孙鑨，左都御史孙丕扬列入阁臣候补名单。神宗斥责吏部“专擅蔑训”，将顾宪成革职为民（27）。八月，吏部推用因反对邹元标降职而被降职的何选为刑部员外郎，神宗以“扶同结党”将文选司官降为杂职。（28）

  如上所述，吏部在国本之争等事件中与神宗正面冲突，执意坚持要求恢复（建言诸臣）的官职，表露了吏部反神宗，反内阁的政治立场——也是该股势力的核心所在。吏部恢复了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为了贯彻该批判立场，必须条件是确保人事行政权从始至终都是吏部固有的权力，并且，围绕着这一点，对立持续加深。神宗给吏部贴上的“Z权结D”标签，某种程度上很确切地描绘出了万历二十年前后吏部（对抗到底，坚持主张）的特性。

3、点用培推者

  神宗已经通过暴力压制吏部，迫使吏部接受不合理的人事任免。对于没到达需要处分程度的任免，神宗则通过变通地运用制度，实质上无视了吏部的人事裁量权。同时，神宗还有阻止批判过他的言官在官场进退的举动。具体表现在补官时，他任用了推举候补者中的陪推者。

  万历十九年二月，应天府府丞空缺，南京通政使司右参议孟一脉为正推，光禄寺少卿吕兴宗为陪推。江西提学佥事空缺，南京礼部郎中蔡时鼎为正推，同部员外郎马犹龙为陪推，这两处缺官，神宗最后都选用了陪推者。关于此议，吏科给事中钟羽正上疏如下道：

夫缺官，部推而请旨，例也。推而正者前，陪者后，亦例也。既同见推，则固财不相远，然正者先用，而陪者次及，则国家用人之常，而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则圣主太公之度也。今吕兴宗、马犹龙贤者也，用之固不为不当。然正推见舍，而陪者先用，果陛下真见孟一脉、蔡时鼎之不称此职而置之乎？（29）

  在推用所缺官员时，流程是将正推和陪推，也就是第一候补和第二候补两名一并记录，等待皇帝的判断。到底采用哪一位，此大权属于皇帝，皇帝选用陪推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正推作为主要候补者，通常情况下都是采用正推。钟羽正认为，皇帝之所以打破惯例，选用了陪推，是因为正推的两个人都曾建言，怀疑皇帝因此对二人敬而远之。孟一脉在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因批判神宗生活奢侈被调外任（30），蔡时鼎在万历十三年十月因批判宦官专权被降任偏远杂职。钟羽正还说：

奈何一旦独于二臣而靳之，使中外之人闻之，将自建言之臣不惟一时见斥，二憎之于后，日销忠直之气，结谏臣之舌，所系非渺小也。又非止此也。王遴以刚正挂冠，四海所共之也。推用凡几次矣，而必不见用。王德新、饶伸以建言被罪，中外所共惜也。题补凡几次矣，而章径留中。王遴置，而大僚之持正者牀心。王德新、饶伸弃，而群臣之效忠者丧气。廷推不用，部推不允，则铨选之臣亦抑郁，而不敢伸其志矣。

  他认为，皇帝无视被正推的建言之臣，导致他们无法升官，如此一来，对他们不仅是一时的打击，之后他们也因被皇帝厌恶而为人所知，失去了忠心，这样会牵制舆论。除此二人，吏部曾几度上疏推用王遴、王德新、饶伸等批判过神宗的建言之臣，但未能成功，对其他官僚起了杀鸡儆猴的作用。此外皇上无视廷推、部推双方，使得吏部的志向无以施展。

  钟羽正看破了选用陪推者是神宗打压政治批判者的手段，但对此神宗回复，“在应该点用的官员里，存在浮躁、好事、不为国为民的人，所以不点用。”，并以“徇私妄奏、朋党窥探”将钟羽正罚俸一年。（32）“浮躁”、“好事”等用词，是这个时期神宗排斥政治批判者时的常用语，神宗自身的言论证实了钟羽正的说法。

  如前文所述，在万历二十年一月，关于饶伸的推用引发了神宗对吏部司官的处分。差不多同一时间，神宗在南京尚宝司卿的任用中，避开了邹元标，选择了陪推的杨时乔。（33）同年二月，在御史的春调（定期外任官员轮岗）中全部选用了陪推的部臣。此时赵志皋上疏表示，惯例中陪推官员只是走个形式，皇上采用陪推，只是对（被选上的）御史来讲有利，但会降低吏部的权威。不报。（34）

  像这样，从万历十九年末开始，在人事调动中，（神宗）以采用陪推者的形式拒绝吏部推用的人，这样的情况频繁了起来。

  表1是根据《神宗实录》、《万历邸钞》总结的内容。不难看出，被拒绝的正推官员，很多是政治批判者。除了上文提到过的人，李懋绘在万历十四、五年因建言册立皇太子和强烈要求确保官员言论降级。（35）王国在万历十五年的京察中，因为反对了处分反内阁派被调外任。（36）陈登云是因为在万历十六年弹劾了郑贵妃父亲郑承恩的不法行为。（37）

  

  点用陪推者，目的在于停止给批判内阁的人升官，将他们长期固定在被降职的状态上，但是此举同时也表明，皇帝事实上拒绝了吏部的人事裁量，意味着削减了吏部的权力。特别是到了万历二十三年，点用陪推开始迅速增加，由此可以看出，内阁插手了人事任免。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在户科给事中杨恂批判内阁的奏疏中说到：

推升者，吏部之职掌。虽有一正一陪，而要之，正点居多，陪推特其故事耳。何通创为专擅之说，以蛊惑圣听，及皇上信其言，而疑于吏部，然后内托上意，外诿廷推，或正或陪，任意点用。甚至两者俱无当也。则驳以别拟，少不如意，谴责加焉。附己者朝推暮点，立致要津，便己者淹滞留中，动见折阻，若谓简在帝心，我无与焉，何其简用者，非梓里之姻亲，则门阑之托也。如是而谓权在吏部乎？抑旁有所疑乎？吏部不专，必有所以专之者，乃收揽威权之渐也。（38）

  他如是说。官员的推升，是吏部的职责所在，本就应该点用吏部正推的人选，但是内阁以吏部“专擅”向皇帝吹耳边风，皇帝对吏部起了疑心。内阁假托皇上之意，在廷推中随心所欲自由操纵正、陪推的点用，更有甚者，正推都退回，另推他人。这样一来，只有依附内阁的人才得以升官。虽然内阁扬言，点用基于皇帝的判断，与内阁没有关系，但是简用的总是些和内阁走得近的人，这还能说人事权在吏部吗？

  因为杨恂指责内阁侵犯了吏部权力，神宗表态“降斥官员的点用皆出于朕的独断”，将杨恂调外任。在赵志皋申辩的奏疏中，他辩称“点用是皇上的权力。最近因为用了陪推者，怀疑臣在操纵吏部，去问问吏部是否真有干预”（39），他表示，内阁完全没有参与人事任免。

  采用陪推一事到底与内阁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并没有定数，但是，如果事情真如神宗和赵志皋所说，那内阁便是以“点用是皇上的权力”为借口，袖手旁观神宗脱离常理的行为，除了前文提到的御史春调之外，我们无法找到赵志皋和其他阁臣，要求皇上遵循常例点用正推者的事例。内阁插手人事任免（或者说默认神宗脱离常理的行为）将如后文所述，使得通过陪推升职的官员和吏部之间产生了对立，变成了新的党争。

  神宗渐渐越来越轻视吏部，从万历二十三年下半年开始，不只是操纵正、陪推，开始连推补缺官本身都无视了，人事行政开始大幅度地滞缓。因此，官职开始长期空缺，给行政带来了各种困难。对此赵志皋等阁臣为了调和人事的运转，时不时请求神宗下发奏章，但大都被无视。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乞求皇帝下发奏章，甚至作为让步，提出如果皇帝不满吏部的拟注，可以指示“别推”，让吏部再次斟酌人选。（40）但这也被神宗所无视，于是文选司郎中唐伯元如下抗议，并主动辞官。

吏部文选司郎中唐伯元奏。铨曹之职，昔称要津，今为畏府，臣日语堂官计议，如何一清铨法，如何一洗积垢。凡利在百代，害在一时者必行，不敢少贬以殉浮议，凡利在部内，害在部外者必革，不敢姑息以市恩私。每遇内外员缺，臣度量注拟，具呈堂官，请自上裁。间有奉旨点陪者，知上意独断也。有奉旨别推者，知上意慎重也。乃数月以来，则有一概留中不答者矣。台省郎署方面赴部候补者，动至经年，多至盈庭。内外官俸，大半逾期，不得迁转，各边道事情紧急，无可代庖。贤愚同滞，朝野咨嗟，莫知其解。此诚臣拟议不当圣心，以致封章不蒙批答，乞赐罢斥。（41）

  唐伯元首先强调吏部完全没有私心，在此基础上，他控诉道，对吏部提交的拟注，皇帝点用陪推或者下旨别推，都表明了皇帝的决断与慎重，但这几个月，皇帝完全不批发奏章。

  很多科道官，部臣等待去外地的调令已经一年以上，内外官员的大部分已经任满，但无法调任。官员无法作为代理处理各地发生的紧急事件，这样一来，人事权的混乱引发了整个行政的混乱，成为了贯穿万历年间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神宗直到去世都未有改观。

二、乙未外察

1、孙丕扬和沈思孝的对立

  在前一章节，概述了自万历十年代末开始到万历二十二年左右，吏部反内阁、反神宗的强硬态势以及对此的攻击。

  万历二十三年，在迄今为止反内阁派官员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表现在吏部尚书孙丕扬与协理戎政兵部右侍郎沈思孝，以及以两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间的对抗。

  孙丕扬在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作为陈有年的继任者担任吏部尚书。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因与阁臣张位对立致仕。随后万历三十七年，他再次担任吏部尚书，万历三十九年，在辛亥京察中，孙丕扬因与反东林派（宣党派）发生重大冲突，被誉为东林派领袖人物。

  一方面沈思孝是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受廷杖的“五君子”之一，恢复官职后，时不时有一些反对内阁的行为，他也被算作是东林派成员。在万历二十三年以前，据称二人关系十分友好（42）。在吏部与内阁，神宗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二人之间的对立，与吏部的职权有什么关联，下文将阐述。

  万历二十三年，是朝觐考察（大察、外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和考功郎中蒋时馨是这次考察的主察官。在被处分的人中，有浙江参政丁此吕，九江知府沈铁，江西提学佥事马犹龙，多数官员认为这是不正当处分。其中最大的问题出在丁此吕身上。

  丁此吕在万历十二年，揭发张居正的儿子科举不正，并弹劾当时的主考官——此时已是阁臣的申时行、许国、余有丁。丁此吕被调外任，但李植、江东之等科道官，因此对申时行内阁展开了激烈的攻击，事情甚至发展到各部院的堂上官（一至三品）一齐上疏请求保留阁臣。

  丁此吕因为开启了对后张居正时期内阁的批判，博得了声望。（43）孙丕扬以丁此吕有纳贿嫌疑对他进行了处分，但沈思孝认为此处分不正当，强烈抗议吏部。右谕德刘应秋、还有甘士价，李懋绘，唐伯元，张位等积极开展对丁此吕的援助。（44）但是结果处分未能撤回，丁此吕以“不谨”之名被勒令闲住。

  五月，吏科都给事中杨东明，户科给事中邹廷彦怀疑沈思孝就任协理戎政一职是有“背后援助”，因此弹劾了他。杨东明的奏疏只传达了一些片段，简而言之，在推举协理戎政右都御史一职时，神宗拒绝了吏部正推的吕坤、李祯等，点用了陪推的沈思孝任该职，怀疑沈思孝是不是有“背后援助”（暗指张位），并抨击沈思孝“在野时请寄谋通，为官时趋和保位”。

  对于沈思孝的辩疏，神宗说，“沈思孝是朕亲自点用的”，但接下来，邹廷彦疏中说道

沈思孝欺世盗名，挟权制众，十数岁于兹矣。最不满公论者，开府宁夏，则以告变远驻庆阳，改抚中州，则以不赴任，汇缘大理，迨弍司空，随协戎政。（中略）铨曹受其辖制，国柄惟其主持。

  他认为沈思孝为了做自己想做的官职，对吏部施压。对此神宗怀疑此疏是杨东明在背后主使，将他降三级调任边方，邹廷彦夺俸一年。（45）

  七月，御史赵文炳告发文选司郎中蒋时馨受贿。之前，蒋时馨曾告发过河南某岁贡生就任知县时收受贿赂。根据赵文炳所述，此时实际受贿的是蒋时馨，他见事情即将败露，先下手为强，告发了行贿者与中间人，让他们顶了罪。赵文炳还列举了其他一些蒋时馨的受贿证据，弹劾他。对此，孙丕扬主张蒋时馨是清白的，阁臣赵志皋也支持此说。神宗在给吏部下发的谕旨中说“朕时不时命令惩治贪污，现在仍未实现，孙丕扬说将蒋时馨的受贿没有根据，但吏部的官员虽然说有清廉的人，也不是没有贪婪的”，并没有完全相信孙丕扬的主张（47）

  蒋时馨的事情被送廷议，本人也强烈要求如此，但科道官内部对言官的弹劾件件都要廷议有所抵抗，没有直接决定此事。在处分未决时，蒋时馨上疏认为，赵文炳的弹劾实际上是出自沈思孝（48），据他所称，沈思孝在考察时庇护丁此吕没有成功，加上他想做吏部侍郎也没有成功，所以就纠结江东之、刘应秋、高桂等人捏造了弹劾蒋时馨的条款，通过李三才交给了赵文炳，目的是要通过此事诬陷吏部尚书孙丕扬，取代他的位子。

  对此神宗斥责蒋时馨“强辩渎扰”，削籍处分。蒋时馨被逐，但罪明不是因为受贿，而是“强辩渎扰”，结果他是否有受贿依然不明。

  沈思孝、刘应秋、江东之都否认和赵文炳的弹劾有关。孙丕扬上疏说道“考察丁此吕时，舆论都声称他是巨贪，甚至有说他藏金十万两。但是沈思孝却为他辩护，是为了通过都御史衷贞吉，阁臣张位，在吏部求得好处。”他揭露沈思孝干涉考察，并且作为吏部处分丁此吕得当的证据，孙丕扬交出了科道官送来的十四张访单原件。

  对此圣旨道，“沈思孝说不上极力推奖丁此吕，混淆视听。处分蒋时馨不是因为沈思孝，而是他在待旨时强辩。看了丁此吕的访单，贪污、酷虐情节甚为恶劣，着锦衣卫将他抓来拷问。”

  这件事情以蒋时馨削籍，逮捕丁此吕，对沈思孝、孙丕扬不作处分暂且了结。但是之后御史强思，冯从吾弹劾“江东之诬陷蒋时馨”，御史马经纶，给事中黄运泰给事中扬天民等，接连攻击沈思孝等人“阴邪、结党”“党护奸人”等。（51）

  对此，沈思孝、江东之、工部员外郎岳元声等反驳：这些弹劾他们的科道官谄媚吏部，背后是吕坤在操纵他们。（52）在此期间，最初弹劾蒋时馨的赵文炳迫于孙丕扬派的压力，转而攻击沈思孝派，他披露蒋时馨受贿的情报是从江东之那里得来，江东之和岳元声为了救护丁此吕，教唆自己弹劾。议论愈发纷乱。这些上疏基本上被留中不报，没有对他们各人的处分。

  但是十二月，在兵部武官考选中发现不正行为，神宗因官员怠慢了对此不正的揭发，将他们降职调任，同时说：

近来两京科道官，专徇己私，附和结党，抗违君命，要直沽名为事，每每以无实之事，兴疑惑众，无上乱政。且如昨者兵部欺君鬻爵，朋奸结纳，箝口无言。纠奸发邪，耳目之责何在？全失职守，都当重治。尔吏部查两京六科都给事中及十三道掌道御史，姑降三级调外任用，不许朦胧推升。其余姑各罚俸一年。还写职名来看。（55）

  神宗将责任对象扩大到全体科道官，一口气将三十四名科道官降调（后革职为民）这之中包括攻击了沈思孝一派的强思、俞价、冯从吾、邹廷言，黄运泰。

  次年万历二十四年，两派的直接交锋变少了，但是在八月，孙丕扬因为从丁此吕的事开始，遭到阁臣张位一党强烈攻击他侵害吏部部权而致仕。此时，沈思孝也因为强烈批判阁臣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主持的封倭政策，在孙丕扬致仕后不久也致仕。（57）

  以上就是这次斗争的经过。在此不难看出，从孙丕扬一方的角度看，在内阁的背后势力下，吏部对沈思孝等人的考察受到干涉，此外，点用陪推的升官，对司官的攻击，让他有危机感吏部的权力受到威胁。

  对因点用陪推升官的江东之来说也是如此。在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出现了这样不明了的人事调动：大理寺左少卿官缺，吏部正推的人选被无视，吏部没考虑过的大理寺右少卿荆州土成为左少卿，作为陪推者的右寺丞江东之就任大理寺右少卿。对因为冲击不正当的升官遭到吏部侧攻击的沈思孝说

去留大臣，乃人主大柄，况独揽乾纲如皇上。而谓旨多出于内官，使天下万世谓皇上如何主。其辱朝廷甚矣。（59）

对此江东之说

吏部近因推补员欠，间有未蒙点用者，遂以躁急之心，逞无忌惮之词，以皇上所未点者为正人，以皇上所点用者为邪人。（60）

还有

诸臣皆置时馨赃而不问，而专论文炳之论时馨为臣主使。则皇上之斥时馨也，将谓谁使之？且论贪官与护贪官，人品孰优孰劣？忤吏部与媚吏部，心术孰正孰邪？（61）

  江东之强调，人事权主要在于皇上，他正当化了自己的升官。批判吏部将皇上不用的人为正人君子，皇上用了的人为奸邪小人，说科道官的议论是谄媚吏部，很露骨地表示了他对吏部的反感。

  作为人事权是吏部固有的权限这一主张，站在以吏部为中心的反内阁派官僚的立场上来说，在沈思孝等人的辩论中，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强调皇帝的权威，拥护皇帝违背吏部人事常理的行为，不难理解为，这是来自神宗、内阁对吏部攻击的一环。

2、沈思孝与张位

  孙丕扬一方认为，沈思孝等人依附内阁。关于这一点，在《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四年的一条中如下所述：

岁暮，唐文选仁卿（伯元）假归，特过泾上。公（顾宪成）问近日国事何如。唐曰，他无足虑，惟沈司马继山（沈思孝）外结新建（张位），内结权珰，必乱天下。公曰，沈与新建交情固不泛泛。但肮脏自喜，必不为新建用。至结珰，非贿不可。渠将何所取资？此论从何处来？都下所相与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过也。少待之，沈旦夕归耳。唐行，沈归。信亦至中途诒札，谢失言。其时门户角立，群小多为间谍，以疑误正人。

  唐伯元抗议神宗轻视吏部，自己辞官而去，作为吏部官员，他愤怒地讲述沈思孝与张位、宦官勾结，企图大乱天下。

  但顾宪成一方面承认沈思孝与张位交情深厚，另一方面他认为沈思孝自尊心强，不一定会听从于张位。顾宪成否定了唐伯元的说法，认为没过多久沈思孝便会辞职，证明他和内阁与宦官没什么联系。但是，沈思孝和岳元声等人一起反对封倭政策，攻击首辅赵志皋。如下文所说，张位和他们一样也反对封贡，支持主战派。沈思孝致仕一事，不能说明他在政治上不在张位一方。

  目前没有明确的史料直接显示张位和沈思孝的关系，但从沈思孝周边的人物来看，和他一同被攻击了的刘应秋，在万历十九年张位入阁时，给汤显祖的书信中写道：

两相（申时行、许国）并去，朝家景象一新，当别有一番作用。旬日之间，众正渐起，群小沮丧，已有向泰之机。（中略）吾省三十年中衰之运，张公再兴，渐当复还旧观。张公清正有机，不知何以副天下之望，此却不易，我辈不可不相与匡成之也（62）

  刘应秋认为，申时行的退出使政局向正常化发展，对同乡的张位入阁给予期待，并且认为必须协助他。在万历二十二年秋天，他给汤显祖的书信中也写道

新建公（张位）近日意思似颇正当。前此为太仓（王锡爵）共事，不敢异同。人遂责之太过，望之太急。后来看当事如何，乃可定论。毕竟识见未遽改，恐虚心处不可知也。陈太宰（有年）决行矣。代者不知其可，可惜一。渐奄（李世达）不得用本兵，太改平生，今且奥援甚，固垂涎此物。兰溪公（赵志皋）自知其不能，不力求去，徒贻讥笑耳。（63）

  刘应秋认可张位的见识没有改变，不应该因为他和王锡爵一起共事而责备他。在文章的后半，可以看到他表现出对陈有年后继者孙丕扬以及赵志皋的反感。在叶向高为刘应秋撰写的神道碑中写道：

先是，东事兴，枢府听奸人言，欲与倭媾。阁臣豫章张公议异。公（刘应秋）是张公，而发愤枢府，已草疏，劾其误国，属枢府谴罢。乃乙未大计，二三言事之臣与执政忤者，皆将不免。公复争之强，耽耽者愈忌公，见公为祭酒，且柄用，遂力攻公，以张公为辞。张公故有海内名，迨执政，人望甚殷，不能尽副。然当国本危疑之时，悉力调护。公以此就张公。时效忠告，语未尝及私，乃为所累冤矣。惟是公慷慨好尽，故诸所缔结，多忠耿謇愕之士，当世所共推为贤人君子，如南皋邹公（元标），继山沈公（思孝），弘阳王公（汝训）矣。（64）

叶向高虽然认为张位未完全符合他所受的声望，但承认张位在国本之争和反对封倭中的价值，因此他觉得，刘应秋在配合张位工作时尽力忠告，是张位的顾问一般的存在，和他有交情的多为邹元标、沈思孝、王汝训等贤人君子。

  岳元声曾站在沈思孝一方强烈批判孙丕扬等人，不久以后，他在天启初年说道

如南昌张洪老，以直节触郑国泰及郑贵妃之怒，几不保身。我侪闻之熟矣。昨国本疏及山阴（王家屏）而不及南昌。使南昌一片赤心堕地，亦非泰昌先帝之所安也。（65）

  他说张位在国本之争中，与郑贵妃一派对立，并表示张位的功劳不在王家屏之下。

  从和沈思孝相近的人所说中推测，笔者认为，沈思孝以及他周围的人，在万历二十三年当时是偏向支持张位的。

  刘应秋在万历十八年冬因洮河之变弹劾申时行、王锡爵，岳元声在万历二十一年因为反对三王并封政策和顾允成、张纳陛一起攻击王锡爵，两个人都站在批判内阁的立场。但是他们以“内阁派”登场（或者被假想为内阁派）是否只是像反对派说的那样，向权力谄媚以实现自己的晋升？

  沈思孝、岳元声批判赵志皋，刘应秋将申时行、王锡爵与张位明确区别开，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关于内阁个别政策的问题上，并不以“阁权”为中心，而是因为在国本之争和封倭问题上与张位政见一致而接近张位。汤显祖与刘应秋、丁此吕交情深厚，在万历十八年批判申时行压制遭到贬官，关于张位的执政他如下说道：

然而时移势反，权散而不收，法刓而失理，盖敝敝者且十余年。而公（张位）起而视其变曰，天下有机耳。发其机，所谓转右决渊，千仞之势不可得而圉也。虽然，政本不重，不可与握机，与人主不亲，无以摄重。于是夙夜黾勉匪躬密勿之事，以精意亲重于主上，而稍稍收久散之权，以议其用。自是纲纪法度可得而为也。至于今，天下犹莫能明其意。

  从这里可以得知，张位认为，十年代末政局的混乱，是因为权力分散，法令松弛而导致的，应该把握机会一口气推动政局的安定。因此必须得到皇帝的信任，强化政治的中心（这里指内阁）。汤显祖认为，这个时期在张位的执政下，长时间分散的权力得以成功收回，以收拾混乱政局的角度看，他反而积极评价了张位的内阁集权。在万历二十年前后的反内阁派官僚中，也有这样向着内阁权力一元化方向的人。也许，沈思孝等人也有同样的志向。这样的一派出入政府要职，在内阁与吏部的对立关系中给吏部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孙丕扬一方有了危机感。

  表2列举了乙未外察，以及被认为是其延长线的万历二十六年妖书案（第一次）中相关的两派人物。这中间虽然有被反对派诬告的人，但大体的方向如表所举。

  

  首先，在两边都有江东之、李三才、岳元声、周孔教、孙丕扬，冯从吾这些被认为“东林派”的人，和吕坤、魏允贞这样与东林派走得很近的人物。可以得知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这场对立是“正人”同伙之间的对立。反过来说，这表示所谓的“东林派”，至少在万历二十年代并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

  接着若是看他们的籍贯，在孙丕扬一派中，以陕西、河南为中心的北方人多，沈思孝、张位派南方人多。刘应秋说到，

近日朝中，忽起一大风波，为北中缙绅有以私憾怨新建公者。其党逐为力攻，因并及江右诸大老，皆贤而有力量者。意欲为一网打尽之计。（中略）此时皆从国本上起根。彼辈皆北党，谋颇不测，畏江西人素有力量，未肯轻从。（67）

  他认识到这场抗争中地域因素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表现为吏部和内阁的对立的这场斗争，同时也是南北方官员的斗争。本来在沈思孝一派，籍贯北直隶的赵文炳、刘道亨，后来依附于孙丕扬，可能也是受到了地域交情的影响。（68）就像万历三十年以后，反东林派也被以“昆、宣党”“齐、楚、浙党”等地域命名一样，可以说当时官员的地域性是官员派别形成的一个很大原因。

  这样以出身地结成的派别和派别的政治主张之间有什么关系，笔者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在这里笔者仅以展现“万历二十三年的斗争是南北官员之间的斗争”实态作为收尾。

3、孙丕扬的人事政治

  孙丕扬批判沈思孝等人以接近内阁来压迫吏部，另一方面，沈思孝这边，以外察中对丁此吕的处分作为问题关键。沈思孝等人离开吏部接近张位的原因，或许也是因为，他们对吏部“处分‘有抗直声’之士丁此吕”这一态度感到幻灭，感觉到吏部不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对象。

  不仅是沈思孝一派，连以前十分支持吏部的赵南星、顾宪成等人，在处分丁此吕的事情上也十分批判吏部。顾宪成在这之后，因为拥护李三才，给孙丕扬写了书信和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自反录》，其中多次叙述乙未外察的不正当。赵南星在给丁此吕的书信中提到，丁此吕是和他一样专心名节的伙伴，对他和马犹龙的处分是彻彻底底的污蔑，被给予人事大权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只会带来善类的冤屈，以此批判孙丕扬。（69）

  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则更为直接地批判孙丕扬。岳元声上疏批判孙丕扬之后，顾允成在给岳元声的书信（70）中写道

昨冬，读大疏，稍纾向来愤悱。但各中不及丁勺原，则何以故。弟细思，蒋文选之去，固是天机，毕竟题目未正。盖此君诚非真为清，恐亦非恣为贪者也。惟以大计题目去之，始无遗憾耳。且使此君果贪，不过庸人之陋习。至条陈考察事宜两疏，皆好名之说，摧正直之气，快当事之欲，锢为善之途。毒瘤之心贻祸世道，险亦甚矣。险之罪百倍于贪，似不宜舍彼取此。

  岳元声的上疏中几乎没有提到考察本身可否，顾允成对此表示，对于蒋时馨的攻击，不是他是否有受贿的行为，而是在考察时的态度。蒋既不是清官，也不是特别贪墨。即便他真的是贪官，也不过是庸人的陋习，也就是个人的问题。但是考察以及因此对沈思孝一派的攻击，是压制“正直”“为善”之人，满足权力者的欲望，这对世道来说更为有害。接下来关于孙丕扬他如是说道：

夫铨部之为政府用，从来久远矣。自陆五台、孙立峰（孙鑨）、陈心谷（有年）二三耆硕，以公论收之于上，邹大泽（观光）、赵侪鹤（南星）诸君子，相与协赞之于下。壬辰之外计，癸巳之内计，甲午之廷推，其赤帜也。故政府积不能平，多方齮龁，二三耆硕齎（怀抱）志以去。迨孙立亭（丕扬）为正，始抱铨部之权，一朝奉之于政府。乙未外计亦其赤帜也。故立亭在事之后，政府有不曲护司官之奖，有司官皆谨慎奉法之奖。而后杨都谏（东明）明目张胆，力攻其所异，首发大难之端。一时台省中风狂走，迄于今牢不可破者，凡以政府为之地也。似不宜专其责于铨部，而宽其责于政府也。

  顾允成认为，吏部很长时间都听从于内阁，但从陆光祖当尚书以来，经常吸收舆论的意见，邹观光等司官也支持他。不过因此，他们和内阁发生冲突，这些人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辞官而去。孙丕扬当尚书以后事情一下发生了变化，他将吏部的权力完全听从于内阁，乙未外察就说明了这一点。内阁赞扬吏部不庇护司官，赞扬司官谨慎奉法。从杨东明上疏开始，则变成了巨大的灾难，也就是沈思孝攻击之所以不断是因为有内阁作为后盾。不能只追责吏部，而宽容追责内阁，他如是说。

  不用说，顾允成认为孙丕扬掌管的吏部实际上是站在内阁那边，这一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仔细分析，顾允成将沈思孝等人作为反内阁派，自然而然将和他们敌对的孙丕扬认为是内阁派，或者他无法认可孙丕扬的为政，担心对孙丕扬的攻击，会与身为反内阁支柱的吏部自身弱化有关系，所以勉强将问题焦点替换成了内阁权力。不管怎样，在顾允成看来，到陈有年为止的吏部是符合言路的，由此他将和内阁对抗的人事政治与孙丕扬的人事政治明确区分开来。

  对此，赵南星说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非以位言也。如是乃为大臣耳。故鲁两生可为大臣。近日如太宰孙公鑨、陈公有年、蔡公国珍，可以为大臣矣。孙太宰丕扬、杨少宰时乔可惜也。杨更可惜，以其廉慎耳。（71）

  赵南星将孙鑨、陈有年和孙丕扬区别开，评价的标准是“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即他们是否有强硬坚决的态度。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的，孙丕扬的人事政治和万历二十一、二年为止的政治被区分开，他的人事政治到底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顾宪成的人事政治观，来比较一下两者。

  顾宪成在《泾皋藏稿》卷四，《与邹孚如铨部》中，关于人事政治列举了三个要点。第一、求贤者，并且要经过切磋，辨别天下人才。第二、革除要仰仗内阁指示这一“请教”陋习，脱离给内阁做牛做马的状态，收回自主性。还有一点是：

一则愿足下沈机独运，操其不测与规矩准绳之外。其人果贤欤，即台谏抚按或以为当黜，而吾不可。其人果不贤欤，即台谏抚按或以为当陟，而吾不可。庶几天下晓然知铨衡之地善恶分明，幽隐无蔽。其于世道人心，夫岂小补（中略）一切裁以至公，尊贵无徇，卑贱无抑，其余世道人心，夫岂小补？若内欲在台谏之体，外欲存抚按之体，反将铨衡之体作第二义看，又何用吏部为也？

  他认为，人事不一定要束缚于规矩准绳，也就是制度上的约束。只要人是贤者，即便科道官、抚按认为该罢黜，在吏部的立场看来也不可以罢黜。这样一来，天下都知道吏在吏部善恶分明没有隐蔽。一切事情要站在至公的立场判断，不屈从于尊贵，不压抑卑贱，便会对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如果尊重台谏抚按的立场，将吏部的立场放在第二位，那什么才称得上是吏部的行为呢？

  那么，这个“不基于台谏抚按的评价”的“升谪标准”，判断人物贤与不肖的根据是什么？在《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二年六月的条文中，关于实际上顾宪成的人事运营，丁元荐如此说道：

故事，考选台省，率寄耳目于咨访。先生（顾宪成）质诸清议，间出独裁。某郎声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拟外抑之，为同事者所持。未几，一给事中逐一风力御史，即其人也。某令谤书盈庭，且两仕不一登荐剡。先生力拔之，寻以逐一佞臣，称名谏议。或日，其人月旦甚不佳。先生曰，台省以言为责，吾第取称职已矣。其邪正之辨，吐茹之几，恒出人意表。

  在选考科道官时，抚按会对候补者进行咨访，顾宪成以此作为“清议”质询，不一定会以咨访的结果来进行人事任免。也会选拔遭到很多批判，完全不被推荐的人。顾宪成不将制度上作为认识判断材料的“咨访”作为重点，而是将是否能实现“清议”作为人事评判基准。

  这样一来，即便是内阁从最初开始就无视台省抚按，顾宪成也会以“至公”“清议”为基准最优先以吏部为主体的判断。在实际的人事工作场合中，这个人事政治的基本态度体现在：顾宪成非常积极地推用被神宗、内阁批判的人物。前文中提到过的刘四科，即便是无视六部内的排序，也要拒绝内阁派人物的升迁也是如此。这种不一定要遵守制度上的流程，以“清议”“至公”的立场提出政治主张的人事政治，从敌对方的神宗、内阁来看，的确是吏部独善，会觉得他们“Z权结D。”

  孙丕扬就任吏部尚书的万历二十二年八月，是贯彻了上述方针的吏部和神宗关系最恶劣的时期。在孙丕扬就任之后不久，神宗像是要抢占先机一般，将推用建言大臣何选的冯生虞等文选司官员降调（不久革职为民）。

  孙丕扬在九月，关于建言诸臣的推用如是说道：

  孙丕扬上言。建言诸臣，臣方欲列名疏请恭候命下，许臣推用，然后遇缺题点，以彰皇上使过之仁。疏上，未几，严命忽临。臣亦罔之所攸错矣。司官数挫，郎署几空，台省诸臣落落晨星。选用甚难，摧逐甚易。惟此时为然。目前诸务，已称缺才。国家大事，人将结舌。岂社稷之利哉？（72）

  孙丕扬提议，将该推用的建言诸臣列名呈上，将神宗下达采用许可的官员，根据以后的缺官情况提请补用。这样的提议，给推用建言诸臣设下了新的规则，想避免没必要的冲突。但是，即便同样是为了促进建言诸臣的回归，这个提案中，推用者限定在神宗许可，准备推用的人身上。和迄今为止，吏部根据本部独自的裁量直接将建言诸臣推用缺官这一强硬的态度相比，可以说已经些许妥协了。但这个提案也没有被神宗所接受。

  在孙丕扬的人事政治中，值得特写的是他创立了“掣签法”（73）在《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中写道，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书，孙丕扬挺劲不挠，百僚不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笺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

  孙丕扬担心来自外部的猎官运动，也就是担心请托宦官左右人事，所以他导入了一个方法——让候补者自己抽签决定自己的官职，以此想表示人事任免的公平性。虽然掣签法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府佐、州县正官以下的地方下级官员的人事任免，但他将人事交给了抽签决定的偶然。

  虽然这个举措排除了外部的干涉，显示吏部“无私”，但是这个制度也让吏部没有了自身自主性判断人事的机会。也就是说，吏部的人事行为再也无法强烈表现从前政治主张，变成了极端的事务性机械处理。

  人事政治的事务机械性也体现在乙未外察上。对于丁此吕的考察，孙丕扬说“舆论都称他为大贪官”主张此处分来的正当，这里的“舆论”指的是匿名访问单的记载。

  在考察中，评价主要来自于抚按的官评（考语）（75）。访单是考察之际，吏部向科道官要求提供情报的匿名文书，严格来说不是官方文书，但已经作为惯例一直实行。（76）因为是匿名的形式，能想到会有诬告，所以说到底这只不过是次要的参考资料。孙丕扬就这样直接采用访问单作为处分的依据。他和顾宪成的人事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孙丕扬只将制度（规定）设定的东西作为情报源，在此基础上不加入吏部特有的判断处理。顾宪成在《自反录》中关于丁此吕的处分说道

丁大参，科场一疏甚伟。至其疏宕不羁，量示裁抑，可耳。削其官甚矣。

  顾宪成高度评价了丁此吕的政治行为，认为对于他的惩罚稍微压制就可以了，削官有些过当。一方面，孙丕扬排除了像顾宪成这样政治倾向而来的判断，根据访单，把它单纯作为了是否贪污的问题。当围绕考察引发议论时，孙丕扬敢直接提交访单的原件，也是表示，这个处分是按照规定来的，吏部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意图。

  总体来说，可以看出孙丕扬的人事运营，排除了标榜“无私”的吏部自身的主观因素，倾向于保持中立的立场。在当时吏部已经被贴上“Z权结D”等标签，持续被施压的情况下，要想改变现状，恢复认识行政的秩序，可以说他不得不这么做。

  但是，当吏部削弱强调“无私”的对抗态度时，便容易遭到神宗、内阁的攻击。在孙丕扬执政之后，点用陪推者的现象急剧增加，反对孙丕扬的意图，神宗、内阁大量介入人事。万历二十四年，刘应秋在给汤显祖的书信中写道：

今日秉铨者，一意事模糊，一切起废俱不敢开口一言，并左迁者皆不敢议他转。（77）

  刘迎秋说吏部关于人才的起废什么都不表态，对官员的贬谪也不表达异议，指责吏部已经权力弱化。同时也表示，吏部减缓了抵抗态度，已经无法成为最早那批政治批判者们的靠山了。这样，吏部方针的改变，成为了十年代批判申时行内阁的一部分人，在这个时期接近张位的原因。

三、吏部权限缩小

  孙丕扬致仕之后，吏部尚书位置空缺了一阵。万历二十五年五月，蔡国珍就任吏部尚书。

  蔡国珍是江西南昌人，和张位是同乡。虽然他是张位想作为自己的协助者放在内阁的人物，但蔡国珍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并没有对张位言听计从。（78）因此，围绕着吏部的各种行动在万历二十五年末又一次激烈了起来。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前文选司员外郎蔡应麟因“招贿”被逮捕，万历二十六年一月，主事冯上知因“纳贿”被弹劾，受到革职听勘处分，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文选司郎中白所知因“盗金纳贿”被弹劾革职为民，为白所知辩护的上疏蔡国珍也因“贪恣朋比”被弹劾，接连遭到了攻击（79）。这个时候对司官的处分名义，不是之前的“Z权结D”，而是“纳贿”等贪污行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处分，不像万历二十年代初期，是吏部那边因强硬的政治主张引起的，而是来自张位一方单方面的压制。

  这次的镇压不仅仅是对个别司官的处分，镇压一直持续到制度改变，将吏部权限大幅制约。四月，礼科给事中曹大咸提出“会推发访”“选官掣签”“并进选郎”三条法令。这份奏疏中，除了有以赵南星名义的话以外，具体内容不明。但是对此的诏书是这么说的：

诏：会推大臣，着尊祖制，令九卿科道掌印官各举所知一员。吏部司官员缺，令部院掌印官各举相应的教员。具开送吏部，类奏，待朕亲自点用。（中略）今后科道建言，都不许称荐吏部，希凯美官，定行重治。掣笺事，还酌议来看。章下吏部。

  大臣的会推，由九卿科道的掌印官各自推荐一位候补者，吏部的工作只是将他们整理分类上奏。这就是万历二十年张位提议过的内容。当吏部司官缺官时，部院的掌印官各推举数人，吏部和廷推一样将此整理，分类上奏，等待皇帝的判断。神宗严禁科道官推荐吏部司官，这不仅是因为科道官推荐吏部司官，容易发生讨好吏部司官方便自己或得好位置的现象，更不如说，神宗很担心科道官和吏部有政治上的联结。

  这样一来，吏部连自己本部的官员都无法根据自身裁量选拔了。曾经，陆光祖选任赵南星和顾宪成作为吏部司官，导致吏部整体都偏向于某种政治倾向——吏部失去对本部的选官权力，可以防止这一情况再次发生。

  诏书下发的同时，为了一口气实现吏部的新体制，当时的吏部司官被全部调离了。《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癸亥的内容记述到。

  召吏部右侍郎裴应章诣文华门，接出圣谕：吏部司官，近来营干滥入，作弊多端，源既不清，流岂能洁。以致选举非人，病国殃民，伤和招灾，实繇此辈。着本堂上官会同都察院，将在任、在家人数，甄别去留，及应升应调的，都写来看。该司员缺，令各部掌印官，择举中外堪任的数员，送部类奏，以待点用，永著为令。于是，部院分别列名，以上。

  这不止是不正当的人事调动。神宗将一切弊政的根源都归结在吏部司官的不正上，吏部堂上官和督察院的官员，不管在任还是休职，将所有司官的去留审查分类，并将名单上报。虽然不知道对此吏部、都察院回奏的内容，但是神宗的结论是，司官的二十七人中，五人留用，四人革职为民，十八人调往南京或者地方。并且，以吏科没有及时揭发吏部的不正为由，将都给事中往下五人贬谪。（81）神宗以从去年末开始连续发生的吏部司官不正行为为根据，用一扫人事腐败的名义，将以往的吏部体制彻底解体。

  吏部尚书蔡国珍在这之后不久以病为由辞职。之后，在继任蔡国珍的李戴时期的吏部，就像文章开头讲的那样，内阁没有干涉部权，大臣和吏部司官的人事任免回到了九卿科道官手中，府、州、县官的人事任免由掣签法机械地处理，吏部的部权一天比一天轻。（82）吏部在制度上受到约束，作为人事主宰者的地位显著变小，甚至都已经到了不需要内阁直接干涉的地步。

  这样一来，内阁大臣张位通过将大臣人事任免权向九卿科道分散，成功吸收了人事权限，建造了以内阁为中心的强大体制。

  看上去好像是这么回事，可是在那之后不久，张位自己也丢了官职。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抗倭援朝赞画主事丁应泰，弹劾掌握与朝鲜经略杨镐有私下书信往来，揭露杨镐在蔚山一战中隐瞒了对日惨败的事实。张位想敷衍了事，但触及了神宗的逆鳞，受到了处分带冠闲住。（83）这时，出现了假借吕坤著名奏疏《忧危疏》为名的妖书《忧危竑议》（84）妖书中宣称，以吕坤为首的一派迎合郑贵妃，企图拥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但是，根据郑贵妃哥哥郑国泰在辩疏中的内容，郑国泰认为，捏造妖书的是戴士衡和樊玉衡。孙丕扬卸任后，吕坤被认为孙丕扬一派的中心人物，御史戴士衡孜孜不倦地攻击吕坤。知县樊玉衡则猛烈批判郑贵妃，上疏要求册立朱常洛。（85）

  张位丢官后，直隶巡按御史赵之翰接着攻击妖书的主谋者是张位及其一党，因此张位被剥夺冠带，削职为民。他的党羽刘应秋等人被驱逐出中央官场（86）。至此，曾经作为批判内阁、神宗的官员中心的吏部丧失了权力，同样，以张位为中心，企图实现内阁集权化的一派也被一扫而空。神宗舍弃了迄今为止十分信任的张位，这其中有张位自己失策的原因，此外还因为神宗很警戒张位一派，因为他们在国本之争中有批判神宗的部分。不管内阁派，还是反内阁派，神宗忌惮在官员中间有强大的势力产生。

结论

  以上，我们大概梳理了万历十年代末至万历二十六年，以吏部为中心的政治动向。

  十年代末开始，吏部作为人事权的主宰者，对抗内阁，强调自己的自主性，以人事权为杠杆，积极地推用批判神宗、内阁政治态度的人物。神宗与内阁对此反感，强化了他们的对立意识。神宗、内阁一方将吏部的政治势力看做“Z权结D”，对此施加了猛烈的镇压。接着，改变制度运用规则，点用陪推者，无视了吏部的裁量权，瓦解吸收了吏部的人事权。

  在这样不停地施压之下，伴随着孙丕扬就任吏部尚书，吏部一方发生了改变。之前，吏部的人事运营方针是排除外部影响，重视吏部自身的自主判断，并明确表态这一主张。之后，方针发生转变，吏部将人事行政客观化，通过机械地事务性处理，躲避来自外部的干涉，主张吏部的“无私”。可是，这样一来，约束自己导致了吏部的政治话语权消极化，神宗和内阁得以加强了他们的攻击，牵连到最终万历二十六年吏部权限大幅缩小，甚至可以说“吏部解体”。从此以后，吏部在人事方面能主张自己意图的范围十分地有限。

  此外，孙丕扬转换吏部方针，使得一部分原来站在反内阁立场上的人开始批判吏部。这其中，有主张反内阁，站在反内阁的立场批判孙丕扬人事政治的顾宪成、赵南星等在野吏部官员。还出现了沈思孝、刘应秋这样脱离吏部，接近内阁（张位）的势力，后者以“乙未外察”为契机，与孙丕扬一方展开激烈斗争。

  本论文止步于对政治过程的整理，并没有深度研究文官集团内部政治方向分化的意义。在这政治分化中产生的新派别，这些派别，考虑到它们形成的地域性，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对之后的党争有什么样的影响？东林派最终在什么样的点上形成了统一的政治集团？这些也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此外，本文将神宗、内阁作为与吏部对峙的一方放在了同一立场讨论（这也是东林派的视角），但从神宗抛弃强化内阁集权体制的张位来看，两者并不一定是同一立场。神宗与内阁，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立场？有什么样的政治企图？什么样的志向？——所谓反东林派的论理，不止是要站在东林派的角度比较分析，还需要根据神宗、内阁的言行动向考虑。

-完-

注解：

注（1）小野和子的系列研究包括：（虽然本论文作者全文称“东林派”，但是小野和子称“东林党”）

《【万历邸钞】和【万历疏钞】》（《东洋史研究》39-4，1981）

《东林党考（二）——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东方学报》55，1983）

《东林党与张居正—以考成法为中心—》（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1983）

注（2）：林丽月《阁部冲突与明万历时期的党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十期，1983）

注（3）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十，吏部一、铨授、住行、陈有年

注（4）小野和子《东林党考（二）》

注（5）根据《明史》卷一一二，七卿年表：

杨巍（W11M7—W18M2，1583.7—1590.2）

宋纁（W18M3—W19M5，1590.3—1591.5）

陆光祖（W19M4—W20M3，1591.5—1592.3）

孙鑨（W20M3—W21M7，1592.3—1593.7）

陈有年（W21M8—W22M7，1593.8—1594.7）

孙丕扬（W22M8—W24M8，1594.8—1596.8）

蔡国珍（W25M5—W26M4，1597.05—1598.04）

李戴（W26M6—W31M2，1599.06—1604.02）

注（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内阁一，阁臣宜推。

注（7）《万历疏钞》卷二十一，《敬循职掌俯陈末议以俾铨政疏》

注（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类卷一，《河南道御史牛应元题为会推大典关系匪轻等事疏》。

注（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阁部轻重》

注（10）《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注（11）小野和子，前述《东林党考（二）》

注（12）《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十月条

注（13）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十二，《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正纪纲疏》

注（14）同上，卷二，《史太常三疏序》

注（15）

在《明史》卷二二四孙鑨传中写道此时张位的提议已经实现，但如果是真的，就不可能会有万历二十二年陈有年、顾宪成主持的阁臣廷推。这个提案实现的准确时间应该如后文所说，是在万历二十六年。顾宪成《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里，详细记录了万历二十二年会推时吏部顶住内阁的压力推选候补者的样貌。

注（16）《神宗实录》万历十八年二月丁酉

注（17）《神宗实录》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壬申

注（18）《神宗实录》万历十七年二月甲申

注（19）《神宗实录》万历十八年九月壬寅

注（20）《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一月

注（21）《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正月甲申、庚寅

注（22）《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正月壬午。《明史》卷二二三，《李献可传》

注（23）《万历疏钞》卷二十一，《酌议铨曹事宜以平铨政疏》

注（2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一《恳乞休致疏》

注（25）《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六月辛亥

注（26）《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十月壬寅

注（27）《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二月辛卯、庚子各条。《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五月

注（28）《神宗实录》万历二是二年八月庚戌。《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七月

注（29）《万历疏钞》卷二十三《建言旧臣部推不用恳乞圣明扩大公顺舆论以昭平明之治疏》

注（30）《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脉传》

注（31）《明史》卷二三〇，《蔡时鼎传》

注（32）《神宗实录》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甲辰

注（33）《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正月

注（34）《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二月甲辰、乙巳

注（35）《明史》卷二三四，《李懋桧传》

注（36）《明史》卷二三二，《王国传》

注（37）《明史》卷二三三，《陈登云传》

注（38）《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三年三月

注（39）《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三月甲戌朔

注（40）《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丁卯

注（41）《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己巳

注（42）吴应箕《东林本末》，岳元声《潜初子文集》卷九，《沈继山司马公传讃》

注（43）《明史》卷二三六，《李植传》

注（44）刘应秋《刘大司文成集》卷十四，《与汤若士》（十二）。他给汤显祖的书信有17封，（）里表示被引用的书信号

注（45）《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壬午，己丑，辛卯。《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五月

注（46）《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己卯

注（47）同上

注（48）《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七月丙戌

注（49）《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庚寅，癸巳。《刘大司成文集》卷二，《辩疏》。江东之《瑞阳阿集》卷二，廷中疏草，《乞休致疏》

注（50）《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七月甲午。《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三年七月

注（51）《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八月丁未，癸丑，癸亥，戊辰，九月己卯。

注（52）《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八月丁未、癸亥、戊辰。十一月丁丑。《潜初子文集》卷一，《贪臣贻患疏》。《瑞阿阳集》卷二，《驾诬党贪恳乞圣断疏》

注（53）《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寅

注（54）《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亥

注（55）《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庚申

注（56）《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八月癸亥，闰八月丁卯

注（57）《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戊辰

注（58）《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丙辰

注（59）《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乙酉

注（60）《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八月丁未

注（61）《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八月戊辰

注（62）《刘大司成文集》卷十四，《与汤若士》（十三）

注（63）《刘大司成文集》卷十四，《与汤若士》（十）

注（64）叶向高《苍霞余草》卷八，《明国子监祭酒兑阳刘公偕配杨孺人合葬神道碑》

注（65）《潜初子文集》卷六，《与孙潇湘》

注（66）汤显祖《玉茗堂文集》卷一，《张洪阳相公七十寿序》

注（67）《刘大司成文集》卷十四，《家书》（五）

注（68）赵文炳看见孙丕扬一党势力高涨，感到害怕于是背叛投敌，孙丕扬很高兴，让他作为了自己的幕僚（伍袁翠《林居漫录》别集，卷九）此外，在《东林本末》中记载他是因为受到了张养蒙的恐吓。刘道亨因为被孙丕扬视为张位一党感到耻辱，为了自证清白攻击了张位派（《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注（69）《赵忠毅公文集》卷十六，《答丁勺原》

注（70）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卷六，《与岳石凡缮部》

注（71）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七，《赵忠毅公择言》

注（72）《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九月

注（73）掣签法内容参照张荣林《《掣签法》考》（《大陆杂志》57-5，1978）

注（74）在《万历野获编》卷十一，《掣签授官》中提及思考出这个方法是为了防止张位侵犯吏部人事权。

注（75）和田正广《明末官评的出现过程》（《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8，1980）

注（76）《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十月壬辰

注（77）《刘大司成文集》卷十四，《与汤若士》（十六）

注（78）《明史》卷二二四，《蔡国珍传》

注（79）《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寅，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乙未，二月辛酉。《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正月

注（80）《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壬戌

注（81）《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三月

注（82）《明史》卷二二五，《李戴传》

注（83）《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丁巳

注（84）文秉《先拨志始》上

注（85）《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五月辛丑

注（86）《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戊辰、癸酉、甲戌

本来只是个一发完的沙雕段子，看到有人想看后续就又写了点，果然评论是更新的第一动力（暗示

前文在这：议婚 

  

  第二日不设常朝，你去给太后请过安，听完日讲之后就没事了，只能在宫里转转。上辈子花钱进故宫人挤人，看着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很是羡慕，恨不能久居；这辈子真住进了紫禁城，反而觉得都是屋子，还长得都差不多，看久了着实无聊。

  但是你还不能出宫。你如今是个皇帝，古代人信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如果偷溜出去玩，一定会被李太后和张居正联合骂一顿，光言官上疏就能把你烦死。

  为了不让自己无聊死，你问冯保：“大伴，先生在做什么呢？”冯保说：“回皇上，这个时辰，应当是在文渊阁理事。”你从龙椅上跳下来，兴致勃勃道：“走，咱们去文渊阁。”

  这就是你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解闷方法——给张居正当人形红笔。

  你觉得这是个很正常的事，但是张居正闻讯带着人迎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同僚眼里看到了震惊——夭寿了，皇上竟然来内阁了！

  要知道大明可至少有三代皇帝没踏进过内阁一步了，别说主动来垂问政事，阁臣们能找得着皇帝在哪就不错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闲极无聊跑来看帅哥都能被当成勤政的皇帝，一定会默默吐槽一句全靠祖宗衬托。

  但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反而觉得自己心血来潮倒惊动了这么多人，有点不好意思，让众人各归各位继续办公，拉着张居正进了正堂。

  堂中陈设简单朴实，中央是一张大书案，上面摆着笔墨纸砚，桌角堆了几摞奏章，中间还摊着一本，显然正在批。你叫张居正以及后头跟进来的张四维、申时行坐下照常拟票，自己抽了一本写好的坐旁边开始看，冯保帮你磨墨伺候朱笔，等你看完写“照准”两个字。

  外面一趟趟地往内阁送文件，张居正一份份地写处理意见，转手递给你一遍遍地写朱批盖章，张四维、申时行给首辅打下手拟公函，冯保给你跑腿传口谕——不知不觉间构成了大明几十年来运转最高效的行政中枢。

  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是张居正，不是你，你自然知道，但没有意见。你又不是原主朱翊钧，没有皇权不容染指的概念，自古天下有能者居之，大明最高决策权在张居正手里能多撑多少年你不知道，在你手里撑不到崇祯时期你是知道的。——至于其他人有没有意见，你倒也没有那么在乎，否则上辈子看见“伴食中书”的笑话时也不会笑得那么猖狂。

  你就这么在文渊阁扎下了根，每天除了上学就跑来呆着，批红之余锻炼文言文阅读水平，还能偷空盯着张居正和申时行犯花痴。——要不是发现跟自己同席只有张居正能不被影响食欲，你巴不得连饭都在阁里解决。

  在你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之后，一日申时行亲自捧了个册子进来，道是秀女初筛结束了，候选人名单请皇上和元辅过目。

  好家伙，你都把这事忘了。

  你抬抬下巴，示意申时行先递给张居正：“先生帮朕掌掌眼，若有不合适的就黜落，朕再看剩下的。”这是表示对张先生的尊重，实际上以明代秀女的普遍出身，你怀疑张居正连她们的爹都未必认识。

  果然送到你手里的册子和原来相差无几。申时行细心，知道光写出身姓氏你会看得一头雾水，每个人下面还附了简介，甚至有的还有作品——大约是因为你提过“文采好”的要求。

  你饶有兴致地从头翻到尾——托语文教育的福，你鉴赏水平还过得去——看完觉得还不如不提那个要求，着实难为申时行了：“这诗作的……”你与人混熟之后胆子越来越大，笑向张居正道，“颇有先生之风。”

  是个人都能听出这不是啥好话，何况一屋子全是人精。张四维扭过头去看窗外，冯保在你身后掩饰着清嗓子，申时行没憋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然后连忙请罪道失仪。

  见张居正一向冷肃的脸上难得有微微的窘，你心下暗笑，没再说什么，转头把名单递给冯保：“拿去给太后瞧瞧，看得中的召进宫见见。”

  如是又过了好几天，等你再一次把你要娶媳妇这事忘在脑后的时候，冯保来报：“皇上，是否要去给太后请安？”

  你一脸懵逼：“朕早上不是刚去请过安吗？”冯保偷偷藏起八卦的笑容：“回皇上，太后在慈宁宫召见几位小姐赏花。”

  明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

  以你上辈子的相亲经验，去见毫无用处，寥寥几眼哪里看得出来合不合适，更谈不上喜不喜欢。但是皇帝又没有自由恋爱的可能——难道真的要摆烂接受包办婚姻？

  “朕不去。”你犹豫了一下，终于下了决心，“申先生，帮朕写张字儿。”

  “其一，倘立尔为皇后，亲族中人以此凭恃，招财纳献，兼买民田，尔何以处之？尔父兄转托求恩旨于朕躬，封荫官于后族，尔何以答之？

  “其二，‘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作何解？朕以此诫小君，尔如何践之？

  “其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谓王荆公之政有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尔之意若何？试辨析之。”

  你一边说，申时行一边写，刚开始没人当回事，只当小皇帝又想出什么点子胡闹；说到最后，阁中静极，连张居正都停笔看了过来，各人脸上神色不一。

  你只做看不见，从桌上拿过墨迹淋漓的纸递给冯保：“等太后见完，让她们去做题，写完把答卷给朕送过来。”

  这个神操作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冯保捧着你出的试卷惊疑不定，只偷偷拿眼觑张居正。张居正自来深邃难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意味深长道：“皇上这是真要娶个状元啊……”

  你说了一堆说得口渴，一气喝了半杯茶，偏头粲然一笑：“先生笑话了。先生问问申先生，可有这么容易考的状元。”

  此时的你大概还没意识到，你无意间创造了一个历史，封建帝王的正妻，天下女子的典范，堂堂大明帝国的国母——考试考出来的。

  这一考就考到了下午。内阁里的奏疏都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冯保送来了五张卷子。

  你一张一张地看过去，虽不能和你见过的明代科举卷比，倒也还算文通字顺、言之成理。第一题写的基本都是约束亲族、避免裙带之类的意思，说明给你挑上来的皇后候选人起码脑子都正常。第二题大多数也能答出省用度、减供奉、节民力这些话，只有全不全面的区别。

  你着重看的是夹带私货的第三题。

  你倒要看看，在这个尊孔若神明、批王如罪人的时代，你不露倾向，有没有人敢表达出来心向变革。

  万一你眼一闭又穿了回去，你不能容许自己的妻子成为大明的高太后。

  果然答得最五花八门的就是第三题。有一个理解不了题目，答得不知所云；有两个秉承传统，骂后者乃“大逆之言”；有一个骑墙，说二者皆有理；还有一个虽不敢说孔夫子的不是，但是花主要篇幅论证了“为政日新”、“不破不立”，委婉表达了对王安石的认可。

  有意思，真有意思。

  你把卷子递给张居正，笑吟吟道：“先生看看，定个最终人选。”张居正扫了两眼便明白了：“皇上已有定论，何必臣饶舌。”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气。

  你见张居正果然拿起方才你看中的最后一张卷子，转手交给张四维让他按上面的署名去拟册文，放心地起身想回乾清宫歇会儿，不料被张四维叫住：“祖制选秀一后二妃，请皇上示下，是否将册妃诏书一并拟了。”

  皇后还没娶呢，纳什么妃子！

  本来就不待见你，你还跳出来了！

  你面色一沉就想怼张四维，被全大明最会察言观色的申时行劝住了：“小张阁老恐皇上初婚，有所不知。皇上若想先立后，自无不可。”

  申瑶泉，原来你当首辅之前就这么会和稀泥啊！你想。

  一口气没撒出来，偏又不想搭理张四维，于是你转头去调戏申时行，把他叫过来语重心长道：“纳妃这话众臣劝得，独申先生劝不得。”申时行谨慎地看了你一眼：“臣愚钝，请皇上明示。”

  你还问我？你家里有侧室吗？你差点直接说出来。

  不过你并不想管他是真傻还是装傻，你只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扬声道：“大伴，去后宫挑两个美女送去申府做妾。”

  冯保本在旁边看戏，闻言忍笑，作势要走，吓得申时行差点跪下：“皇上恕罪！”

  “申先生何罪之有，朕还以为你要谢恩呢。”你眨着清澈的大眼睛看向他，显得格外单纯和无辜。

  申时行欲言又止，止言又欲，明知你拿他开涮又不能骂你，满脸写着“完了要把搓衣板跪穿了”的绝望。

  关键时刻师生情分还是有用的，张居正解围的声音里难得带了一分笑意：“皇上还是收回成命吧，两个宫人赐出去只怕等会儿还要赐壶醋。”

  你一时也不知道吃醋的典用得妙更好笑还是张居正竟然会说笑话这件事本身更好笑，总之你是绷不住了。皇帝一笑，值房内外顿时笑声一片。你见申时行有些讪讪，开始往回找补，一半戏谑一半勉励道：“先生夸申先生呢！卿为夫如此，为臣亦当效玄龄。”

  只见申时行又要行礼说什么“臣惶恐，不敢负皇上厚望”一类的套话，你一把把他拉住了：“朕亦听闻申卿与令夫人白首相庄，不敢有二色。适才相戏耳。”你拍拍他细腻如白瓷的手，心中默默感叹不愧是善保养的精致苏州人，吃够了豆腐才找借口，“朕且沾沾伉俪情深的福气。”

  终于把这关过了，申时行抹了把汗。终于把这事糊弄过去了，你在心里也抹了把汗。你一个日常累到色即是空的现代社畜，让你娶几个老婆心理上过不去那个坎不说，生理上也未必撑得住。

  张居正确实很强，方方面面的。你瞟一眼还在伏案批折子的首辅大人，在心底无声道。

是现代私设，这一世没人贩毒，三大房头的关系一样

@奋锐党西门 老爹，你的甜文来了

                   以下是正文

林宗辉做了老师，其实他更想当警察，可惜他父亲不同意，他只能去做了老师。

林耀东是林宗辉的堂哥，林宗辉从小就很喜欢他的这个堂哥，林耀东去做了林宗辉所在学校的校长。

这学校算是林耀东一手建立起来的，林耀东花费了许多钱才建立了这个学校，林耀东也喜欢林宗辉，不是兄弟情而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这天林宗辉生了病没去学校，林耀东知道后跟助手交待了一下今天的工作，便驱车去了林宗辉家，还买了药。

林宗辉此时正在床上躺着，听到门铃声便去开门，待他看清来人时惊了一下：“林校长，您……怎么来了？”林耀东推了推眼镜，：“宗辉，你叫我什么？” “东哥……”听到这个答案林耀东才笑了，“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多谢东哥。”

林耀东做厨房做饭，林宗辉回到床上继续躺着，林耀东走进林宗辉卧室，看着床上的男人，不由得笑了起来，林耀东靠近林宗辉，在林宗辉脸上轻轻的吻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