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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包括两人因为国家利益起冲突时的争吵部分和丘胖在内阁会议上对芦笋的“诋毁”。只是俩人之间有关“语言”而爆发的争吵。

②是两个小学鸡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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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戴高乐和丘吉尔经常互相嘲讽对方的语言水平。

戴高乐的英语说的并不好，用英语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对他而言非常困难，而且他的英语发音也带有浓厚的法国口音。

为此，丘吉尔总是嘲笑他的英语。而戴高乐则反过来奚落丘吉尔勉强合格的法语。

最后，俩人不得不通过翻译官来交谈。

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请求首相对戴高乐热情些，以免破坏英法两国的合作。

对此，丘吉尔阴阳怪气地回复道：“我会亲吻他两个脸蛋的，如果他愿意，我连他屁股蛋都亲！”

1941年，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唐宁街10号来。但是他事先声明不打算跟戴高乐握手，也不会用法语同他交谈，只肯通过翻译来对话，而且还得是自己的秘书亲自翻译。

戴高乐按时赴约，并被领进了丘吉尔的书房。正像事先说好的那样，丘吉尔没向客人伸出手去，只用手势请他坐下。

谈话开始了。秘书本着尽量缓和二者矛盾的态度，决心将双方的话都翻译得委婉点。

“戴高乐将军，我今天请您来——”丘吉尔用英语说道。

“我的将军……”秘书用法语向戴高乐说道。

“我可没这样说！”丘吉尔生气地打断他。

秘书只好按原意翻译。

当轮到戴高乐说话时，秘书又将戴高乐的话翻译得很委婉。这次轮到戴高乐打断他了：“我没说过这句话！”

折腾到最后，丘吉尔表示，既然自己的秘书不能胜任翻译一职，就得另找一个翻译官来。

满面羞惭但又如释重负的秘书立刻找来了外交部一位法语特别好的同事。在这位同事到来之前，戴高乐和丘吉尔面对面坐着，大眼瞪小眼，彼此沉默不语。

新找来的翻译官只在书房里待了几分钟就红着脸出来了。他说丘吉尔和戴高乐都疯了，两个人一致指责他不懂法语，所以他们现在要直接对话，不需要翻译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关着的房门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丘吉尔的秘书开始不安起来，担心他俩是否起了冲突。

后来摇铃响了，秘书赶紧走进书房，看到以下场景后才松了一口气：丘吉尔和戴高乐正抽着烟，心平气和地交谈着，而且说的是法语。

我大概14，15岁初三升高一左右的时候，心态非常不好。

我很想画画，确实在当时三次元的小圈子里有点天赋，但是网络上总是人外有人。

当时我很喜欢一个只比我大一两岁（大概也就16岁）的画手姐姐，她很小就出周边了，还去漫展买过她的本子。

但是喜欢她让我更焦虑。

我在完全没法产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年龄的攀比，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不会画的比她好。

我中考后也没法休息，因为我一放暑假就要去读高中课程。更让我难受的是，我觉得我爸妈绝对不会让我去做美术生，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条路不稳定也不容易润。

有一天我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泄了一长串话：

“画画有什么用呢？画的再好又有什么价值？不就是浪费时间吗？能有做题有用吗？最后只是会被现实和升学骂得狗血淋头而已，还不是要向成绩和更来钱的事情低头呢？”

我嫉妒她吗？我嫉妒。

但是这些话更多是我自暴自弃的发泄。

我忘记她和我互关了。

她转发了我说的这些话。

我的转发区被挤爆了。

她说：“你是永远不会理解的，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想法来衡量我呢？”

最后她拉黑了我。

我脆弱的心理让我无法面对高考的竞争压力，于是高二的时候出国了。

十二年间，我再也没摸过板子。我很早就低下了头，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梦想，只是一个非常重视世俗成功的人。

as expected，我最后果然没有走上画手的路。

十二年以后，因为机缘巧合我又开始捡起了画画，只能靠下班后的时间。

多年来，一直有一些现实的焦虑伴随我。

即使我试图逃避那么多年，似乎我唯一的解药其实就是只有画画。

我突发奇想想看看这个我曾经非常喜欢的小姐姐如今到底怎么样了。

辗转了几个微博号，我发现大触小姐姐如愿去了美院，但是毕业之后她也没有继续美术事业。

她似乎也成了一个社畜，但她还是会画画自己的图。画风依旧那么漂亮和清爽，哪怕已经几乎看不出当年的风格。

我不再会因为年龄而焦虑了。

但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也太遗憾。我焦虑的事情本就不存在，也不该存在。

而我人生的一扇窗户早早地就关上，一切都因此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