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FTER-网易轻博

……

……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

从电话的听筒传来：

“现在是猎户星座的阿尔法星在回答。

我在路上，我现在是星星，

我已将你永远遗忘。

我是一颗星——白昼的姐妹，

我不想被你梦到，

我和你从此无关。

三百年后再给我电话。”

离开深市前一天，打车去射箭。刚探身就听到师傅在车里放大悲咒，车门外风声飒动，而车里温暖洁净，一时佛音潺潺，穿行在淡蓝色的街道上，像平移的一盏银色的水。我听过司机放评书、歌曲、有声小说、情感电台，这是多年里第一次，在寺庙和我失眠深夜外的地方听到大悲咒。车开了十五分钟，我倏然想起从前去过的寺院，每道门槛，每座神殿，金黄神明法相庄严，我坐在石凳上发愣。燃香袅袅，诵经壮硕，以致所有震耳欲聋、微不足道的愿望都阒寂无声。寺建在半山腰，出了寺门有条长长的道路沿山线荡漾而下。从前母亲总骑车带我滑行在这条路上，穿过各种摊贩、车辆、左顾右盼的人流。她把碎硬币塞进香火柜，熟络地下跪、磕头，放上一个苹果，一个小枣糕。直起身来，再合掌盯着神像喃喃几句。

她心满意足，以为神灵有眼，看得到她是人群中最虔诚的那个。

年初在舅舅家门口，遇到了村头被网恋欺骗，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的姐姐，她带小女儿来看病。银杏树边停着一辆回村的车，车上下来一家人，其中一个穿黑色棉袄的女人和她凝视许久，终于叫道，xxx，是你吗？她也笑道，是呀，是我，好多年没见啦！

她拉拉对方的手臂说，还记着小时候一起上学，没想到现在。她有些尴尬地停住了，问对方现在在哪里生活。回答说在某某县城，她拍拍手说了两遍，那里，我也经常带着小闺女去，都从来没见到你。然后她试探着问，那咱们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我去了可以找你玩儿。对方表示当然可以，她忽然有些羞愧地环顾四周，左右看着大家，好像在向谁解释，向谁道歉：我经常去那儿，下次过去就联系你，咱们一块儿玩，只要你到时候愿意接我的电话。看我现在过的什么样子，人家不愿意理我我也知道……挂在她脸颊上的两朵红晕，像两块生锈的红漆，经年风吹日晒，早已裂纹丛生。

去年站在拐弯的悬崖边上，她在土坡上和河上游的未婚男人一起种树。那是家里人给她介绍的大她十岁的结婚对象。他们站在地里种树时，田埂上的劣质音响里放着激昂的舞曲，她一边扶着树苗在松软的泥土里随着铁锹的移动打转，一边努力跟对方讲话。她的小女儿背对他们蹲在田埂边，穿着红棉袄黄棉裤，满身花团锦簇，像个噼啪作响的春天。

她最终没有同意和对方生活。后来话落到人嘴里，是席间背后笑道，分明是人家看不上她。那么大年纪了还带个孩子，没有工作，谁看得上她？她爸妈都瞧不上她。

离开前我到田埂上散步，田埂尽头的小道上去，是四外爷家门前一列面对着田地的榆树。榆树下搭着竹条编的小棚子，上面盖一层塑料雨布，旁边立着几口棕色大缸。四外爷从集市上找回来的疯女人坐在榆树边的空地上，阳光从天穹直直照上她臃肿的脊背。今年她身边多了一条拴着铁链的白色小狗，扁扁的四肢上撒着些黑斑点，亢奋异常。见我朝那边望，它惊觉地转身正对我，试探着吠了两声。我站在田埂上和它对望，金黄的碎屑浮浮沉沉，她始终背对我们。忽然她伸手拽背后的衣服，狗立刻冲上前舔她的手，她发出一阵尖亮的笑声，侧过头时看到了我。

我从田埂边的小路上去，站在最外面的榆树下。我们下面是黄绿参差的田野，过了霜雪后，辣椒从绿枝红垂变成琼枝玉叶，几株松弛的老人蹲在土里除草。我转过头去看她，她坐在矮板凳上也回头看我，就这样静静看了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她不会说话，我说不出话，只有恒久的日晒，间或的狗吠。

阳光太透明，在我眼前泛起陌生河流，其中闪烁着岁月、真相、哀愁和命运。没有及时收回去的大白菜烂在地里，好像一层层在黑泥土里溺死的卫生纸。旁边一畦矮小碧绿的青菜，颜色叮叮咣咣。我根本没有看清她，我也不知道她是在看我，还是望我身后整个死寂的村子。望她遗落的作为女儿、姊妹、同学的日子，坠入深渊、随风而逝的命运。

初五早上，母亲坐在窗边念经。她拿一本被水泡皱的经书，念念有声间，五六只硕大的灰鸽子落在她背后的阳台上啄米。她的万物有灵论，只在这些吃完就飞走的鸟，她执着地痛恨被人爱的小猫小狗。她也不会打开窗户让它们飞进来，只有她靠在墙边念经时，鸽子扑翅的声音映衬着日光，有些风中来信的错觉。

退守到生活最后的领地，生存不再以最剧烈、雄伟的漩涡剥落我们后，那些多年里没有时间旁逸的宽容、羞惭，像晚春夜里最细弱的树枝，在孤独的一瞥冷银中颤巍巍长出青叶来。

母亲长久地不去寺院了。她在厨房角落的橱柜上摆神位，日日晨起坐在角落对着明黄的神牌念经。如果渡化一个苦痛需要一百句经文，母亲在自己身上搭建了整座寺院。她留着从前的婚纱照，深知自己年轻漂亮，时常拿出来翻看。可是母亲，母亲你在多年的失去和被损害中多么痛苦，又将我塑成你痛苦的具象，所有哭声都经过我的口腔。

妹妹问我记不记得高三有天我和母亲吵架，两个人关在房间里，她当时三年级，自己到镜子前把头发剪掉。然后她敲门让母亲给她在作业本上签字，母亲问她为什么头发短了，她指指浴室，塑料袋里装着一把头发。

有一年父亲给我写纸条，劝我和母亲不要再吵架，她提前回家看到后，也写了张纸条放在旁边。我和她睡在一张床上，她装作睡着看我坐在桌前凝视着两张纸条。我已经忘记具体的内容，妹妹说她记得。她记得父亲的第一句话是，爸爸的心很痛。最后一句是我没本事照顾好这个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她看到父亲局促凌乱的错别字，握着她剩下的铅笔头，用来解释他残破的心。在她九岁这年，这些字像刀一样割开我们，翻腾的血液尖叫着将她拔出童年，于是她坐在桌前，像多年前的我一样流起眼泪。

她一直在喜欢一些遥远的明星，购买周边，观看节目。我深知她离我们最近的东西距离偶像最远，但她距离我们最远的东西却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那些投射在舞台人影痴迷中的心事、幽微、苦恼，就像我在阅读中构建的最后领地。我和母亲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她只有三年级，我在不断的抗争中忘记她是一个孩子。

我们这些高大的影子彼此尖叫、咒骂、哭泣，我们是她的父亲、母亲、姐姐，我们伫立在她的未来。她在潮湿的阴影里感觉到第一阵模糊的撕扯的痛苦，于是她走到镜子前，把头发一把剪掉。

我在小河边走了又走，捡起石头又扔回去，折断树枝在水上写我的名字，把树叶踩过一遍又一遍。村子的纹路已经长到我的脊梁。就像泥土覆盖着我的心。我已经不想再追究谁是谁非，连带着我亏欠的，脱落的，遗失的，都在春夜里腐烂吧。

最终故乡、亲情和碎裂的羽毛都成了我的乡愁。乡愁没有消失，它变成韵脚，躺在每一个句号里。

梅诗金去握玛丽的双手，玛丽靠在悬崖边的石头上。她已经不能起身跟在牛群后，孩子们为玛丽找来干净的连衣裙，一双袜子，和一些糖果。玛丽躺在孱弱的落日里，孩子们扒在窗口问候玛丽：玛丽，我喜欢你！

……我所求的不是原谅，不是拯救。是洁白、忠诚的凝望。

是你好，我们的好玛丽。

大家新年好^ ^

上一位：@左轮
下一位：@Godot

夏娃是男人的一部分做成的，因此她实际上是男人。男人取下自己的肋骨，也就是说，取下他认为不属于自己的、不应该属于自己的，即他认为自己所不是的。他用这部分制作夏娃，因此夏娃的本质是男人自我之中的异类，或者说呈现为异类的自我。她是一段肋骨，一张皮。她不是女人。

圣经中的伊甸园里没有女人。存在于此的是男人的三位一体，即：作为他全能全善幻想投射的神，他所认同的自我，以及作为他所否认的投射的夏娃。

真正的女人，也就是莉莉丝，在创世纪开始之前就离开了这个故事：她拒绝成为这叙事的一部分。因此，圣经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女人的。或者可以认为，创世之初的黑水是她遗留在故事里的影子。

“一个女人要想写作，必须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这句呐喊，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9年发出的，至今仍在叩击着无数女性的心灵。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不仅是一部女性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独立宣言。  

伍尔夫犀利指出，女性创作的核心障碍源于物质匮乏与空间剥夺。

她提出 “每年500英镑”作为经济保障和 “一间上锁的房间”代表独立思考的空间，二者是女性实现创作自由的基石。

“女性贫穷了不止两百年，而是有史以来就贫穷。女性在心智方面的自由还比不上雅典奴隶的儿子。因此，女性诗人的希望渺茫。”

这便是伍尔夫如此强调金钱和属于自己的房间的原因。

合上伍尔夫女士的这本书时，熄灯铃刚好响起。

熄灯后的宿舍沉入寂静，充电台灯在床帘后圈出一小片暖黄色的岛屿。

翻开书页，伍尔夫的文字像一簇穿过百年光阴的萤火，照亮了与19世纪女性对话的缝隙，我思考该如何着笔开始写这篇文章。

听见室友们互道“晚安”后，我忽然意识到——这方一米宽的床铺，四周围着灰蓝色床帘下的，或许就是独属于我的“房间”雏形。  

这大概是折叠彩纸般的18岁困境，青春的褶皱同历史的纹路相重叠。

好像女性总是不轻松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却不曾对艰涩的路程说过妥协与放弃。

伍尔夫说“五百英镑和一间房”是女性写作的基石，而此刻的某个人一定正攥着每月的生活费账单，略带纠结地在《奥兰多》的精装版和普通装中想要做出抉择。

当然最终选择了哪个都不分对与错，可那不可忽视的犹豫正是体现着，她笔下19世纪女性的窘迫竟与当代大学生的生存困境微妙重叠。

书中回溯了女性在文学史中的边缘化：从假定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到19世纪被压抑的女作家，伍尔夫揭示了教育不平等、社会偏见和婚姻枷锁如何扼杀女性的创造力。

她讽刺道：“女性穷了五百年，连一支笔都买不起！”

这种批判至今仍有回响——当女性仍被社会所给予的标签捆绑时，伍尔夫的呐喊愈发显得振聋发聩。  

书中写道：“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给自己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也许我们也需要去争取那所谓“不被打断的权利”。

脑海中再小的一条鱼，也要让它从思考的湖水中被钓上岸。

大学里，永远有着阳台散发着潮湿气息的衣服、班级紧急通知的会议和需要等待而闷热的食堂窗口。

将写作过程艰涩困难的责任推卸给外因并非我本意，只是当我试图在凌晨安静的环境中创作时，终于彻底理解了勃朗特姐妹藏起手稿的慌张。

不过是灵魂想要找到一处可供深呼吸的间隙。  

书桌即是硝烟四起的战场，我们好像都在生活细小缝隙间拓荒。  

宿舍书桌仅有六十厘米宽，却承载着比伍尔夫时代更复杂的战役。

左边堆着专业课教材，右边是零零散散放着口红和小零食的收纳盒。

当我在文档里敲出“女性需要独立空间”几字时，耳边传来短视频的配乐——当代女性的“房间”，好像早在不被注意到时，就被切割成物理与精神的双重碎片；  

但伍尔夫的智慧在于，空间是可以流动的。

当我们在图书馆的角落、社团活动室甚至操场看台写作与阅读，好像是突击小队般寻找可供藏身与休憩的“临时房间”。

当有声音提出疑问：“为什么总在各种地方写东西”，我想可以称之为是在练习对生活的“主权宣示”。

当代女性的“房间”是行走的疆域，是见缝插针的战斗；  

我在备忘录里创建了一个名为“房间”的主题，那里珍藏着有关我的记忆。

接稿赚到的第一笔钱截图、打着对勾的阅读书单、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信——我想这是数字时代的“自我存档”，比物理空间更不易被侵占。  

伍尔夫呼吁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占有，更是精神疆域的开拓。

她笔下的“房间”是女性独立思考的堡垒，是拒绝被定义的勇气。

而今天的女性主义者在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走出房间”，在公共领域发声，用创作、行动和联结打破性别壁垒。

正如书中所言：“攥紧你手中的火炬，首先照亮自己的灵魂。”  

每一代女性都在扩建“房间”，但砖瓦总掺着过往时代的尘埃。

可我相信这些灰尘终将在万千创作下，得到的如雷贯耳的掌声里，被震慑下老旧的高台。  

在校园角落发现一株从水泥地裂缝钻出的野花，花瓣上正巧沾着晨露，让我想起伍尔夫笔下“未被书写的女性史诗”。

我在想，当我们谈论“房间”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为什么今天仍要读伍尔夫？  

她的文字不仅是文学经典，更像是一座灯塔、一块路标、一本生存行动指南。

在性别议题仍充满争议的当下，这本书提醒我们：

女性的独立从不是“特权”，而是基本权利；创作自由不是奢侈，而是打破沉默的武器。

此刻床帘缝隙漏进一缕光，照在书页那句“物质基础决定心智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决定诗歌的诞生”上。

伍尔夫女士在1929年埋下的种子，终将在我们的时代长成新的植物：不需要庭院，也能在水泥缝隙里开花的野草。  

窗外的自行车轮碾过尘土发出轻响，像极了百年前伦敦街头的马蹄声。  

此刻春夜的细雨正轻叩窗棂，看时钟大概很多人已沉入梦乡。

我写下最后一行读书笔记：

“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破墙的利斧，而是织网的园蛛。

当无数个体在黑暗中亮起微光，那些曾被折叠的历史、正在书写的此刻与即将破茧的未来，终将在光的褶皱里连成璀璨的星群。”

合上书时，玉兰花瓣悄然滑落，在台灯光晕中划出一道温柔的弧线，仿佛某个世纪前的女性轻轻拍了拍我的肩。

想借这篇文章祝所有女性都能拥有发言与创作的权利、做出自我内心坚定选择的权利。

不再被定义与审判，先成为自己，再做自己的高山河水或飞鸟云彩。

只要你愿意。

我谈论女性主义时，开口会有种语言被时代豢养在羊群中的恍惚，就像我得知”女巫之槌”这个名字是一本写着猎巫准则的书时那样困惑。初见”女巫之槌”四字，我凭字面意思以为这是她们自卫、反击的工具形象，其实这是一件杀人凶器。

近代数百年猎巫运动中，大部分无辜受害者为女性，德国的海因里希·克莱默1487年出版的《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中探讨巫术和实践案例后，提供了审判女巫的指南，书中的性别偏见将女巫与女性邪恶特质画上等号，后续猎巫运动中它继续被王室、教会奉为审判“巫师”的圭臬。

在我听闻的猎巫运动审判案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场景：

听证会上，一位哑巴妇人以沉默回应审判官的所有问题，最终她的沉默钉住了她异端的身份。

这是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根据《女巫之槌》当中的审判逻辑，她沉默，她有罪；若她辩解，她仍有罪，她的所有言论都是魔鬼用来蛊惑人心的工具——诚然那是个可怖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她们竟为存在本身获罪，她们的身体在绞刑架上、烈火中、河水里锻造成一把把槌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槌子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今天我想分享三本书，愿我们正视我们的槌子，感受它的纹理、质地，提着它走我们自己的路。

1. 《战争中没有女性》

“她探家结束返回部队时，我们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气味，真的，一个一个排好队轮流去闻，大家都说她带回了家乡的味道。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痛苦地思乡…… ”

“战斗到深夜才结束。清晨又下了一场雪，大雪覆盖上很多很多的尸体……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举着……伸向天空……您不是问我那时候有没有幸福感吗？我告诉您：突然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个活着的人，那种感觉就是幸福…… ”

"战后我马上就结婚了，躲在了丈夫的身后， 躲在琐碎的生活和婴儿的尿布中。我心甘情愿地躲起来。我妈也求我：‘别说话，别出声！不要承认自己当过兵啊。’我对祖国履行了我的责任，可我却因为自己打过仗而忧伤，为我所知道的一切而难过…… "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初看这本书的名字，我们可能认为这本书和女性主义有关，这本书其实是二战时参与过战争的女性回忆录。作者带来大量零碎、主观色彩强烈的精彩史料，让受访者和读者面对面，呈现出来的作品是疼痛本身。

女性并非没去过战场，她们生吞了她们在战场上的经历。这些战场上度过青春岁月的女儿或母亲，她们获得的荣誉勋章和男性战后挂在墙上的那几块质地相同、同样耀眼，但战后她们参与了一场大型社会表演。战后，女性回归家庭，男性宣扬荣誉，所有人的社会角色都掩盖战争创伤，《战争中没有女性》用她们的眼睛和声音重锤宏大叙事，我们看见真实经历过战争的女性降格为叙事符号。

许多受访者为了家里尚未出嫁的妹妹或是框进“贤妻良母”形象的自己，对待她们过去的参战经历和获得的奖章缄口不提，还有一类令人印象深刻的受访者讲述了动人残酷的故事，分享战争中的温情时刻，却在作者后续传播这些内容时第一个站出来愤怒否定自身独特的过去。男人用脸上的伤疤佐证英勇，她们脸上的伤痕却需用粉底遮掩，在充满鲜花、和平的日子里，她们敏捷坚定的身影仍在战壕废墟间腐烂，她们矫正“粗鲁”的步伐，重新学习扭动腰肢，在商店柜台后并拢双腿，用被毒气损伤的声带讲出温柔语调。她们封存她们的战争荣誉，如同将在外购买的卫生巾装进有色塑料袋。

女性突破性别界限成为了战场上的主体，她们仍沦为历史叙事的客体。战争从没结束，在她们脱下军装的瞬间，最残酷的战争发生了。

2. 《“她”的力量》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为《bitch on the female of the species》，中文书名含蓄有力，也有种直译无法过审的搞笑。

自达尔文提出“性选择”理论以来，雌性动物被简化为被动观察者，而雄性则被塑造为竞争与创新的核心。库克指出，这种叙事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念——雄性象征力量与主动，雌性则被贴上温柔与母性的标签，这种观念与彼时女性被排除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互为镜像，男性主导的科研视角为动物行为学蒙上性别偏见的滤镜。通过'情境化知识'的研究范式，库克扩展灵长类学家萨拉·赫迪的雌性视角观测法到整个动物界，这种方法颠覆生物学认知，举起那把槌子捶向整个学术体系的男性话语霸权。

书中科学观察揭示的真相与过去语言霸权下截然不同：雄性艾草松鸡需装扮成雌性偏爱的“气球”才能求偶，雌性斑鬣狗凭借某种阳性的能过Lofter审核的激素主导群体，从处于promiscuity的雌狮到孤雌繁衍的哀鳞趾虎，这些物种中雌性都是演化博弈的主动参与者；杀婴行为在雌性动物中普遍存在，比如狐獴族长通过霸凌与谋杀幼崽巩固统治地位......自然中并不存在“雌性”的刻板印象。

“在自然界中，性别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谱系，多变、高度可塑，并且拒绝遵守传统的分类。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只会丰富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以及对同类的共情。对过时的性别差异固守执念，只会助长对男性和女性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会助长不良的两性关系和性别不平等。”

此外这本书中英版本对比时也存在一些沉默的瞬间。文中介绍几十种所谓的雌性动物很难通过繁衍器官(这个描述有点怪为了过审）解剖结构边性别，举了很多物种中雌性巨大的clitoris被学者描述成“phallus”这样带偏见的称呼，英文版说这个情况时用的都是加上引号的phallus，只在雌雄性物种比如蜘蛛猴的繁衍器官对比时，用反讽语气说到这些物种雌性“fake phallus"对比雄性“real phallus"时具备的视觉优势。

在中译本中，原来加引号的phallus全部变加引号的假yinjing，这个情况可以说只是翻译时的细节错误，但我们也可以联想到诸多语言翻译过程被个人主观色彩异化的疼痛，比如法老CleopotraVII说成”埃及艳后“、电影《Freaky Friday》变成《辣妈辣妹》、《简·爱》中某译本简“I am no bird”弱化成“我也有脾气的”......我们遇到语言翻译过程异化过程中时不时遇到的主观、甚至是不经意间的性别思维定式，这种情况与参加一场夹沙子、掺泔水的盛宴无异，我们更敏锐、更深刻地捕获文字中的她们在言说主体和被言说的他者之间的来回切换。

3.《女性与社会权利系统》

最后我想推荐欧阳洁老师的《女性与社会权利系统》，如果说前两本书呈现的是她们处于一个觉醒和锻造锤子的过程，这本书则深化了这个过程，同时让我们看清锻造车间本身——那些嵌入社会肌理的制度齿轮如何持续生产着性别权力差序。从婚姻继承法到职场晋升机制，从公共话语权分配到生育政策设计，这些看似中立的制度装置实则是怎样未竟、可持续发展的。

作者在文末对女性执政的希冀与展望，读完后我搜索作者网络上公开的履历，她的寥寥几笔人生经历呼应了她在书中结尾的希望，言传身教是世间最动人的事情之一。

这个时代是未竟的、可持续发展的，我们生活在时代的局限与外部环境的匮乏感，言辞或激烈或温和，争论无休无止，比如化妆这件事上，“女性有选择化妆和不化妆的自由”会被不化妆群体中观点激烈的一方嘲讽为“自由落体”，到底谁对谁错？到底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我们正在无限趋近性别问题这件事正确答案的过程中，受制于人的有限性，我们看不到它发展的全貌；也得益于人的有限性，我们能体验身为这个过程亲历者的乐趣。我们手上的槌子是用什么制作的？我们用它锤向去处，锤向谁？

人类画像复杂多变，人在每个阶段的需求不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比如，女性成长的道路千万条，可以是“少年-成长经历-主角”、“少年-感情经历-成长经历-主角”、”少年-成长经历-感情经历-主角“等等，而”少年-感情经历-客体“——个人感情经历当作成长经历确实是一个怪圈，但当我们面对在感情上沉沦或者过度担任客体的女性群体，旁人最多只能引导她们后续不再为那些投射到他者身上的而实际来自自身的匮乏感和执念付费，引导她们尽量专注于自我成长。

人应该自己决定何去何从。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当我们将槌子对准权利系统时，需要警惕女性主义制度性胜利孵化新规训机制的可能，希望每个个体都成为锻造者——既有砸碎枷锁的勇毅，又有将槌子熔铸成犁具的智慧。我们需要做的是平衡自身内在状态；然后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下，个体能做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在人生境遇上需要解决问题不同，提着那把槌子走自己的路，正如荣格在他的那片沙漠中寻找灵魂的呢喃，“立法、改善、把事情变得简单，这些都会变成错误和邪恶。每个人都应该去寻找自己的路，一条通往团体之间互助友爱的路。人们会看到和感受到他们的路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点。”

所有在过去为这方面付出的人，我们选择走自己的路，或许会走上你所走的路，我们也会来到你未走过的道路，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未写的诗篇。

路在我们自己身上，愿我们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路，在路上和相遇的人问好：我和众生无异，众生与我同往善法。

三、黄媛介与顾若璞——“班昭”的悖论

在作为读者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之外，女性作为创作者的身份也日益凸显。时局的变化不断冲击着家庭与社会、私人与公共的界限，于是女性的创作逐渐从家庭的私人领域中得到解放，更多的女性创作得以被集结出版并在公共领域内流通。黄媛介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不仅是因为她在诗词与书画方面优秀的创作天分，更是因为她脱离了家庭的限制，成功地游走于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高彦颐在《闺塾师》中讲述了黄媛介如何以职业艺术家与职业作家的身份游走于不同的文化圈层，并加入“闺塾师”的行列，进入不同的官宦家庭，承担起青年女性的教育工作。

如果说李清照在空间上的流动是出于战争的推动不得不踏上旅居的生涯，那么黄媛介则是以一种更加主动的姿态踏上自己的巡游之旅。在家庭拮据的时刻，黄媛介没有等待丈夫的供养，反而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依靠贩卖字画以及作为“闺塾师”的收入，黄媛介以一己之力供养了她和她的家庭。当她踏上关于营生的旅途时，黄媛介完全打破了妻子送别丈夫的传统，这一次，女性不再站在岸上，而是立在船头。她的丈夫成为了那个静态的送行者，成为一个远行的女性背影的记述者。

除此之外，黄媛介也主动打破了良家女的道德界限，选择与名妓柳如是成为好友。在这个过程中，黄媛介可能或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女性的道德规训，转而以一种新的标准，譬如文心，来重新构建女性的社会关系。黄媛介与柳如是的友谊无疑是一种崭新的信号，它意味着女性在基于血缘与宗族的闺阁内的关系之外（这些关系往往围绕男性亲属，例如父亲与丈夫展开），有了自己独立的社交选择，而她的择友基准也不是男性主导的道德体系，而是自身的兴趣与情感。

另一位与黄媛介有着相同的职业身份的女性是王端淑。她有着出色的才学以及卓著的名声，在清朝顺治年间，王端淑甚至收到了来自清王廷的邀请去担任妃嫔与公主的老师。当然，由于王端淑的父亲王思任本人就是抗清名士，在绍兴兵败之后绝食而亡，王端淑无论是出于自身的文人气节还是家族影响，都选择拒绝了清廷的要求。有趣的是，清廷邀请王端淑时的措辞是“欲援曹大家（即汉代才女班昭）故事延入禁中教诸妃主”，而在《闺塾师》中，许多明清时期的才女也时常被与班昭相互联系。而“班昭”在女性文人中特殊的地位，也成为了明清时期女性教育悖论的一个隐喻。

班昭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修撰正史的女性史学家，参与并续写了《汉书》。她还传道授业，培养了包括马融在内的优秀学者。然而，班昭的另一个闻名于世的作品却是《女诫》。在这本书中，班昭从儒家正统出发，进一步巩固了儒家父权制度中男尊女卑的统治体系。于是，这二者的结合其实也暗含了明清时期以“班昭”为楷模的女性创作者与闺塾师们的命运。

在这种模式中，悖论产生了，闺塾师们是女性打破性别界限，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符号，她们的存在意味着传统的性别秩序已经无法在囊括所有的女性，而受教育的女性们也企图通过进入不同的领域重新为自己的身份定位。然而，当闺塾师们从一个家庭进入另一个家庭，穿梭在无数闺阁之间的时候，她们教育的内容始终无法脱离对于女性的传统道德规训。

高彦颐在书中这样写道：

“妇女识字率的提高，并没有减弱儒家道德的控制……更厉害的是才女们自身对儒家道德的拥护，她们编写诗、歌以教授其他女性忠诚的美德。换言之，女性读者兼作者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强化，而不是它的消亡。受教育女性将其新的文化资源，服务于她的母性和道德守护天职。在博学的母亲和教师的支持和推动下，社会性别体系的基础甚至变得比以前更牢固。”

尽管这种道德教育往往与文学教育并行，闺塾师和她们的女性同伴一起结成了不同的文学社团，诗歌在展示这些女性创作性灵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服务于女性道德框架的搭建与巩固。因此我们不得不关注古代妇女识字率提高以及闺塾师盛行的背后，那些允许女性接受教育的男性们的目的。

在书中，高彦颐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获得教育机会的几个原因，除了前文提到的印刷与出版的技术进步之外，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是重要因素。一方面，女性的诗名与才学会被视为家族教育良好的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她们的才华与作品可能也证明了家族的强大财力），另一方面，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将在进入夫家之后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启蒙教育。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顾若璞。这位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在寡居之后承担起宗族子女家庭教育的重任。她的公爹在儿子死后“通过引导她系统学习《周易》、《诗经》、道家经典《庄子》、《楚辞》和秦汉大家的散文，给了她一种男性的人文教育。”而顾若璞本人也的确在这个领域表现出优秀的学习能力。她不仅参与和动员了宗族里更多的女性学诗和成立诗社，还经常与儿媳讨论国家政治。

于是我们发现，班昭的出现既代表了一个杰出女性在智慧上的突围，也显示了中国古代男性社会在思想上对女性构成的密封。一方面，班昭作为女性才华的代表，突破了男性社会对于女性智慧在生理性上的轻蔑。她意味着女性在政治事务与历史的观察与书写这类在传统叙事中被男性化的场域里有着巨大的潜力以及高超的创作水准，但同时，由于对于女性的教育、智慧的启蒙仍然未能形成体系，它仍然是个体化的，在苍茫的历史中几近于一个孤本。在无所依托的男性场域里，女性不得不接受一套全然男性化的教育，并继续输出这种教育的思想成果。于是在这场看似给予了一定灵活空间的性别博弈中，班昭既是突围，也是规训；既是反抗，也是服从。这种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展示了女性潜藏的巨大的政治能力与思想能力，也突显了更多女性在教育与公共参与中机遇的极度匮乏。

科举制度对于女性的拒绝构成了对女性创作的又一次“焚书”。顾若璞接受了关于科举课程的训练，但是她的知识只能作为一种内部循环的生产资料，传输给男性以助力他们参与科举，或是传输给女性，以助力她们更好地教育男性。于是这些拥有知识与见地的女性们只能成为知识的“通道”，并被隔绝在以科举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之外，那些她们已经创作或是即使创作也无法进入公共领域里被践行的策论，只能通过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例如丈夫与儿子）间接地参与到公共政治之中。

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女性的诗才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是我们仍然能在那种微妙的评价里感受到女性写作的尴尬处境。例如明代的文学家钟惺就给予女性文学创作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才女居性灵文学之首。其论点的根据是这样的一种对立，即一方面是妇女、性情和私领域，另一方则是男性、人文传统和公领域。”持这一态度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女性脱离了科举制度的限制，所以她们的创作才更有灵气，更加自由。可笑的是，同样是面对“才女文化”，胡适与五四的一些作家却称之为“风花雪月”。

这种对于女性创作的赞誉与批评构成了明清时期才女文学的一体两面，其中又包含着几分倒果为因的荒谬。赞赏者将女性视为反抗传统文学的旗帜，为的是借女性创作标榜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模式。而批评者则认为女性创作难出闺阁，缺乏对于外部历史与社会的深入思考。但是无论是赞美还是反对，本质上都忽视了女性在社会中被“被动”地排除在公共领域的事实。她们无从实现政治参与，也无处施展政治抱负。科举之门对于女性的权力封闭以及道德规训对于女性的空间封闭都让大多数女性根本没有机会见证和书写更加广阔的天地。这种男外女内的绑定不仅轻视了女性在更广泛的公共场域里展现才能的潜力，也轻视了女性所在的闺阁内部巨大的文学价值。时至今日，这种诡异的批评也仍然围绕着女性的写作者们。

四、小纨与王微——在“山瘾”与“卧游”之间

在讲述了女性创作者的困境之外，《闺塾师》里也展现了许许多多女性精神世界里极为动人的部分。在关于才女沈宜修一家的记述中，高彦颐讲述了沈宜修的三个女儿的故事。沈宜修的长女叶纨纨与三女叶小鸾都没能逃脱早夭的命运，也都曾因为阅读《牡丹亭》对于婚姻有过浪漫的假想，又在进入婚姻之后遭遇巨大的失落。二女叶小纨为了纪念死去的姐妹，撰写了戏剧《鸳鸯梦》，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位有作品流传的女性作家。在这篇由女性撰写，为纪念女性而作的戏剧中，“鸳鸯”不再是爱情的代名词，反而成为了小纨姐妹之情的代表。“叶小纨将三个亲密姊妹影射为结义兄弟，他们没有一个人结婚。在一次极为愉快的偶遇中，三人纵情于诗、酒、哲学中，共享着成为隐士的渴望。在最年轻的兄弟突然死亡之后，年长的一位也死于悲痛。”在这个故事中呼应了高彦颐在文中提到的“山瘾”，即“在她们的一间卧房中，三姐妹彻夜幻想着买一座山，像隐士那样归隐。”这个愿望由于世俗对于女性的种种牵累直到最后也未能如愿，于是叶小纨最终通过写作，让她们三人在“钟南仙山”重聚。

另一个动人的情节来自于明末的女诗人王微。她一生酷爱旅行。名妓的身份让她比起闺阁中的妇女多了一些漂泊，却也少了一些行动上的限制。她在自己的诗中写：

“江湖互为势，暮色不可分，人行丹黄径，鸟下牛羊群。”

推开闺阁的大门，当那些被长布裹起的小脚艰难地迈出门外时，日月江湖都向她们奔袭而来。于是，在女性作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她们与自然对望的时刻，并展现出自由带来的明朗与开阔。

在《名山记》的序言里，王微讲述了“对一位不再能享受旅行乐趣的女性而言，身体自由的意义”。脱离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性缘叙事，我们得以在一位女性诚实的记述中感受到她自身独立于自然，因而获取的最为纯粹、澄静的心灵感受。在书中，她写自己去过的胜景，写那些她见过的松竹梅雪、静水湍流。然而，她却最终“病归湖上，西泠片水，复自依依。草野之性，长同鸿鹰，诚不意有今日也。”于是，在这篇序文的最后，王微写出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话，“余卧矣，余不能复游矣。”

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贾宝玉发出了一段关于女性美好的感叹，“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于是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了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如何在一个如同女性乌托邦（尽管它也时常伴随者阴冷的驱逐与杀戮）的大观园中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但如果我们阅读了《闺塾师》就会发现，“大观园”并不是一个个例，在那些被男性化的主流的文学排序淹没的女性文本中，隐藏着无数的“精华灵秀”。经由曹雪芹的书写，我们得以看到那些女性在闺阁之中的生活以及创作的状态。然而，他也在书中写明了“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

艾朗诺也提到了女性闺阁文字留存和传播的困难，司马光认为“女子应当只读不写”，而程颐的母亲侯氏聪颖过人却极少写作，程颐因此骄傲地说“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十篇，皆不存。”侯氏大部分的诗作可能都被她自己销毁，仅存的一首也是因为表达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绣在织锦上作为爱情的信物而留存。也就是说，女性的作品往往只有在以男性为中心且对男性有利的情况下才能被保存。于是我们发现，即使林黛玉不以“断痴情”为理由焚稿，她的作品大多数也会被她出于礼学上的要求而焚毁。

李清照与后世的其他才女们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女性创作的悖论。她们或许不被允许阅读；即便可以阅读，也不能写作；即便可以写作，也不能外传；即便可以外传，内容也必须严加审核；即便经过审核，仍然无法避免被歪曲和删改；即便逃过了歪曲与删改，也仍然无法进入主流的文学经典序列，继而被读者遗忘；而即便避免了被遗忘，也仍然会因为严苛的道德批判而被忽视其文学价值。在这场关于女性文学漫长的“焚稿”中，女性自己既是“焚稿”的受害者，却也常常成为“焚稿”的执行者。于是多年以后，我们只能通过那些侥幸存留的文本，窥见无数的女性如何在时间的裂隙里，寻找自我生发的机会，又让那些细小如同杨絮一般的才思，穿过一重又一重的春日，终于在此处，落地生根。

五、结语：“烧得掉”的手稿与“烧不掉”的手稿

诚然，《闺塾师》并不是一部完美的女性主义著作，对于那些被隐没在历史之外，完全没有机会识字、接受教育、在历史的潮流之中被裹挟着向前或陨落的大部分女性而言，《闺塾师》所讲述的仅仅只是明清时期那些站在社会顶层的极少数的女性的经历。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阶层界限愈发分明的当下，公众对于社会当中的获益者们保持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这种以经济为基础做出的划分，让不同阶层之间女性的理解与共情变得愈发困难。

而保守主义的抬头也让更多女性在面临经济上的困窘的同时，不得不遭遇更多来自传统观念的胁迫。不同年龄、地域、职业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女性；是否婚配，是否生育，是否进入恋爱关系，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允许穿衣自由，种种议题将女性群体切割地更加细碎。在这种切割中，我们的对话被无限阻断，任何一个观念的分歧都会导致彼此之间的战争。而如何定义“女性主义”，似乎也成为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在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选择将《闺塾师》作为我的推荐书目，并不是因为它在其中涵盖了多少令人惊叹的女性主义观点，而是因为经由这本书，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日常的公共讨论中始终被忽视的女性群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跨越地域，也跨越时间，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与处境的各种女性。高彦颐通过详实的史料与严谨的推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定的女性群体如何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挣扎求索。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有很多失望的时刻。譬如站在现代女性的视角，我们会将班昭创作《女诫》视为她的一大罪状，我们或许也无法理解程颐之母的焚稿，无法接受如此潇洒的柳如是竟然为自己小脚而自豪。然而，这种我们印象中的理想女性与我们所怀有的“期待”的冲突，或许正是整本书的价值所在。它时刻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女性主义，也从来没有完美的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的“应然”与现状的“实然”之间，我们还有一条极为漫长的路要走。

媒介技术的迅速变革让我们接受信息的速度变得更快，阅读作为一种从旧时代沿袭而来的传统，时刻面临着被新的媒介取代的风险。我们经由短视频迅速习得了一种又一种的女性主义理论，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过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得以发展的女性主义理论，在我们当下的头脑中几乎日新月异。于是，我们好像常常容易感到不满，对过去持有不同的女性主义态度的自己不满，也对此刻身边与自己怀有不同女性主义信念的她人不满。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文学艺术上的创作还是行为上的改变，都比快速习得一句口号和术语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女性主义理论快速更迭的当下，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文化产品、一本书、一个人的发言，哪怕仅仅只是过去了一年、一个月、一天，也已在我们大众的眼中变得陈旧不堪。所以我们愤怒地去攻击、去讨伐、去谩骂，却忽视了这些人与作品所处的语境与当下的巨大裂隙。

当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也能感受到女性主义的进步如何为当代的女性读者树立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在那些引发争议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女性掷地有声的反驳，她们不再迷信于权威，始终对任何绝对的论述保持高度的敏锐与警惕。女性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生长性的力量，它旨在通过对过去的反思与对当下的参与构成对未来的积极改变，而以现在的女性主义视角去框定和假想过去的女性，并因为历史自身的局限去全盘否定这些女性所做出的勇敢尝试，何尝不是对于女性创作者的另一种“焚书”呢？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研究能够完整地囊括所有女性的处境，因此《闺塾师》这样的研究才尤为重要，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用一种真实颠覆另一种真实，而是为了让所有后来者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另一种真实，它要求我们警惕一切概括式的描述，警惕“简化”，警惕“标语”，警惕仅仅只停留于“口号”的反叛。

因为女性主义最终的道路一定不仅仅只是言论上的道路，它还意味着思想与行为的变革。而这种变革的开启，会引导我们去探寻和理解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性别关系，理解不同时代之间的脉络、联系与差异。更重要的是，对“复杂”的关注与捍卫能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经验、思维与视角的有限性，始终在对不同群体、不同时空中的人的境遇怀有谦卑的探寻与理解性的包容。而最后的最后，这种基于“复杂”的包容，将带我们走向真正的“团结”。

Fin 

怀才者的自怜是天鹅的挽歌，

平庸者的崩坏是野兽的绝叫。

✨一部具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社会派推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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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陷入家庭、职场、社会的绝境中；

当你于泥潭里挣扎，自命运中沉浮时；

当你的性别被歧视，规则被践踏，自我被批判时；

你是否会发出无声的呐喊：

“我要渴求、争夺、给予，然后活下来！

我会挺身而战，

直到你给的这条命消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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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绝叫》以双线叙事展开，讲述了一位名为铃木阳子的女性是如何用四十年的时间，一步步从“在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中艰难求生的弱者”蜕变成“以极端方式打破社会规训，反抗压迫的恶女”。

• 原生家庭的情感漠视

“哎，其实我比较想要男孩子。”

故事的开端，阳子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父亲常年漠视家人，在外花天酒地，母亲重视偏爱弟弟，对她刻薄打压，否定其自身价值，让她习惯于活在讨好和依附的阴影中。后来弟弟受到霸陵去世，父亲欠债一声不吭离开，母亲抛下她投奔亲戚，阳子只能依靠自己。

• 职场中的性别剥削

自己的归宿，自己创造，该好好自立自强了。

阳子独自前往东京，在百货公司打工谋生。遭遇丈夫出轨离婚后陷入贫困的她，抱着"成为独立女性"的信念进入保险公司，却因低薪与职场性别歧视难以生存，为维持销售业绩，被上司诱骗出卖身体换取保单。后来更是被卷入"保险金杀人骗局"，参与连环谋杀牛郎店客人骗取保险金，逐渐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

• 社会的冷眼旁观

如果你们有人愿意救我，别说投票，要我做牛做马也行。

你暗自嘀咕着走过布告栏，忽地听见了久违的鬼混呢喃。

“姐姐，那我来发表政见好了。我的政见就是‘我来救你’。”

只见年轻女性候选人海报的嘴唇开始颤动，紧接着变成一条橘红色金鱼，浮在空中。

在接连承受家庭破裂、婚姻背叛、职场压榨与债务危机后，跌入人生谷底的阳子始终未获社会救助。泡沫经济崩塌后的日本社会，福利体系崩坏，对弱势群体无法及时施以援手，只能冷眼旁观，这更是将她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当发现搭档（骗保集团同谋）合谋杀害自己时，积蓄多年的屈辱与求生本能彻底爆发。她精心策划反杀计划，借"孤独死"女尸伪造自身死亡现场，通过顶替他人身份金蝉脱壳，最终以崭新姓名隐匿重生。

【思考】

被家庭抛弃、被职场压榨、被社会放逐，满身伤痕在泥潭中挣扎……被困在同样逆境中的，绝非只有《绝叫》中的铃木阳子。

看似是个体的命运沉浮，实则是万千女性生存困境的残酷缩影。

该怎么办？

当所有出路都被堵死之时，

该如何打破这种不公与偏见？

阳子选择布一场置死地而后生的杀局——

她亲手绞杀曾经那个被规训得纯良无害的旧我，以恶女的形象重生，用极端的方式反杀了想伤害自己的人。

那其他同样陷入绝境的女性呢？

*刚发现因为敏感词被屏蔽了…敏感肌吗（）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谈论战争，更多地使用某些更为宏大的字眼。功勋、辉煌、荣耀，诸如此类，在宏大叙事下，每个人都无限缩小，成为集体主义的螺丝钉。人们谈论战争，更多地看向其光辉异艳的外壳，被一种类似希腊史诗的宏伟吸引，说起话便想起戏剧性的悲剧死亡，并幻想自己能够在一场死亡里，拥有价值，甚至通过这种方式来升华一整个生命。青史留名——人们通常这样说。或者出于玩笑，或者仅仅出于一种希望被人铭记的渴求（人们既要确定性，又渴望超越性，需要秩序，又需要在宏大叙事下获取归属感，从而强化自己的群体身份）。但是战争的本质究竟如何，一场战争究竟如何解构人们本身，如何使主体在象征界下被暴力切割，诸如此类的隐性问题，通常被隐藏在集体的话语下。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这个过去一直被忽视于男性之下的性别群体），直到如今，二十一世纪，在战争这样一个群体性的巨大事件下，大多数人依旧被隐匿姓名。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这被定义为“绝对男性”的领域内，属于女性这一性别的叙事是消失的。所以从某些角度，我很感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也是我第一次以女性视角思考战争，以女性视角解构战争本质。

通过对苏联女兵的个体叙事，一个宏大命题被转化为对“人”的微观凝视。而权力话语对性别、记忆与身份的规训与重塑，便显得触目惊心起来。战争之所以残酷，不仅在于物理暴力对肉身的摧毁，更在于其对人性的系统性异化——女性被迫在“士兵”与“女性”的双重身份中撕裂（一群在过去的训诫下习惯了粉红娃娃梦，穿着蕾丝裙和漂亮服装，梦想着成为美丽妻子的更为感性的孩子），在集体主义思潮下出现在战场，出现在符号系统为暴力、征服与理性的地方——当她们以狙击手、坦克兵、卫生员的身份出现时，首先不得不抹去长发、裙装，剪去辫子、穿宽大的男性内裤与男性靴子、消减自己柔情的“女性特质”，甚至生理周期的差异也被迫被忽视——这固然是一种对于性别差异在潜意识下的忽视，但这种“非女性化”过程的本身，本质也是父权制对性别角色的二次规训：女性需以“拟男性”的姿态融入象征秩序，才能被战争机器接纳。

这是一种属于女性独有的困境，一种残酷的悖论出现在这群女兵身上：即，她们不得不模仿男性，甚至超越男性，才能获得战场上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却是对自我本质的否定。尤其当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困境也随之陷入高潮——

这些勇敢的女孩子们，在战争结束后，后来，她们因为不够“女性”而被排斥，她们保持沉默，为自己参加战争这件事情本身而羞耻。属于男性的荣耀，却在女性身上成为伤疤——甚至类似于污点般恒立。她们因为自己性别身份始终格格不入着，在一场始终被包裹在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外壳下，女性的身体与精神必须被双重征用，却又必须被排除在历史的主体性之外。而当战争结束时，这些女性却被迅速推回“妻子”“母亲”的私人领域，她们的战争经验成为不可言说的禁忌。  

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曾经指出两个概念，“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nce）与“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前者大概意思为个人的主动性行为，后者则更深层次地指向性别是如何在社会规范的框架下被制造。而在战争内，前后两者的连续性都被打断——一群女孩被迫以男性化的行为模式生存，她们的存在本身虽然构成对性别规范的挑衅，但吊诡的是，这种挑衅并未导向解放，反而成为权力更隐秘的规训：战场上的“拟男性”生存策略，最终强化了“男性=强大/理性/主体，女性=脆弱/感性/客体”的二元对立。战争机器通过吞噬女性的性别身份，证明了父权制逻辑的绝对霸权——它允许女性通过自我阉割“暂时扮演男性”，却永远拒绝承认她们作为“女性主体”的价值。  

“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

“我们到达第一个波兰村庄附近时，全都换了服装，上级发给了我们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还第一次给我们送来了女人内裤和胸罩，整个战争中这可是头一次。哈哈哈……嗯，明白吗？我们总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为什么不笑？你哭了……是啊，为什么要哭呢？”

在以上引用的内容里，我不知道其他人读着会感到什么，我只感觉到难过，这种“去性别化”改造，难道不是一种剥夺吗——性别的客观条件被完全忽视，她们必须成为无性别的战争工具，才能短暂地获得“人”的资格。  甚至令我难过的是，同样是上战场的士兵，在这本书里，因为是女性，却出现了无数个被忽视甚至被轻蔑以待的场景。包括很多叙述里，女性除了成为战场的士兵——一个“无性别”的角色外，还需要成为更为女性化的哺育者、恋人身份，成为温柔的精神寄托形象——她们既要无性别又要有性别，既要承担医疗、后勤、冲锋等物质再生产职能，又要承载为情感再生产的工具。而在此之下，她们的真实体验（对杀戮的恐惧、对暴力的憎恶、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却没能被纳入国家主义的宏大修辞，只是被淹没着，沦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素材。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下，无数破碎的、矛盾的、不得体的语言汇聚，流淌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男性叙事的更加幽微的情感体验。传统战争伦理建立在康德式的普遍理性之上，强调责任、荣誉与牺牲精神的绝对性。然而女性视角的介入，暴露出这种伦理观的性别盲视——与男性有所不同，女性的战争体验揭示，伦理判断的本质或许不在于抽象原则，而在于对具体生命的责任。另外，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下，女性不再被简化为“被迫害者”或“反抗者”，而是还原其为复杂、矛盾、充满缺陷的真实主体。她们或许拥有很多缺点，但我们不可否认，她们都曾经勇敢以及热烈。

最后，当我们将这些女性的声音置于战争史的中心，便会发现：战争的真正恐怖不在于它杀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试图证明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男性、暴力、服从）才配生存。而女性主义的使命，我想，或许就是不断追问：如果我们连战争都能幸存，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扮演被规定的性别角色？在战火焚烧过的土地上，生长出的不该是新的牢笼，而应是属于所有性别、所有生命的自由语法。

前言：全文约5000字，中间部分字词因为审核替换为了英文，大部分不影响大家的阅读~希望各位都能有所触动！

“写作的历史基本上都在跟理性的历史相混淆，因此是结果也是手段，是特权者的借口之一。写作史与penis中心传统相一致，甚至是自赏、console、自我祝福的penis中心主义本身。”

“她必须写自己，因为这相当于发明一种新的造反写作，当女性的解放来临时，这种写作能使她做出自身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与蜕变。”

写作的行为，让女性摆脱了他者的凝视，从有罪的位置解救出来（总是怪她，都是她的错：有lust，没有lust；太冷淡，太“热情”；做不到既冷又热；母性过多，抑或过少；生小孩，不生小孩；养小孩，不养小孩……总归是错），将自身的力量还给她。

写作也是女性夺取话语权的标志，正式踏入从来都在排斥她的历史本身。通过从女性出发、以女性为目的的写作，挑战由penis支配的话语权，女性才能确立自身不同于该符号为其安排并处于该符号之中的身份，即沉默。只有女性才能写出女性的故事，也只有女性，才会真正站在女性的一边争夺权力，追寻平等。

为什么只有女性才能讲好女性的故事？因为许多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究竟吃了多少红利，即使他们标榜自己和女性永远站在一边，但是一旦涉及到隐形歧视、公司女职工待遇、家庭无偿劳动，他们便嘘声了，便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了。这也导致了文学史上女性形象的单一甚至污名化。只有女性才能切身体会一个选择之后的不容易，才能感受到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压抑。这乍一听像是危言耸听，但是在先前推荐的书目《看不见的女性》中，多次强调这个世界是按照男性的标准制定的，所以小到工具锤大到公共设施、医药，都会让女性感到不适。试问，即使一个男性愿意为女性发声，但是从小到大享受红利的他，又怎么能写出女性的痛苦呢？即使写出来，也不过是隔岸观火般轻飘飘，或者更甚，夹杂着无数男性的意淫，只看到了苦难，却没有看到之下的力量。

前段时间的春节档电影，有进步（如陈思诚导演聪明地不再夹杂私货开颜色玩笑），但是进步不多。我不要只停留在表层的挑战，我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反抗，我更不愿意看到鲜红的女性形象只是为了吸引作为消费者的女性，而最后走向牺牲。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番很深刻的评论：“你单吹殷夫人武将的时候，看不见母职惩罚；你吹鹤童武力超绝的时候，看不到她即使这样还要端茶倒水；你吹石矶怎么都很美的时候，看不见有实力的女性还要被困在谈美里；即使敖丙的妈妈没有在电影里出现一秒，你还是要吹女性塑造；你看不见女性处境，只要别人喊两句口号，你就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人；你在全员只有四位女性的电影里，夸赞女性塑造。”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但是它总差了一些东西。看电影时感到不舒服，不是因为我们敏感、而是敏锐，所以我们才能发现不公平。

所以，美杜莎要笑。这笑声不加遮掩，是多重声调叠加的娱乐，是大量来自我和你的讽刺、欢腾、愤怒、嘲笑，是爆发，是出口，是过分，我写得上头，有太多话要讲，有太多东西要宣泄。而我不捂嘴，不想掩盖冲口而出的话。

为什么是美杜莎，而不是别的什么女神？这里简单谈一谈我自个儿的想法。在古希腊神话之中，美杜莎和波塞冬在雅典娜的神殿里私通，被雅典娜发现之后，遭受惩罚，头发变成了毒蛇，而所有看到她的人都会变成石像。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版本里，美杜莎被海神尼普顿在雅典娜的庙宇里侵犯，因此受到惩罚，成为了怪物。后来，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血窟》）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重述神话，将美杜莎从“他者”转化为主体。艺术家如露西·伊卡里的雕塑《美杜莎与珀尔修斯之首》，直接反转了权力关系，呈现她手持割下的男性头颅，成为复仇与力量的象征。

于是，作者呼吁道：“女人，不要怕别处，不要怕同类，也不要怕他者。”我们的身体是真正的完整，即使没有penis，即使没有孩子。要不要孩子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你的使命。每个身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分配lust无边而变动的总和，无需模范，没有标准。“分娩并不是失去，也并非升华。”步入二十岁之后，我也开始面临成家立业的问题，父母也多次在我耳边唠叨，该结婚了，该要个孩子了。他们并不是催促，也不让人觉得窒息，而是那种家长式的关切，似乎我不结婚要孩子人生就不完整了一般。这让我一度陷入了困顿中。虽然我心里想着“我不想要结婚，不想要生孩子”，但是在这种社会大环境里，我又能自己坚持多久呢？我自己也不明白。前段时间看了《出走的决心》，最让我五味杂陈的是女儿的塑造。她一方面共情母亲，在父亲面前维护母亲，另一方面又在自己利益受损时变成了伥；她大学时口口声声指责母亲“你就是懦弱”，强调自己不结婚，但是转头就是婚礼现场，这让我生出了一身冷汗。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觉醒的念头，但是在大环境里，这种念头很快就被淹没了，连火星子都不剩。但是作者的话却抚平了我的一些焦虑。生育并不是失去，也并不是有了孩子就不觉醒、不独立了，只不过需要平衡孕后事业与家庭。这很难，非常难，所以才导致了现在落入了一种误区：生孩子便等于女性的折损。

我们如今都在反对二元对立，但是走着走着，似乎又进入了二元对立，因为人的本能是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和自己不同的，便通通划在了另一边。所以性别问题即使抗争、发展了那么久，最终话头还是落在了“对立”二字。那么这种对立，真的如同一些人所言，是故意挑起的斗争吗？当然不是。

在积极与消极之间有了雄性特权在对立中脱颖而出，并依赖这种对立。所以传统上人们处理性别差异问题时，会引入积极/消极这组对立。在哲学中，女性总处于消极一方。每当涉及女性问题，检验亲属关系结构，讨论家庭模式，事实上只要涉及存在论问题，只要人们自问“这是什么？”的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只要涉及“意味着”，情况就是这样。一旦人们问及lust、权威，问题就回到父权上了。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操作完全没有留给女性任何位置！如果我们拷问文学史，情况也是这样。一切归于男性，归于他本人的煎熬，他原初（的）存在之lust，归于父亲。哲学、文学（从这层意义上说，哲学决定了文学）和penis中心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哲学建立在贬低女性的基础上。女性对男性秩序的从属成为该机制运作的条件。

这番话完美地解释了我在阅读一些哲学书籍的不适。大部分的哲学家，或者说被允许记录下来的哲学家都是男性，他们无可厚分会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弗洛伊德的理论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其中一些固然有道理，但是对于“女性崇拜阴茎，因此感受到缺陷”以及“女性的lust”，恕我直说，简直是起点文中男性角色的意淫；而尼采就更有意思了，我不得不在图书馆里捂着嘴才能掩住笑。在和女性交好的那段时间，他赞美女性；而一旦他觉得自己被女性伤害了，女性就成了罪魁祸首。真是脆弱的男性！在文学理论课上，我便有这么一种隐隐的感觉：哲学是给男性创造的。而作者更是直言不讳地讲：一旦有一天人们发现，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来都以不可告人的方式建立在penis中心主义之上，从来都为维护男性秩序提供等同于历史本身的理由，一切又会如何？

同样的历史，同样的哲学，东西方甚至在这点上，达成了合谋。中国古代有“祸国殃民”，有“褒姒一笑”，似乎明君就应该远离女色；而在西方，有诱人的海伦，而男人生来就是功成名就，女性没有位置。“爱情是丧礼的事务。”或者换一句大家更耳熟能详的话，就更简单了：女人只会影响拔刀的速度。为什么恐怖片里的女主永远智商下线？为什么丧尸片里的女性角色永远都在尖叫？为什么即使是偶像剧里的女主，受众几乎都是女性，但却像是一个活摄像头，记录着男性，把高光点都给予了男性？从古至今，这样的历史一直在重复。

我喜欢作者的独白（可能也是因为这段话相对来说好翻译一些，其它部分的中文稍微有些拗口，我需要中译中才能明白；作者不喜欢英译本，我也不喜欢中译本，等之后法语水平能够支撑我读这本书，再来看看究竟是作者文风还是译者的缘故，让我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才读完）：放弃等于自杀。斗争从未如此必要。因为在现实中，我从此以女人的身份受到冒犯，敌人则变得普遍：与我对立的不仅仅是阶级敌人、殖民者、种族主义者、资产阶级、反犹者。还有“男人”。敌人变得加倍可怖，加倍可憎。更糟的是，在我的兄弟中，在我想象的己方阵营中，也出现了跟对面阵营一样顽固、粗鲁、可怕的侵略者。

我该如何自处？我该成为谁？在她们长久持续的不幸中，大量女性得到的回报就是被遗弃。都有谁？她们再现美狄亚的故事，不过没那么暴力而已。她们重复着给予、冲动、激情、异化，不过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悲伤而已。还有了使自己倍受打击的更糟发现：其实不是死亡在作祟，而是完全的爱，是被爱的人利用这爱去成就其低下的野心。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爱情，让女性陷入万劫不复。作者列举了狄多，这是埃涅阿斯的史诗，却是狄多的悲剧。我一直在想：女性真的比男性更看重情感，更需要爱吗？我觉得不是。像《埃涅阿斯纪》里的狄多，她从前也是一个明君，是的，她曾经是女王。但是在众神的算计里，被丘比特的箭射中，因此爱上了埃涅阿斯。即使最后她意识到，自己有愧于人民，也无济于事，最后活生生自焚而死。丘比特之箭，就像是我们从小的洋娃娃，被灌输的懂事、体贴，被电视剧洗脑的爱情至上，但是我们本意不是如此。东亚女，或者说是所有的女性，需要的不单是爱，而是恨。我们需要愤怒、需要恨意、需要反抗；我们不要虚假的自由，怜悯的爱、不对等的关系。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lust，并且指出了那些男性大师的骗局（怒赞）。在penis中心的限制下，男性通过由女性付出代价的冲突得到认可；在如此定义的世界里，lust便是占有的lust。它是这样一种逻辑：1)lust从哪儿来？来自差异与不平等。如果双方处于平等状态，就不会有朝向某方的运动了。运动总是由力量差异导致的。此乃基于“物理”规律的推理。2)欺骗性滑坡：性差异和力量平等因此并不导致lust的运动。不平等造成了lust，比如占有欲。没有不平等，没有斗争，那就是惰性——就是死亡。男性经济（那无意识的）的狡黠与暴力构成性别差异等级，在关系中，只有男方才有价值，弗洛伊德所谓“penis的至高地位”再次得到确立。

作者毫不避讳女性生理的快感，并且将其和lust联系了起来。在《善意的竞争》里，崔京有非常重要的八分钟独角戏。我非常不喜欢网络上的戏称，说崔京是“白切黄”或者“纯黄茉莉花”，因为这再次将一个严肃的问题娱乐化了。这是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正视，对于lust的合理需求。男性打手冲似乎是一个很正常的话题，但是女性探索自己的身体却会被认为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行为。这不正常。人人都有lust，那为什么一部分人的lust得到了理解和市场，而另一部分人却被藏在地下？甚至在爱情动作片里，拍男同的演员普遍质量高于男女向演员的质量，明明是女性向，却完全是男性凝视的角度。之前和一位朋友做了最热门影视的调查，发现所谓的女性向不过是男演员身材好了一些，但是视角依旧是男凝。我朋友会摄影，她吐槽道：“这是什么奇怪的视角。”我对于摄影没有什么造诣，但是我也感受到了不适，这种不适感在演员造作的声音下加重。我想，这种女性向究竟女性在何处呢？

人们经常问女性：“你想要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却很复杂，因为在这个社会上留给她desire的地方太少，她总是不知道该拿这desire怎么办，到头来自己也不知道该将其放到什么地方了，要么当她有了lust，最急迫也最直接的问题又来了：“我该怎样快活？”女性的快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哪里发生，在身体和无意识的层面怎样才能体会得到？还有，该怎样书写它？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是大面积的空白。因为人们感到羞耻，人们觉得难以启齿，羞答答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这种情绪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因为社会驯化，因为外界告诉她，这是羞耻的。

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男性、女性本质上只有一种生理性别划分，是人为将它分割为社会属性。伍尔夫曾经提到：“所有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这本书里，作者也重新评估了“双性”。这种朦胧的双性并不取消差异，反而激活差异，追逐差异，增添差异。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目前看来，只有女性才接纳这种双性并从中获益：某种程度上，“女性是双性的”。男性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一味追求光荣的单性penis。由于不断强调penis的至高无上并付诸实践，penis主导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不止一个：作为女人，我不得不为那权杖的巨大阴影所蒙蔽，人们则告诉我：崇拜他吧，这东西你自己没法挥舞。同时，人们也把这并不值得向往的怪诞命运强加给了男性，即沦为拥有黏土捏制之蛋的唯一偶像。而且正如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所说，它还让男人如此惧怕同性恋。为什么男性害怕成为女人？为什么抗拒女性特征？

所以，女性具有力量，女性可以书写。让我们一直响亮地笑下去！

读书后记：这本书读起来很痛苦，因为作者庞大而条约的思想体系，因为作者对于哲学、历史、文学的旁征博引，以及非常恢弘的排比句（这给译者增加了难度）。这是一本晦涩的书籍，但也是一本让人受益良多的宝藏。

镜子是主体的源泉，我们已经熟悉的推断是，主体被建构并趋于完整的过程本身，是目睹镜子中身体的分离和连接——婴儿意识到自己与母体互相独立，但四肢和五官却通过一个实体彼此连接。同样的推理也在意识和印象之中发生，主体的建立过程就像是一种归敛的过程，更复杂的归敛需要使用比视觉、触觉更高明的官能，语言的效应是在这里作为一种象征界的符号出现的，实在的身体和主体意志需要被语言在象征界中完成符号化并规整于统一之中，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语言难堪此任。

这是许多矛盾的源头，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发现了能指和所指的普遍，后者的分析化语言几乎接近于康德的“超验”，如同我们有限的认知只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超验世界的本质，尽管能够看清大致轮廓却不能辨明其真实的色彩，我们有限的语言是不足以将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完全符号化的，辩证地来看，如果一件事物的建立是通过填充，那么这件事物的本质是否就是“缺失”？

二元性别论在拉康的推演中是一种原初“菲勒斯”的缺失，这种缺失在精神分析中引起了欲望、焦虑和恐惧。但菲勒斯归根结底仍是抽象化、符号化的，于是原始种群，或者说人类群体的婴儿阶段，其中的某一部分试图通过寻找一种差异化的缺失，即通过一种我们有但你们没有的形而下之物，来具象化地代指抽象的菲勒斯。因此在男权语境下，优先占据阳具的能指地位用一种几乎欺骗的方式将菲勒斯强行拖入形而下的第一性状层面，但归根结底，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跟随拉康看到，对于菲勒斯的欲望有有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然/本性”之差异，婴儿首先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是相互独立的，但分娩记忆投射的力比多使儿童产生一种再次占有母亲的欲望，但这种欲望会被父性律令所打断，男权语境的蛊惑性在于，在这一阶段儿童会由此分析，为什么父亲能够占有母亲而我不能？有什么东西是父亲具有而我不具有的？这一问题最终指向阳具，阉割恐惧在这一层面反映为畏惧在于父亲的竞争中失去菲勒斯；在纯粹形而下之上，父性律令反映的是一种话语，一种否定的话语，你不能怎样怎样，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是父亲说的。否定的父性律令形成了无数条完整的能指链，而这些链条的起点都指向一点即阳具能指。因此拉康给出的一种更广义的女性主义立场是基于对父性话语秩序的驳斥，菲勒斯是不可具象的，“菲勒斯本身并非阳具，而是象征欲望的能指”，形而下的阳具能指是一种纯偶然的自我划定，拉康所反对的正是弗洛伊德对于阉割的错误认知，一种将女性视为虚无、缺失的基准的错误。

父性律令的延展是一套更普遍的符号秩序，在更普遍的生活中，有更普遍的镜子和阉割，父性律令不仅是性别学的，也是社会学的，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范式依然是一种僵局，资本主义社会和中世纪宗教社会有什么不同？工坊和教堂有什么不同？作为大他者（Other）的市场无形的手和不可揣测的神意有什么不同？对工作勤奋以渴求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在教堂中虔诚膜拜以渴求获得神的赐福有什么不同？除了指出范式的一致，马克思的类比展现了一种对于符号秩序的抽丝剥茧之法，语言所编织的秩序之网包裹住一个个主体，主体通过这种更广义的语言的反馈再度确认并建构自身，而在不同的语言维度具有不同的能指链，并具有不同“转喻”的阳具能指和阉割恐惧。以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为例，它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个体对于某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秩序的笃定，通过我思所表达的纯粹思想个体以此秩序网络为桥梁抵达了一种绝对存在，而通过补全一种东西获得的存在是否本质所考虑的是一种缺失？谁在底层划定了这种缺失的规则？

对于女性主义，我认为拉康给出的纲领分为原则和行动。当我们讨论原则时，并不意味行动不重要，不意味现实中正发生的侵凌不重要，原则的本意是确立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拉康的女性主义更接近于一种具有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驳斥了弗洛伊德式的女性观，将自然女性上升为更宏观的“女性性（femininity）”，性别问题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更多的转喻揭示着同样的困境，如果我们仍然以二元性别论的预设矛盾进行斗争，就相当于在论辩之前就先跳入对方划定的无依据的符号体系。克莉丝蒂娃指出了一种纲领上的倒错，如果一种运动的根基是对于另一种对立观点的攻击，批判一旦形成压制甚至对方消失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难道这种运动在最后只剩下纯粹的攻击性吗？二元性别论论争的陷阱在于引导纲领立足于其所批判的一方存在，并且批判的对象本身就划定出不可靠、不成依据的符号体系。在辩证的另一面，拉康给出了一种爱欲经济学的正向原则，对比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象征界的裂缝会使主体产生剩余快感（surplus-jouissance），主体在象征秩序中无法被符号化的欲望残余形成了剩余快感，二元性别论中的男性将阳具作为差异化的菲勒斯后，将剩余快感投射到女性的差异化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女性和男性的性状差异器官都是被各种文化所“性化”的，性化的女性形象在这套父性话语中被赋予生产审美要素的义务，这与剩余价值所赋殖的菲勒斯能指同样熟悉，“享乐命令（Enjoy!）”嵌合入经济学框架并以爱欲模式不断催促死亡驱力填补对于菲勒斯的阉割恐惧，“资本必须不断运动才能存活”，欲望在符号秩序内的无限再生产也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并不断维持着这套性别游戏，这就是“欲望都是他者的欲望（Desire is the desire of the Other）”。因此拉康的原则是跳出二元性别的原则，社会性别的划分像是一个在两极间震荡的函数，它由一系列复杂的参数最终调和出远比LGBT等更复杂的样态，而男权语境下对立的男女二元性别是一种应当被抛弃、孤立的自我异化的骗局，在这里，拉康所说的女性更多的依然指“女性性”，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会将力比多投射并幻化出一种“祖国母亲”这样的崇高、不可得的神秘女性形象，同样地，克莉丝蒂娃意义上的纯粹攻击性会在父性秩序的圈套中不断乱撞，在这种矛盾下的争论和阳具菲勒斯的侵凌有何不同呢？这难道不会生成一种“女性的父亲”吗？真正的斗争之处应当在于看到女性性的被侵凌，它所指代的是一整个被爱欲经济学所压迫的群体。

在行动上，拉康的本真行动（Act）在我看来是一种悲剧，这在研讨班七的倒数第二章有所提及。本真行动具有两个前置性——不要在欲望上让步；穿越欲望的幻象。欲望本身是对原初缺失的填补，在这里，欲望是指本真欲望与符号秩序内满足欲望的行动之间的差值，后者的驱动即是欲望的幻象（Fantasy），幻象是主体用以缝合象征界裂缝的叙事脚本，例如“婚姻美满”作为一种叙事幻象，拟造了一种缝合与母体分离的原初创伤的途径，但这种快感只能停留与象征界，是符号秩序内有限的、虚幻的快感，真正的行动被拉康称为本真行动，本真行动意味着彻底与符号秩序决裂，因此不要在欲望上让步是正视你的原初创伤和需要被缝合的欲望，穿越欲望的幻象是跳出父性秩序的叙事脚本采取真正的行动。在这里，拉康举了安提戈涅的案例，在索福克勒斯的伟大悲剧中，俄狄浦斯王因最终无法避免弑父娶母的命运而戳瞎双眼将自己流放，他的两个乱伦而生的儿子，波吕尼刻斯和厄特俄克勒斯，因争夺王位自相残杀，在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成为忒拜城之王后，以叛国罪禁止任何人收殓和安葬波吕尼刻斯，安提戈涅违抗禁令埋葬兄长而受律法处刑被活埋。拉康所说的“两种死之间的安提戈涅”就是间于肉体性死亡和象征界死亡之间，波吕尼刻斯的死是现有时代、现有秩序的符号性死亡，安提戈涅的收殓，是一种打破现有符号范畴的、无法被归纳的举动，齐泽克指出：“如果说不许妥善安葬是故意造成了一种不死的状态，那么还有另一种构造：不死（或者说‘活死人的回归’）是葬礼仪式失败造成的结果和症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失败也就是没能将创伤事件融入符号界。‘死者归来’是……正常葬礼仪式的反面。葬礼礼仪意味着某种和解，意味着对损失的认可；而死者归来归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传统的文本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当然，大屠杀和古拉格这两个重大创伤事件，是20世纪死者归来的两个典型个案。这两个事件的受害者会作为‘活死人’不断追逐我们，直至我们为他们举行庄严的葬礼，把由他们的死亡造成的创伤融入我们的历史记忆。”这是后来者的视角，对于安提戈涅这一忤逆者、反抗者、歇斯底里者而言，她的身份也在收殓兄长那一刻起无法被世俗能容忍，因为她的肉体在被处死前就处于一种必死的但尚未死亡的状态（“死亡是以预见的方式经历的死亡、侵蚀着生命领域的死亡，生命是侵蚀着死亡的生命”），她试图拨反兄长在城邦秩序下的已死，她成为了兄长的招魂幡令死者归来，让他的死从“缺席”变为被看见，或者用阿伦卡·祖潘契奇在《任其腐烂：安提戈涅的视差》中的描述来说，安提戈涅升华了波吕尼刻斯的“剩余不死”，这种升华通过撕开城邦秩序为维护父性权威而对判处波吕尼刻斯的之死的、文过饰非的正当性的“暴力性”所实现，安提戈涅以一种自我抹除到空白的姿态撕开了父性符号秩序中用以黏合各种原初创伤的裂痕。在拉康的纲领中，本真行动者应当感到两种痛苦——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坚持下去那么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这里的悲剧之处在于，我们已经能够从安提戈涅身上看到一种革命者的姿态，但暴力的本能、对秩序的理性的失控，难道不是某种爱的极端化吗？爱欲是创伤的本能，如果我们在“间性”的迷雾中不断勘索，反抗那些将我们的快感符号化的父性能指，最终发现我们还是需要爱欲，我们的剩余爱欲究竟需要用怎样正当、怎样神圣的符号才堪能描述？我想这是拉康将爱欲的行动以安提戈涅的“悲剧的本质”为题来分析的原因，安提戈涅的反思性在于她对于波吕尼刻斯身体的定义超越了逮捕、裁决、受难的符号秩序，她选择波吕尼刻斯并为之献身，我认为与波吕尼刻斯本身无关，安提戈涅所看重的也许是一种超菲勒斯符号领域的关联性——“你们要知道，我并非是为了人们拒绝安葬的一位丈夫或一个孩子而挑战法则，因为毕竟，假如我在此情境下失去的是一位丈夫，我可以再找一位，甚至加入我失去的是和丈夫的孩子，我也可以另找一位丈夫再生一个。但在此事关我的兄弟、同父同母所生的波吕尼刻斯……而今父亲与母亲藏身在哈德斯处，再也不可能有某位兄弟重生（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也就是说，安提戈涅在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讲述一种肯定的选择。

并且拉康提到，《安提戈涅》的最后不存在任何“和解”，包括安提戈涅内部自身（“啊，‘我宁愿你们’从未出生”（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另注：从词源学上来说，“安提戈涅”的含义为“反后代”），她的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反抗城邦的秩序，一方面是一种痛苦的无奈，过剩的爱欲使她的主体性在菲勒斯能指无法覆盖的剩余领域暴露而无法归敛，所以真正勇敢之爱是迷茫的、自毁的，其内核往往都是绝望的。尽管拉康在研讨班中补充道，悲剧的合唱队充当了受净化者的身份（“我要说：合唱队，是被感动的人们”（拉康《研讨班七》）），这是本真行动者唤起的力量（catharsis，对各种激情、对恐惧和怜悯的洗涤），但是行动者撞开的边界，漂浮于人类身体符号之外的创伤能否真的以爱、以热忱、以勇敢进行缝合？安提戈涅，依然是一个绝望的本真行动者的姿态。                                    

了不起的她 | 三八妇女节推书活动

这个书单是我近几年来的阅读积累，我把里面的书不太严谨地分为了小说、非虚构·社会纪实和非虚构·学术研究及文论三个类别。书单原本的标题是“关于她们”，我为每本书都写了简介和个人的阅读收获，但在写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她们”的落点在哪：谁是“她们”？

“她们”生活在不同时代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肤色、种族、阶层、年龄、性格和经历，但当我把关于她们的书籍放在一起，她们有着如此多的共性——身体的经验，社会的印象，生活中所遭遇的限制的困境，还有发自于生命的坚韧顽强的力量。为什么她们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欢乐与苦痛、愤怒与力量能够被我们感受和理解？因为，“她们”就是“我们”呀！

这是关于她们的书单，也是关于我们的书单。通过思考和表达、书写和阅读，她们与我们连结，我们也与我们连结。

一、小说：囚禁、剥削、觉醒、反抗

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曾处于或正处于被压抑、囚禁或规训的状态，她们都对自己的处境有所醒觉并尝试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反抗的形式可以是追求取悦自我而不以为耻，可以是拒绝表现得如他人期望那般“正常”和乖顺，可以是从精神上或现实中的牢笼出走，也可以是实现一场毁灭。她们之间常有感人的互助，因为相似的困境使她们互相理解。她们都有充沛的情感和坚韧的生命力，她们都为争取重掌自我而倾情奋力地生活着。

1. 《紫颜色》艾丽丝·沃克

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从阴惨、压抑的低谷逐渐昂扬奋发。一翻开这本小说，就会看到底层黑人女性西丽用朴拙粗糙、直白得让人心惊肉跳的语言来讲述自己遭受虐待和侵犯的悲惨遭遇。性别、种族和阶级三重压迫与剥削使她变得麻木隐忍，但出现在她生命中的强悍坚韧的女性们逐渐激发了她的觉醒，让她找到反抗的力量，找到自我的主体性。除了西丽，本书还写了其他受尽苦难的女性群像，她们都通过互助和自救，摆脱了剥削她们的无能男人，逃出她们的囚笼，重掌自己的人生。

2. 《素食者》韩江

阅读本书充满痛苦和不适。当普通韩国女性在成长过程和日常生活中所受的父权压迫被浓缩呈现，显得丑陋又惊悚。向来温顺服从、平淡无奇的英惠突然宣布不再吃肉，她立刻就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反常和耻辱，是迫切需要被规训、惩罚的对象。满嘴为你好的家庭场面演绎着一幕幕吃人，平庸自私的男性视角充斥着露骨低俗的欲与剥削。我一直觉得英惠把自己想象成树，消解自己的人类性和社会性是一种消极的退避，尽管她的内心充满暴烈血腥的反抗，但在现实中她似乎就是在自我毁灭。然而本书结尾，路边熊熊燃烧的树木、扇动着翅膀朝乌云飞去的黑鸟，又像是是在沉重晦暗的天边燃点了一丝希望。

3. 《秘密笔记》阿尔芭·德·塞斯佩德斯

瓦莱里娅有天买了本笔记本，突然想开始写日记，然后她逐渐意识到三件事：第一，她没有自己的抽屉，也没有不受侵扰的私人空间；第二，她日常所有时间都被家人的需求占据，想写日记只能熬夜；第三，她写日记这件事会引发家人的取笑，尽管这些取笑是以玩笑的形式表现，仿佛她有记录和反思自我的意识是很好笑的一件事。瓦莱里娅就像是《出走的决心》中的李红，整个家庭都生长在她身上，靠榨取她的无私奉献、汲取她的生命力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平庸的丈夫、自私的儿子、因目睹了母亲的不幸而表现得叛逆甚至冷酷的女儿，这一家四口的“美满家庭”向来是瓦莱里娅的信仰和支撑，让她坚信自己做一位贤妻良母，去丈夫、为儿女付出一切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李红在觉醒后决意出走、找到自由和自我，瓦莱里娅觉醒后的表现却耐人寻味。

4.《简·爱》夏洛蒂·勃朗特

阅读本书时既可体会到简·爱反抗父权和性别平等的精神，又要警醒地意识到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时代局限。简的身体和精神都曾被囚禁，但她始终在反抗，自立自主自救，最终收获了平等幸福的爱情。当财富和地位都高于她的罗彻斯特想以爱之名把她幼化弱化，想把她打扮成天使、小精灵、小仙女时，她坚定地强调：“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为使二人能够真正平等地结合，作者设计了简意外获得遗产，而罗彻斯特却变成伤残的情节，在我看来这是为了达到传统性别角色互换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厌女的情节还是明显地体现在在对罗彻斯特的原配伯莎的塑造上。这个“阁楼上的疯女人”狂暴且兽性，而简和罗彻斯特的爱情合法性正是通过对这个女人的否定和他者化建立起来的。

5-6. 《使女的故事》《证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首先是女性失去工作、被逐出有偿劳动市场；然后是女性不被允许拥有财产，其银行账户必须由男性亲属代为管理；再之后是女性被圈禁“保护”起来，受到严格的规训；最后女性成为行走的子宫和繁衍的工具。女性既要服务于男性的欲望，又不能在服装和举止上“勾引”男性的欲望。女人们也会联合起来欺压其他女人，虽然同为弱势群体，但“拥有任何一丁点权力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当我们以为阿特伍德在写科幻的时候，阿特伍德却说，不，我写的是历史，我写的这些都在历史上发生过。直到后来我读完了《使女的故事》和它的续作《证言》，又去读了书单下面的《凯列班与女巫》，我意识到小说写的确实是历史。

7. 《女孩之城》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最后两本小说比较轻松，都是关于女性的成长。《女孩之城》是关于一个酷女孩结交了一群酷女士们，并且自己也成长为酷女士的故事。桀骜不驯的薇薇安来到了五光十色的欲望之城纽约，在鱼龙混杂的小剧场跟着明艳动人的舞女姐姐们恣肆探索欲望，在追求身体愉悦和解放中迷失自我。在闯下大祸、经历打击后，她开始反思和成长，逐渐通过缝纫和服装设计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找到自信和人生的意义，她的身边也逐渐围拢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到暮年她回顾自己始终在反叛传统、创意表达和爱着亲密的朋友的人生，充满活泼张扬的女性生命力。

8. 《蝲蛄吟唱的地方》迪莉娅·欧文斯

有灵气的女性生命轨迹之书。“湿地女孩”基娅出生成长于湿地贫困破落的棚屋区，她的家人从她还是儿童时就陆续离她而去，留下她独自在这片自然中求生。她的生命与湿地连结，她从自然获得力量，自然养育了她，教导了她，保护了她。她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和“社会化”，只是依凭着自然，自我摸索并建构其主体性，因而她的行为和思维有时在“常人”眼中显得古怪，但这也表现了没有受到过社会规训的女性可以活得多么美丽。一些人带着善意或恶意走进她的生命，给她带来欢乐和痛苦，但她始终与湿地连系在一起，自然就是她生命的底色和依靠。

二、非虚构·社会纪实：看不见的女性

女性的身体是特殊、是异常、是变量，是在研究和规划中不被考虑或被刻意剔除的对象；女性的才华和成就是偷来的、借来的、幸运得到的、意外达成的，它们要么被无视、被缩小、被贬低，要么被移植到了男性身上；女性的劳动是琐碎无聊、是微不足道、是不值一提，洗衣做饭，缝补清洁，生儿育女，照顾老幼，这些都拿不上台面，尽管每个人的生活得以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这些劳动；就连女性的痛苦和受害都要被隐形或污名，因为那是耻辱，是光辉宏大叙事中的突兀句子，是雄壮合唱中的不和谐音。女性是人类的一半。但被看见的、被听到的、被接受的、被认可的、被尊重的、被考虑到的女性，有多少？

9. 《看不见的女性》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人被默认为男性，人的身体被默认为男性身体，女性和女性身体不是缺席就是被视为异常和例外。本书关注全球性别数据缺口，指出女性数据在日常生活、语言文化、城市规划、公共事务、职场权益、算法技术、产品设计、医疗卫生、灾害治理等各个领域的缺失。这些数据缺口，小则造成女性日常生活不便，大则导致女性因发展机会不足而贫穷，因医学诊断失误、药物效果不佳而危及健康和生命，因安全缺乏保障而受伤乃至死亡。造成这些数据缺口的深层原因不是生理性别的本质差异，而是社会性别使忽视女性成为理所当然。

10. 《战争中没有女性》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有超过一百万名女性参战，她们中的一些成为狙击手、坦克手、冲锋枪手、飞行员，在前线对抗敌人；另一些成为医护、厨娘、洗衣妇、理发员、机械员、拖拉机手，支撑军队的后勤。战争史总是男性视角的，关于战略谋划、进攻撤退，关于宏大历史和事件，关于经过无菌处理的英雄主义与正当性。女性视角的战争，“伴随气味、伴随色彩、伴随围观生活世界”。女性并没有缺席战争，只是她们的战争往往不为人知。更有甚者，当那些和男性一样曾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的女性离开战场、回归生活，她们会被猜疑、被造谣，被污名为军队中的欲望发泄对象。因此，是时候讲述女性的战争史了，让女性以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经历。

11. 《让火箭起飞的女孩》娜塔莉亚·霍尔特

也是时候讲述女性的航天技术史了。本书写了《看不见的女性》中提到的一个“冷知识”，即在电脑被发明出来前，女性就是最初的“计算机”，为军队从事复杂的运算工作。最早的一批电脑程序员也是女性。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一群优秀的女性组成了出色的计算和程序员团队，为当时的火箭研发和太空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进入职场女性数量少、就业选择也少的年代，这群突破就业天花板的女性不仅奉献出高质量的专业劳动，还面临着与生育相关的重重困难。因此女性的航天技术史不但关乎研发、实验、探索和突破，还关乎最琐碎但不可或缺的生活日常，包括孕期的不适、育儿的压力和家务的繁琐。

12.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乔安娜·拉斯

“她没有写。她写了，可是她不该写。她写了，可她写的啥呀！她写了，可她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这不是真正严肃的作品，不是真正的艺术。她写了，可是她就写了这么一部作品。她写了，但作品只是因为某个勉强服人的原因才显得有趣/被选入正典。她写了，但她只有很少的存在感。”作者盘点了古今往来各式各样针对女性写作的话术和策略，证明女性写作如何被抑止、有意忽略、否定和贬损。女性写作不易，希望我们都可以自觉地阅读更多女性的作品。

13.《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14.《开场：女性学者访谈》新京报书评周刊

我把这两本访谈合集放在一起推荐了。前者关注外国女性作家，后者主要集中在人文领域的本土女性学者。阅读这两批女性的分享给我的最大启发是：一，自主性是如此重要。这些女性们都有很强的自主性，对生活、对创作的自主，她们善于自我审视和反思，自觉地学习、探索和创作。第二，女性困境当然存在，但不是非要把女性困境套用在每位女性的人生历程中，否则就陷入了以共性埋没个性的陷阱。第三，不要放弃追求知识。即使人生路上的某些阶段需要我们中断对知识的追求，但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追求知识的路上。

15. 《盐镇》易小荷

“贫困始终是古镇女性必须时刻抗争的敌人，而伴随贫困的是见识的狭窄和环境的逼仄，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次生灾害——来自家庭男性成员的欺压和剥削。这是一个男性相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地方，婚姻和贫困成为套在女性脖子上的双重绞索。” 本书关于川南仙市古镇的女性们。她们中的一些人在面对贫穷和暴力的苦难下，顽强挣扎，直至部分重掌了自己的人生；一些人则兜兜转转找不到出路，只能回到原点。但无论如何，这些古镇基层女性在有限条件下的坚韧和生命力值得被记录。

16. 《女性的力量：刚果女性生存报告》德尼·穆奎格

书单里唯一由男性写作的书。作者是一位刚果的妇科医生，他创办了一所专门收治在战争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的医院，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在书中，他不仅赞颂那些重生的女性幸存者的坚韧，还从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讨论和呼吁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地位。“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病人疗伤，我们需要参与一场文化斗争，一场反对偏见、偏执和排斥的斗争。我们需要教育全社会、鼓励社会变革，让性暴力幸存者觉得她们还有机会。”同时他也积极推动对男性的教育，因为女性的权利争取需要的是全人类而不仅是一半的人类参与。

三、非虚构·学术研究及文论：女性的形象、身份和权利

女性的生理特征经常是男性遐想、崇拜、忌惮和污名的对象。从古至今，女性的形象不断被男性被描摹和表现。这些女性的形象与其说是关乎女性本身，不如说是映照男性的欲望和想象的镜，是承载着男性忧虑和畏惧的象征和符号。女性的身份也常常以男性为主轴，女性被定义为男性的母亲、妻子、女儿、情人，是为了服务、辅助和取悦他们的存在。女性的全面失权不是自然选择或是文化民俗的结果，而是政治性；女性的失权使之被作为可掠夺和剥削的资源，服务于经济和权力。

17. 《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米尼克•希珀

本书从神话故事、古代文化和民俗的角度谈论女性独特的生理特征在早期社会如何被男性既敬又畏。女性的乳房、月经和生育能力时而被仰为力量和生命之源，时而被污名为危险和邪恶。对女性生理特征的贬低为证明为是把女性驱逐出公共空间和剥夺其权利的手段。阅读本书会使我们女性更加喜爱自己的身体和那些独特生理特征，它们并非不雅和不净，它们是力量和生命。

18.《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猎巫不是什么中世纪的怪力乱神，而是自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服务的、遵循资本主义工作规训的、针对女性身体及其劳动力的控制，猎巫的本质是政治性而非简单的文化性的。“妇女的身体、劳动、性权力和生殖权力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被转化为经济资源。”“女性的身体变成了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的工具，被当作天然的繁殖机器。” 本书梳理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通过圈地把公有土地变为私有、把农民变为依赖工资的、受剥削的工人；二、通过俘虏和绑架把非洲和北美原住民变为奴隶；三、对于欧洲女性，尤其是中产女性，把她们驱逐出有偿劳动市场，被她们定义为母亲、女儿、妻子或寡妇，使之成为男性的附属，只能留在家庭并从事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四、对于殖民地中的女性进行剥削和奴役——既然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资本家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资源，那么拒绝生育也能成为反剥削、反殖民的武器，因此，那些被奴役的妇女奋力地通过避免怀孕而进行反抗。

19. 《超越身体的边界》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关于女性身体讨论的讲座和文集，延续了《凯列班与女巫》的讨论，强调女性的生育权（自主决定是否成为母亲的权利）被资本主义掌控且受阶级和种族因素影响。也讨论了再生产危机，女性如何可以利用对身体的掌控反抗压迫，性工作者以及代孕母亲。

20.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上野千鹤子

本书既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各个时期的关系，又讨论了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本书的讨论重心在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工人劳动的剥削，但这里的工人主要指欧洲白人男性工人，劳动主要指在有偿劳动市场中的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问：那么家务劳动算什么？家务劳动一直以爱和母性之名来榨取女性的劳动价值。男性工人能够正常从事生产活动离不开其女性家庭成员在背后的家务劳动支持，但女性并没有被支付相应的报酬，她们的劳动付出也没有被认可。即使不被绑定于私人领域的再生产劳动，女性在进入劳动市场并获得公平报酬上也有着不少限制和阻力。另一方面，女性的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经常不由她们自己掌控。我觉得读完《凯列班与女巫》再读这本会比较好懂些，两本书的结合会让我们更加理解女性身体、女性有偿及无偿劳动背后的政治性。

21.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

本书理论浓度不高，主要以日本社会的事例来指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厌女症，比较容易理解和共鸣。男性通过将女性他者化/客体化来建构自身性主体地位，男性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使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形成男性集团，同时把女性及女性化的男性排除在外。而女性的自我厌恶相对隐蔽，女性会通过两种策略把自己从被厌恶的女性群体中摘出去，使自己成为例外，一是成为男性化的女性，二是成为“去女性化”的女性。阅读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让我们日常意识到并反思他人与自己的厌女症。因为女性主义者不是没有厌女症的人，而是“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决意与之斗争的人。”

22. 《为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及道德问题的批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生活在18世纪的玛丽有许多时代的、认知的局限：她在其大部分讨论中都预设了女性的身体素质不如男，承认男性确实天生应承担更多责任；在欧洲中产阶级女性都被赶回家庭的时代，她也深信女性的天职即是作为男性的贤内助，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她有明显的阶级偏见，推崇中产阶级，认为贵族皆追求享乐放纵，底层多有堕落之人；她还处在向男性献媚求权的状态，试图以“若女性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势必更好地辅助男性成功“这样的理由来向男性求取权力。但是，在我说了这么多玛丽的局限后，我想强调她以其所能达到的认知，努力地为女性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指出女性不应满足于成为取悦男性的花瓶（同时她也强调女性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女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获得地位的途径，所以这不是女性的错），强调女性应该追求知识和智能，应该努力成为拥有美德和修养的人，还拒绝柔弱的审美，认为女性应该增强体质，保持健康。她的部分观点直至三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适用，因此，玛丽是犀利的、洞察的，是一位充满勇气和智慧的、可敬的女性。

23.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高彦颐

阅读本书可以让我们避免从简单的二元对立论来理解缠足。缠足发生在女性的身体上，却经常出现在男性社会、文化、政治的话语之中。中国古代男性精英的“金莲崇拜”使女性的小脚成为赏玩、想象、意淫的对象，是文人雅士的风月谈资；而当国家民族陷入危难之际，女性的小脚又变成了耻辱和拖累，说是这些女性毫无生产力，才使男性受累、国家积弱。于是放足成了解放和进步的象征，女子的脚被放到公众面前展览和审视，以视觉性和表演性来得到宣传的目的。而事实上，从缠到放于女性身体而言是一个漫长持续且痛苦的过程，“身体不是一块黏土，或者某种虽然失去但又可被光复的对象”。

24. 《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珍妮斯•A. 拉德威

最后放本轻松点的书。无论你是耽美还是言情读者，都能从本书中找到一些共鸣。本书作者讨论了美国商业化浪漫小说产生并流行的背景，通过对女性读者群体的访谈和观察来讨论女性阅读浪漫小说的原因、浪漫小说于她们的作用与意义，指出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于女性而言是对传统社会角色带来的压力的逃避，情感补偿与精神复原，也是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柔和探索。她特别提到了女性对悦己的愧疚感以及愧疚感产生的原因——女性作为家庭服务者的传统社会分工，同时也指出了浪漫小说的抗争性不足。

🦋3.8推书∶上野千鹤子《厌女》

🌸“我们站在上帝脚边，彼此平等”。

⭐️请归还，弱者本来地位，我们要得到弱者姿态该得到的尊重。也请诸位，有点自信有点自尊，物化一切者，势必难逃被物化。

……

①女性是一种处境

女性主义针对的问题不是女性专属，它是一种顽疾，只不过被伤害最重的是女性般的存在罢了。但挖掘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不是受害人自救，而是全民能从蒙昧、鄙陋里睁眼。

甚至说，比起男人对女人的厌女，我更害怕的是女性厌女而不自知。

书中提到的男作者吉行是一位“女性楷模树立者”，或者坦白讲，他是位只能用下半身卖弄能力的“性豪”，他流连花丛，又洋洋洒洒写着他身下女人的粘腻、乞求、放荡、随意，并题名为——女性。

但最痛心疾首的是，他有一批热衷的女读者。她们像烤笼里转圈的鹅鸟，拽着脖子，脸红身软。奥本嘲笑吉行的女性读者增多的现象，“那情形仿佛小鸟停在猎枪上”。

实际上，看这种小说的女性读者也是厌女。然最可悲的并非“厌”，而是我们广大受害同类并不知情，甚至洋洋自得助纣为虐。

厌女本质是厌弱，只不过女性这个群体相比世界上唯二的另一个群体男性“弱”，所以遭到厌恶。在这个二元对立观点下，非强即弱。类似的，若以年龄或身强体壮为对立标准，厌童厌老就是其中他者化的罪恶思想产物。所以，女性是一种处境。一种通过“他者化”被定义的莫大恶意。

父权制也好，男权制也好 ，甚至最早时期母系氏族也好，都是提倡“强”者统治。所有不被允许的群体就是弱者，相对应的，一部分女性为了自保 ，势必会跻身“男权”统治队伍，同样接受“仰视”。非要说女性主义太牵强，勉为其难只能算进化了一半的女性主义。于是，现实里所缺失的，活跃在了小说界。如今很多所谓的大女主小说，不过是将“强”的权利和标准赋予了女性，再将性别对立另一半“男”置换为原先女弱的地位。他们依附女主，为女主争风吃醋，为女主伏低做小…… 可这不过是暴政取代另一种暴政。有何意义？ 

灵魂本我是非常敏感的，她知道危机，知道哪里不对劲，但模模糊糊没有真的冲破雾障。于是自鸣得意的放纵、沉沦，听不到牢笼外的呼喊。

这种无意义置换，或者想象算什么呢？世界仍然畸形，仍然强烈不平等。一个树立性别对立的人群站在高处仍旧对另一个性别的人蔑视、压制、讥讽。永不停歇。

厌女也好，厌童厌老也罢。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该厌，无论男对女，还是女对男。老对少，少对小……相比较大男子主义，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要成为什么大女子主义。

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平等审视两性别 。

真正平等下，不该有强弱之分的二元对立，更不存在以强为唯一标准，将弱打到地狱，以此永远刻板的让另一方跪伏。

②可怜的男人

“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不，我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

其实，让他们发生反应的，不是短裙，也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如若不然，是不可能把所有女人都纳入“女人”的范畴之中的。

这种通过换喻关系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便是物化。

相对应的，有名气有权利有财富的男人可以靠一个电话吸引来女性，这是将自己物化为名权钱，对女性而言被吸引的不是他本人，是他所代表的符号， 这个符号放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也可以吸引她去。

物化他人者，终究难逃被物化。

那什么是他者化呢？举个例子，如何描述“男人气”，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得以定义的，即男人气=不是/不像女人。

在古希腊，性爱的最高等级是对少年的爱，而不是成年男人之间的性爱。因为性爱里唯一需要明确的就是性的主体地位。而如果成为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方，这会成为男人最恐惧的，也就是“被女性化”，让他们性的主体地位失落，会让他们可怜的自尊不复存在。

相对应的，在战后公开轮奸，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而男人间的团结和欣赏，就是建立在对女性歧视和排除上实现的。

所以，那些隐藏恶意，暗戳戳让女人去读吉行的男人们，不过是想大量产出便利于自己的女人。

实际上，你读了吉行，也永远不可能懂女人，你只能懂得男人贫瘠可怜的性幻想——“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有时满腹恶意就是如此了。

也有如永井的，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同情、对她们不幸身世的共情。但这只能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是的，他们以舔舐女人痛苦为自我感动的蜜酱香饼。这是逢场作戏，是上位者何不食肉糜的施舍。当强弱二元对立时，就从未有过真正的感同身受了。

当然，哪怕大男子主义的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但真相就是——自卑的先行者是男人。因为他们对女人的征讨、打压、物化、客体化、同情……就是一种游荡天地下的强烈不安，而后穷极所有可怜抱团取暖的返畜行为。

树木从未夸耀自己的高大，但泛滥的矮子只会疯狂搭梯毁木。建立在打击他人基础上的高超，终究会土崩瓦解。

③时代的自卑，人类的阴暗

厌女者众 ，恰恰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不自信。基于人欺软怕硬的劣性本能，太多自鸣得意的教育者，用他们自我感动的求爱法教导出和自己一样乞怜依附的类人类。让自卑自怜的劣性代代相传。他们眼里只有对强的迷恋，受着自愿推出的强的洗脑甘愿伏下，代代如此，代代相传。

好一场人类欺软怕硬的劣根大戏！

为了被“强”分一勺残羹，猛烈乞讨“强者”，回头唾弃“弱”者  。但强弱本身的无标准甚至瞬间的置换，又让他们恼羞成怒。他们忙碌的贴上各自的评判，又鸟兽散去，在暗处释放阴暗，其中罪恶，显而得见。

而身在强中者，又会耻于与弱者有平等地位、感情、权利、金钱  。时时认为自己地位受到了挑战。为了守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自尊，就要踢出或者抹掉威胁了。自古以来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极度不自信的社会，极度强调强弱等级高低，结果就是厌的力量越发强大。重压之下的千八百年来，一定会激发戴着各帽的选手殊死搏斗，全然忘记缺失的本质是什么——执着用暴力置换的终会成为暴力符号。而实质的问题永远溃烂繁殖下去。

自卑家族们争先为“强国”生孩子，教出一窝又一窝自卑的孩子  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最绝望的死法。

救赎“厌女”思想，在拯救一个卑劣的时代，在重新赋予一切生命平等选择做事、做人的机会。

④打破强弱唯一标准和体系

“我们站在上帝脚边，彼此平等”。尊重是一种超然的博爱，是一种坦然的自信，是不需要打压他人就立于高处的豁然。被“强”霸凌时，我们要明确的，并非模仿“霸凌者”。而是明白本我真正形态，顺应女性最该有的形态。是要他们归还女性弱者形态 ，让女性以弱者形态舒展在阳光下 ，让女性以弱者姿态获得弱者该得到的尊重和地位。

这才是女性主义的要求  。也是真正阻止世界强对弱的深刻剥削，打破一切厌文化——厌女，厌童，厌老，厌己的杀手锏。

厌是一盏阴恻恻的大灯。厌恶什么，厌这面镜子就将投射什么——你厌弱，你用强烈的厌防自己成为弱小，提防可能露出的不强。但，明与暗，强与弱，从未有强烈界限。它们互为相反数，甚至本就一体，而你的刻意，反倒映照出你深刻的惴惴不安。

厌蠢者将厌自己之愚，厌童者终将厌弱己

厌女者定被女性客化。

人无法逃脱自己偏见下的审判。

男人通过男凝和性幻想来证明自己的控制力和权威，女人正在通过自我塑造和女权意识进行反抗，男人不愿意承认现实中的女人，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意识上的失败，于是在恐慌中又奔向幻想中的女人。

两性在父权社会天生的不对等就注定了过程和结果的不同。既得利益者和弱势群体怎么会相同？

当然，女作者笔下的男主角是作者对男性的幻想，男作者笔下的女主角也是作者对女性的幻想。屏障永远无法被打破，因为存在屏障而产生的偏见只能通过尊重、谦逊和平等的沟通消弭。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觉得他们在思考，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偏见。

人永远想象不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世界。你认可的观点都是潜意识被认定的。你喜欢的人是你想成为的幻想体。世界本身只有你，你幻想了一切，这一切又回归你 

这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世界是你，你即中心。抛掉高高在上，去旁观整个世界运行，去窥见屏障后的真实。

⑤女人的胜利

彼女一旦境遇得变，不再以身为贱，便一变而为不可教之懒妇也，若非懒妇，则成不可御之悍妇也。（永井，1971:104）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则怨”异曲同工。

雌竞寻求异性认同，把裁判权交给男性，雄竞寻求同性认同，由男性裁定雄性强弱。总而不论雌竞或雄竞，都是男性话语权的游戏，不如停止雌竞，收回不平等的话语权分布。

追求平等，再次成为一个不朽的命题。

现如今，男人从现实世界里的女人那里逃离，转去向虚拟空间里的女人“萌情”。今昔无异也。但此种不切实际的逃遁，恰恰反应了男性的卑懦，甚至可以说，是对自我的逃离。

很多生下来就被定义为“强”的男性，终其一生都在模仿、追逐贴合刻板印象“男子汉”形象，必须忽视与淡化自己的痛感和情感，去扮演一个看起来强大的角色。

所以，去“厌女”化，追求一种平权，本身对无知可悲的男性也是一种解放。

在这之下，女性又如何自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我们都知道如何向好，哪怕无人指导，凭着本能也能过好一生。

所以我们不缺老师，只是缺少力量和勇气上路。

但我们的确困难重重。“由于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

超越厌女症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女人的路径，一条是男人的路径。

对于女人，女性主义是与自我和解之途。

对于男人，和女人一样，那应该是与“自我厌恶”的斗争。男人基于时刻保持主体化强者地位，势必要锤炼身体、损伤身体，但显然他们已将自己身体彻底地他者化了。他们被迫要显示，自己是身体的主人，即主体=自我。

毕竟与精神相比，身体处于劣位，所以，性欲，这身体的欲望，便被视为“肮脏”，而那种欲望又只能通过更劣等的女人才能被满足，男人对身体的诅咒，当然只会越来越深。

不过，为男人指出道路的任务，已经不该由女人来承担了。

  ……

  写到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并非女性主义本身，而是要认清女性般的困境。并时刻警惕男性基于自我向女性发出的“同情”“爱慕”“示好”等“邀请”，只有看清这些谎言真相，才永远不会失去女性的愤怒。倘若有一天爆发革命，我们尽力做一个不给先驱们拖后腿的从众，就是很大的胜利。

——《紫颜色》书评

“他有时候还盯着耐蒂看，可我总是挡住他的亮。”

“我们的新妈妈病了的时候，我求他找我，不要找耐蒂。”

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会看到这样一个沉重混沌却又充满野性力量的故事。

她叫西丽，一个有很多姐妹的黑人少女。这是西丽的故事，一无所有的小女孩从穿着脏兮兮的裙子到自己设计的裤子的故事。

故事刚开始的时候，西丽想保护她的母亲，她不断生育、缠绵病榻的母亲。她保护不了母亲，她不能成为母亲的母亲，因为她的父亲并没有乖乖待在父亲的角色里，他只是像一个兽类，腐蚀一切。西丽还有个天真美丽得像羊羔一样的妹妹耐蒂，她一直试图保护耐蒂，她试图让妹妹嫁给某某先生，以逃离她们的父亲。

父亲有时是一种虚构，他们仅仅在生育中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却要把自己的存在等同于神，他们虚设了父爱和权力，他们缺席于儿女的生命，却妄图掌控整个家庭，整个世界。

西丽没能帮上妹妹，她们的父亲让西丽嫁给了某某先生。这是一场乏味又痛苦的婚姻，这甚至不像婚姻，西丽和她的丈夫之间更像是不需要付薪酬的终生雇佣关系，西丽不得不照顾一大堆孩子，无穷无尽的浆洗、缝补、做饭，她灰扑扑地挣扎着活下去。

而妹妹逃离了那个黑暗的家，她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再没写过信给西丽，也许她早已死了，死在逃跑的路上。

死亡是争取自由的代价，是女人千百年来踏过的血路。她们不顺从，所以她们只能死去。

西丽仍然活着，活在那桩折磨人的婚姻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她有无法被剥夺的力量。尽管她习惯了忍耐，但她明白一个女人原本应该怎样生活，她明白作为人应该得到什么。

书里充斥着很多暴力，剥夺，犯罪，西丽用平淡的语气讲述家暴，性/侵，生育等一系列事件，这一切反复在她生命中上演，她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然而，一旦有可能，她就会向女性伸出手。尽管她曾经因为嫉妒儿媳索菲亚的自由，教唆自己的继子哈波殴打索菲亚，但在发现索菲亚其实和自己站在同一边以后，她们很快坐在了一起哈哈大笑。

西丽人生的转折发生在她与莎格相遇的那天。莎格是一个游走四方的歌手，是某某先生的旧情人。当莎格回到小镇演出的时候，她突然病了，住进了某某先生的家里，而西丽则负责照顾她。

西丽惊叹于她的美丽，她像温柔忍耐的狮子照顾幼兽一样照料着莎格，可是似乎有什么悄然改变。

“我觉得好像有东西在推着我向前去。要是我一不留神，我会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指含在嘴里。”

她迷恋自由而又性感的莎格，坚持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的莎格，在小酒馆里闪闪发光的莎格，尽管她还不敢承认。

在世俗的故事里，她本该因为丈夫而对莎格心生嫉妒，她本该拒绝莎格进入她的家。可是她没有，也许女人本来不该相互嫉妒，假如不是婚姻和童话分裂了女人们。

也许女人们本该站在一起，找到她们灵魂中蕴藏的力量，构建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这世界的规则分离到一个个家庭里，被限制在男人身边，埋没在无尽的家务里。

西丽逐渐找回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自妹妹耐蒂失踪后，她再次明白爱别人是怎样的心情。她为了莎格神伤，她因此沮丧，吃醋，低落。

莎格还没看向她，但为她写了歌，以西丽的名字命名的歌。创作是另一种留下姓名的方式，创作是找回自己的话语的方式。

有很多暴力在持续地发生，世界似乎并没有变好。西丽的儿媳索菲亚因为揍了白人市长而入狱，索菲亚的情敌玛丽为了救她不得不性/贿赂警长。白人依旧在压迫黑人，男人一如既往地剥削女人，肤色和性别似乎是合理化这一切的天然理由。

可是你知道事情不该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是人为构建的不公平的规则，而我们不该按他们的规则去进行这场游戏。

后来，莎格带走了西丽，她们一起生活，西丽继续唱她的歌，去不同的城市开演唱会，而西丽则开始尝试做裤子，那些不同颜色和尺寸的裤子。

服装会改变人的生活，有人说，假如女人穿得和男人一样，也许她们会有更广阔的天地。也许她们会更有活力，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掌控，也会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服饰妆容之外的东西，更有趣的东西。

西丽不停地缝着，尝试着不同的花样和布料。她给认识的人们都做了裤子，很快，那些不认识她的人也开始订购她的裤子。她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找到了不靠别人也能活下去的方式。

尽管女人总被教育有更容易的路，但实际上，能养活自己的路尽管艰难，但是非常重要。人必须找到自己立足在世界上的方式。

再后来，西丽的妹妹耐蒂回了家，她没死，她只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跟随一对传教士夫妇去了非洲，她长得又结实又聪明，很好地养育着西丽的孩子。那是西丽被迫生下的孩子，曾被她的父亲送走之后被传教士夫妇领养的孩子。

在遥远的黑色大陆，耐蒂努力地抗争着，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和帮助当地的孩子，试图帮她们摒弃迫害女人的习俗，帮助她们成为自己。也许这持续数年的努力最终只是徒劳，也许改变发生得沉重而缓慢，但她一直没放弃。

女人们会不断重逢，她们会走到不同的角落里去过自己的人生，可她们总会回家。她们会带回希望和经验，会回来保护那些年幼的妹妹和孩子们。

西丽说，“我爱莎格是因为她饱经风霜。”

而我爱西丽，是因为她生机勃勃，有着旺盛的生命里，也因为她一直挣扎着要活下去，尽管生命有时候盛满痛苦，但她有勇气朝前走去，无论将来是更广阔还是更狭窄，她都不畏惧改变。无论她处于怎样的境地，只要有一点可能，她就会朝周围的女人伸出手，和她们连接到一起，分享她们的痛楚，找到她们的出路。

耐蒂是成功逃走了的西丽，而西丽是看似留在原地但一直抗争着的耐蒂。这对亲姐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境遇里，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个男权社会说“不”。西丽、耐蒂、莎格、索菲亚、玛丽，她们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出小小的改变，她们最终会走到同一条路上。这条路上没有男人，在这条路上，女人会找回她们生来就该拥有的一切。

而走在这路上的我们，无论眼下看起来有多无助，回声有多空荡，但往前走，我们总有一天会殊途同归。

我爱饱经风霜的西丽，我爱每一个像西丽一样，尖锐地扎进这男权社会里的女人。我们会反抗一切显而易见的不公，我们会重塑游戏规则。

直到女人可以选择穿任何颜色的衣服为止。

焚稿者：女性写作的幻想与真实

——关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

导言

在程高本《红楼梦》的第九十七回，高鹗以“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九个字概括了黛玉之死。时至今日，这个结局在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中仍然饱受争议。例如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就曾经在她的演讲中表达过对于这一结局的看法，她认为黛玉来到世间是为了酬愿，泪已还尽了，她绝不会带着哀怨与遗憾离开这个世界，而应该带着一份觉悟与解脱。凭借小说的前八十回以及判词中留下的线索，后世的红学研究者们也为黛玉之死推测出无数种不同的结局。但是尽管高鹗的续写如此不尽如人意，“黛玉焚稿”这一情节仍然作为一种决绝的浪漫主义的符号与林黛玉本身高度捆绑，似乎在许多读者和观众的眼中，黛玉在临终之前“焚稿”几乎是一种必然，因为这一情节完美地符合了世人对于一个诗人，尤其是一个闺阁中的女性诗人的想象。

实际上，关于“焚稿”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文学史中也有其他的案例。例如卡夫卡在遗嘱中告诉自己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要在自己死后把他所有的手稿付之一炬，但是布洛德显然并没有遵从他的意愿，反而成为了卡夫卡手稿与遗著积极的整理者与出版人。这份“被背叛的遗嘱”被西方文学界视作是一次伟大的、善意的背叛。而在俄国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作者布尔加科夫更是借魔鬼沃兰德之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文学宣言：“手稿是烧不掉的。”

卡夫卡与布尔加科夫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焚稿者”的意愿，前者可能是出于对自身创作的怀疑，担心作品会被曲解，而后者则是出于对文化审查以及作品不为世人所容的隐忧。然而，“黛玉焚稿”似乎不属于这两种之中的任何一种。高鹗给出一个被世人认为曲解了林黛玉个人意愿的理由——断痴情。因为根据小说前八十回所搭建的人物框架以及情节线索，“焚稿断痴情”未必就符合曹雪芹为林黛玉织就的命运。尽管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充满了为情而生又为情而死的女性形象，但是林黛玉在书中体现出的强大的才思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刻理解，都让许多读者坚信，她仍然有机会跳出古代“才子佳人”话本中给定的命运，因为甚至连曹雪芹本人都在书中借贾母之口给了这些话本故事以批判。

然而，在学者高彦颐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中，我们却看到了“黛玉焚稿”的另一种可能性。实际上，这本书中仅有一次提到了《红楼梦》，而涉及的场景也并非黛玉之死，而是黛玉葬花。但是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熟知《红楼梦》情节的中国读者，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将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串联起来。于是我们会发现，对于作为个体的林黛玉而言，“焚稿”可能是续写者基于传统的女性叙事的浪漫想象，而在更广阔的中国古代女性创作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作为群体的“林黛玉们”而言，“焚稿”则成为了一种必然。

一、李清照——漫长的“焚稿”

高彦颐的《闺塾师》专注于明末清初的女性写作者们，因此并没有给予生活在两宋之间的李清照以太多笔墨。然而，通过对李清照创作经历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明清之际《闺塾师》中提到的诸多女性创作者的命运，早已在历史对于李清照形象缓慢的接受与修改中初露端倪。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他的作品《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写道，“李清照始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偌大的例外。在同时代文人中，或正如众人所言，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她是唯一的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的女作家。”她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最优秀的女诗人这一点也许存在争议，“但她的名声至少在中国是其他任何女作家所难以俦匹的。”在文学史上的盛名意味着，比起其他的女性创作者，无论是史料还是文学作品的保存，李清照都有着更大的优势。而在主流文学的评价中，李清照作为女性创作者的接受度也是最高的。但尽管如此，李清照仍然遭受了一场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漫长的“焚稿”。

艾朗诺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李清照私人生活在历史中广泛的争议，这一争议的核心就是她在第一任丈夫赵明诚去世之后的改嫁以及她那场著名的离婚官司。在李清照创作的早期，才女之名对于她而言并不能算作是负累。父亲李格非为她提供了绝佳的文学教育资源，也让她的创作可以被更多同期的优秀诗人阅读和品鉴。例如李格非的好友晁补之就曾夸赞过李清照的文采。而在进入婚姻之后，赵明诚也对妻子的才华表现了高度的赞誉与敬慕。艾朗诺在书中引用了文人周煇的笔记：

“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1128—1129），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互动被认为是文人夫妻婚姻和睦的典范，以至于百年之后纳兰容若还在自己的词中引用了“赌书消得泼茶香”的典故。然而，比起旁人与丈夫认同更重要的是，李清照在文学创作中显示出了高度的主体性与自觉性。与其他在闺阁中写诗甚至羞于外露的女性创作者相比，李清照对自己的创作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她在诗中写，“学语三十年，缄口不求知。谁遣好奇士，相逢说项斯？”李清照对于自身创作才华的深刻认知让她不再满足于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闺阁内的诗人”，她希望自己能以文闻名，在那个被认为不属于女性的领域里与其他的男性一较高低。

这种视文学为志业的使命感也赋予了李清照对待文学创作的严肃性，严肃意味着，李清照可以脱离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规训与身份要求，仅仅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和评论家去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创作。于是在《词论》中，李清照展现了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批评家的精确与客观，她不畏惧于批评任何一个当下或是过去的写作者，不会被他们庞大的影子与卓越的名声吓倒，从前朝的李煜、冯延巳，到本朝的柳永、张先、宋祁，乃至于文名与官声皆著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与苏轼，李清照的笔都从未退缩。在对人与对文学的敬畏之间，李清照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因此，她既不会虚张声势地为“词”这一文体扯一份体面的大旗来宣扬它的高贵，也不会因为世人“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而将“填词”视作是一份无关紧要的游戏。她对于“词”的专注让她比起其他同时代的创作者能更清晰准确地阐明“词”本身的特质，并从音律与内容等不同的角度对其他人的创作进行专业的点评。随着“词学”本身的发展，李清照的《词论》在当下的读者看来未必全然正确，那些被她批评的词人，几乎也都以其卓越的才华在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留下了光彩的一页。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李清照的《词论》成为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著作，因为它体现了李清照作为一个极具有自觉性的创作者对于文学体裁深度的探索与发掘。

而在文学创作的内容方面，李清照也没有将创作素材局限于闺阁内的女性情思，相反，无论是诗词中涉及的意象与典故还是作品本身的主题，都体现了李清照对于她当时被局限的女性身份的巨大超越。在她的作品中，既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豪迈，也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的独到的历史思考。在她后期的作品，例如《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以及《打马图经序》中，她更是展现了自己对于时局的敏锐洞察以及政治讽喻的恰当把握。

可以说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李清照都完全脱离了时代对女性的桎梏。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李清照，即使她在生前就已经以才学闻名于世，也仍然无法避免被“焚稿”的命运。

针对李清照的“焚稿”使用的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火”，而是通过道德审判与性别想象，对李清照的作品以及个人形象进行的一次大修改。艾朗诺在书提到了与李清照同时代的王灼与胡仔对于她的评价，由于李清照的才学在当时早已广受认同，因此二人在笔记中都不得不先承认易安的诗名。但是紧接着，评价就朝向了另一个与诗歌全然无关的方向。胡仔在评论的末尾提到李清照诉状离婚的轶事，并不怀好意地说起“传者无不笑之”这样的社会评论。王灼更是直接评价李清照“晚节流荡无归”。更有趣的是，王灼在对没有功名在身的柳永、身为女性的李清照以及名声卓著的欧阳修的评价中展现出了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他指责柳永‘浅近卑俗’，李清照‘无所羞畏’，却拒不承认欧阳修写有艳情词”。

宋代女子离婚原本并不触犯法律，宋真宗的第三任皇后刘娥就是再嫁。但即便如此，李清照的合法行为仍然被视为不节。在此基础上，更加引发争议的是李清照状告她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尽管她的诉讼非常合理，但以妻告夫也仍然让她面临两年的牢狱之灾。虽然李清照经由朋友的搭救最终仅被关押的九天，但她在写信求援时其实并不清楚自己最终会被怎样定罪。因此，李清照是在明知可能会被判罪两年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选择打这场官司。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对张汝舟的恶行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包括他如何觊觎自己的财产与藏品以及婚后对她的侵害与家暴，那场官司最终也以张汝舟被定罪而收尾。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场是非黑白都如此鲜明的斗争中，李清照仍然成为了“不道德”的一方。司马光、程颐、朱熹等名家都坚定地反对女性再嫁。而随着明清时期对于女性道德要求的进一步收紧，李清照的再嫁受到的道德批判就更加猛烈。但又由于李清照作品在文学史上绝对的重要性，这种莫须有的私德问题显然不足以将她的作品逐出文学史。于是，不能容忍才女改嫁的学者们就她的“再嫁事件”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辩论，企图通过推翻和抹去这个事件来让李清照在道德上显得清白无污。这场针对于李清照私人生活的争论竟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直到现在人们才广泛接受了李清照再嫁的基本的历史判断。这场争论的荒谬在于，李清照本人始终是她第二场婚姻精神、物质以及身体上的受害者，但是争论者们却专注于一些对史料的删改和涂抹去重塑一种合乎他们眼光的“道德”。

实际上，“再嫁事件”完全可以作为李清照强大的女性力量的显现。她对于这场错误的婚姻的及时觉醒以及面对潜在的牢狱之灾时的坚定与果决，都显现出她在乱世之中生存的魄力与胆识。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我们才更能理解李清照作品中呈现出的英雄主义的底色以及她从过往历史以及当下时局中习得并最终赋予其作品的深度与广度。

而对李清照作品的另一重“焚稿”则体现在读者与文学批评者对于她的性别想象之中。艾朗诺提到，在对于女性作者的作品分析中，人们往往会采用“自传式”的解读策略，即将李清照的诗词作品与史料中关于她的零星记载相互印证，将她的诗文当作她日常生活的另一种记录。这种阅读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对于李清照作品的解读空间。它意味着，李清照诗词中的意象、地点与事件都只能作为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它否定了李清照可能也作为历史与世界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为他人立言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创作中却是如此的普遍。另一方面，这种基于对李清照的性别想象也让对其作品的收集与整理变得更加困难，许多假借李清照之名而创作的作品仍然被在不同版本的合集中被收录。这些伪作的加入看似让李清照的文本变得更加丰盈，但这种收录与整理，本身就是后世的批评家与文学爱好者们基于自身对李清照的想象而进行的一次筛选与重塑。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筛选与排除中，究竟有多少李清照的真迹由于不符合读者的想象而被剔除，又有多少伪作因为符合这种想象而被收录。

通过这种筛选，李清照文学形象或许可以更加纤细、轻盈、清洁，符合公众对于一个女性柔弱的身体想象以及高尚的道德想象，而一个更加真实、鲜活、有着锐利棱角与强大生命力的李清照却悄然消失了。

二、吴山三妇与小青——《牡丹亭》的入口与出口

在了解了李清照的境遇之后，我们重新回到《闺塾师》关于明清时期才女的论述中，会发现对李清照的两种“焚稿”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着。在《闺塾师》全书中，除了柳如是，大多数的女性创作者都没能拥有像李清照一样卓著的才名。她们或许被大部分文学、历史、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与读者们所熟知，但却再没能像李清照一样进入文学经典的序列之中。我在这里探讨的重点并不是文学史的评价是否公正或是这些女性的作品到底孰优孰劣，而是想要关注这两段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创作成果与女性创作处境之间的悖论。

艾朗诺曾经在书中谈起过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在当时由男作家主导的文本世界中所遭遇的困境，她所在的年代“尚不存在女性文人团体，其创作的孤立情境更迫使这名女子对自己的离经叛道的想法加以掩饰。”

而到了高彦颐所讲述的明清时期，女性的文人团体却骤然增多，一时之间，在江南地区，来自于不同家族与群体的“才女”在闺阁内外相遇，她们共同交流、写作、出游，构建了一种崭新的女性文学群像。这种现象首先源于阅读在女性群体中的迅速普及。16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让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完成了货币化转型，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性别以及阶层的分野也因此松动。货币加速了人口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间的流动，破坏了原本基于血缘与地缘的社群关系，也让那些“民间自发性集团”，例如女性创作者间的联谊网络逐渐成型。

而另一方面，出版业的繁荣也让一个更加活跃的阅读生态成为可能。在万历年间，大规模的印刷开始出现。“坊刻”与“私刻”的盛行极大地降低了印刷成本与图书价格，这让阅读这件原本专属于士大夫和上流阶层的活动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除此之外，更频繁的社会流动也让公众对于多元的、实际的知识需求更加迫切，例如对游走于不同地区的商贩而言，各地的地理与文化知识的普及就尤为重要。这种对图书的新需求在江南地区打开了图书印刷的新的市场，并破除了由传统经学以及科举应试对印刷题材的垄断。也就是说，阅读不再仅仅服务于有科举意愿的士大夫。雕版印刷技术的流行以及书籍的商品化促成了一大批非精英读者的出现。而相应的，书籍也就因此出现了更多的功能，除了前面提到的实用性之外，娱乐性也成为公众阅读的重要需求。

过去，被要求为必读书目的经史子集远高于读书人，因此对于强功利性的科举考试而言，经史子集没有读者，只有学生。 而更广阔的印刷内容与图书市场的出现，让更多的读者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开始了阅读。书籍满足了他们的对知识的欲求，而非他们依靠费尽心力的苦思去满足书籍。经史子集的功能性指向科考与治世，指向一种抽象的自我实现或是一种更广阔的集体性的对于社会大同的期待。而私人化的、娱乐化的阅读则指向对于私人的阅读趣味的满足。一种以享受而非献祭的阅读开始慢慢普及开来。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牡丹亭》诞生了。

在当时的江南地区，《牡丹亭》成为了最受女性读者欢迎的书目之一。尽管已有更多的女性加入到阅读的团体中来，但是对于受教育较为有限的古代女性来说，这些女性读者大多仍然属于拥有大量财富与藏书的上流阶层。于是我们发现，同样作为官宦小姐的杜丽娘与她的读者在身份背景上惊人得相似。她们在经济水平、社会阶层以及日常的生活模式上高度相同，于是《牡丹亭》的情感叙事对于处于闺阁中、与杜丽娘一样同样出于情感闭锁中的女儿们来说提供了一种捷径式的想象，杜丽娘足不出户，在自家的园子里瞥见了春光，又在梦中经历了与柳梦梅的爱情，因爱而死。在整个过程中，除了最后死而复生的环节，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的发生几乎都没有离开这个园子，而杜柳二人也几乎没有实体性的交互。比起《西厢记》，普救寺作为地点的“实”、张生与崔莺莺在爱与情欲上的“实”都能与《牡丹亭》中的“虚”构成对比。《牡丹亭》更轻盈，本身就具有梦一样水浣柔纱的质地。而这种轻盈也意味着，人物并没有被刻意赋予更加具象的脸谱，任何一位待字闺中的少女都可以在春日里自家的庭院中进入杜丽娘的梦境，而杜柳之爱也成为了少女们最容易进入、最方便想象、最能够共情的情感模式。

在有了大量女性读者的基础上，女性的文学批评也随之诞生。高彦颐在书中写到了关于《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故事。在清朝康熙年间，文人吴仪一（号吴山）的未婚妻陈同在在少女时期迷上了《牡丹亭》，她不仅积极收录不同的版本，还精心为《牡丹亭》撰写了大量的批注。细腻的才思与情感让陈同为《牡丹亭》评论提供了全然不同于男性的文学批评。而陈同未嫁而早亡，她所留下的批注也被未婚夫吴山收藏。而后来，这本由陈同撰写的批注被吴山后来的发妻，另一位江南才女谈则读到，她惊喜地视这位已故的姐妹为知己，不仅可以几乎一字不落地背诵陈同的点评，还模仿陈同的思路与手法将这份点评续写下去，通过对文本的深入挖掘，与陈同展开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精神对话。而成婚三年之后，谈则却因为难产而亡故，直到十三年之后，吴山才娶了续弦钱宜。这位来自浙江古荡的姑娘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不通文墨，却在嫁入后短短三年时间里跟随吴山的宗妹李淑学习了《文选》、《唐诗品汇》等重要的文学书籍，进步神速。在偶然读到了陈同与谈则点评的《牡丹亭》之后，钱宜更是爱不释手，并进一步对两人的点评进行了第三次评点与整理。为了不让两位已故姐妹点评被埋没于故纸堆，钱宜决定典当自己的首饰自费出版这些文字，吴山与吴山的儿子也积极助力了出版与校对的工作。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女性神交最终促成了《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出版。

如果说《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之间的互助与宝贵的精神链接，那另一个以《牡丹亭》而闻名的女性故事将向我们展示女性间情感关系的另一面。小青，这位或许是《牡丹亭》的阅读史中最负盛名的一位读者，凭借“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一诗，小青的命运与杜丽娘的命运完成了读者与角色的互文。作为侍妾且不为正妻所容的小青被无能的丈夫送走，最终因病亡故。在没有鬼神介入的现实世界里，小青没能像杜丽娘一样遇到了痴情的柳梦梅，也没有遇到一份“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深情。

然而，小青的故事却在文人群体中广为传播，甚至衍生出不同的戏文话本。于是，在这个不断被重构的“小青”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对于女性的另一种“焚稿”。作为侍妾，为正妻所妒且被丈夫送走的小青，成为了一些士大夫文人自我投射的女性镜像，因为它全然符合屈原在《离骚》中塑造的因“众女”嫉“蛾眉”而被谣言中伤，为人所驱的香草美人形象。于是，小青的故事不得不成为了那些士大夫们投射自身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叙事容器。

对于女性经历的政治化意味着，一种基于男性视角看似更为宏大的叙事，遮蔽了女性自身境遇的悲苦。对于驱逐小青的妻子“妒妇”形象的不断深化，更是成为了男性规训妻子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另一方面，小青则被男性视为了“贞洁”的象征。在这种新型的对于“贞洁”的定义中，爱情话本以及其中的角色成为了男性满足浪漫想象的工具，即一个为自己一往情深的女子殉情而死。殉情因此成为了另一种殉节，不仅仅是为了名声与清白，更是为了情感上对于男性的从一而终。

情迷将女性智慧导向了以性缘为基础的浪漫叙事，私人性的情感生活再一次将女性隔绝在公共生活之外，哪怕她们是受教育且拥有才华与智识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抗争的悲剧也被迫成为了男性对于自身政治困境的投射，小青与杜丽娘之间的镜像关系，在展示了女性在现实中遭受的情感与伦理压迫之外，再一次沦为了一种具体的政治性“闺怨”。于是，小青成为了女性化的屈原，她的诗歌也成为了世俗化的“离骚”。在一场由构建新的政治隐喻为目的的故事改造中，小青被迫被分离为不同的变体，一方面，以小青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们的作品成为一部分男性反抗现有创作模式的旗帜，他们赞赏了女性创作中“性灵”的部分，并将其归因于女性与科举制度的脱离。另一方面，小青又成为男性在妻妾制度中将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矛盾转移成妻与妾的家庭矛盾的叙事焦点。最终，无论是作为创作者、妻妾制度的受害者还是爱情悲剧中被抛弃者的小青，都已经失去了自己最初的样貌。 

类似解读模式也可能被套用在对其他女性创作的作品解读中。例如李清照的许多诗作，无论诗人本身的情感如何，都会被强行与她对丈夫的思念挂钩。而在田晓菲的作品《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中也提到，这位作为一个未婚女性和女同性恋的古希腊女诗人在自己死后的八百年中如何被不断建构。一些学者试图给萨福强加一位丈夫，而另有一些学者则试图将萨福塑造成一个贞洁的女老师，喜剧家米南德甚至编纂出她为男性跳崖自杀的传说，而“系于奥维德名下的《列女尺牍》更是以萨福的口气把她对法翁的爱情描写的淋漓尽致”。这种想象甚至影响到了他们对萨福诗歌的解读，例如在关于《萨福致法翁》一诗的解读中，奥维德将萨福写成了一个弃妇，在他的笔下，这位拥有顶级文学天赋的女同性恋倾向被一个男人“治愈”了，甚至被“矫正到连写作的能力也同时丧失了”的程度。而萨福被法翁抛弃这一版本的故事，也被视为萨福“写诗”和“同性恋”的惩罚。“燃烧的萨福被冰冷的法翁‘熄灭’了。她的死成为一种象征：萨福，女同性恋者，曾经独立于‘人类的另一半’，她对男性世界的忽视终于得到了报应。”“萨福被描写为热情奔放不能自已的女子。最后投海而死：感情压倒了理智。”

在我看来，这种对于女性的情感与才思必须寄情于男性的想象极大地限制了对于女性作品的解读空间。就像对李清照诗文的解读一样，读者们总是希望将诗词看作女性创作者的生活纪实，他们不愿相信女性作品的隐喻性，不愿相信女作家们可以拥有多种看待、记录和表达自己的视角。而如果我们脱离这种刻板想象的限制或许就会理解，法翁不是具体的人，而是爱本身，是萨福满溢的爱的客体，只有为了这样极致的爱，萨福才能放下竖琴。因为当诗歌吟唱到极致，就只能是爱与美，是阿弗洛狄特一次具象的神迹。

遗憾的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以道德与情感为名的改写从未停止，女性创作者们始终活在这种对于私人情感生活窥伺的目光里，而这种窥伺又不断左右着后世对她们作品的解读、补充与筛选。于是从将思绪与情感付诸笔尖的那一日开始，女性的文学作品就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精神焚烧。但尽管如此，闺阁之内的女性创作仍然代表了一些受教育女性对于以男性为创作主体的古代社会文化的突围。无论是出于父亲、丈夫、商人或士大夫的何种家庭与社会目的，女性仍然在这样社会流动的空隙中找到了自我表达的出口，并将其发展成对于自身才华、见底、情感与勇气的有力证明。

TBC

比较长，所以还是分成两篇来发吧。

　　*推荐理由

  为什么教室的空调总让我们发抖？为什么止痛药对男性更有效？为什么同样的工具我们用着更加不方便？为什么开车时安全气囊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为什么女厕所经常大排长龙即使人并没有很多？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一时刻也有这些问题，那么来读读这本《看不见的女性》吧

　　*阅读建议

　　建议先跳过晦涩的引言，直接从更加直观的数据开始读起。这些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在数据的总结下让我们触发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审视。

　　*请看书里的观点

　　「嘿，朋友，你知道世界是个巨大的男士样板间吗」

　　从办公空间恒温系统到交通座椅设计，大量“中性”设施均以男性生理数据为基准。书中写道，钢琴键盘自19世纪定型以来，始终以男性手掌跨度（约8.9英寸）为标准，而女性钢琴家平均手长比男性短1.8厘米。这迫使83%的女性钢琴家不得不在演奏中对抗生理结构的桎梏。

❎为了更轻松弹奏肖邦，我要去做增骨手术了👀

  「嘿，朋友，你有没有觉得空调有点凉？」

　　通过全球就业市场数据分析，揭示女性在晋升通道中的真实困境。空调温度标准参照男性代谢率，导致女性工作效率降低；会议时长设置忽略育儿责任的时间成本，这些“非恶意歧视”正在持续消耗女性职业潜能。

❎我们的体感温度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嘿，朋友，你的药还管用吗？」

　　心脏疾病诊断标准长期以男性症状为范本，致使女性误诊率高出50%。更严峻的是，超过70%的慢性疼痛研究仅使用雄性实验鼠，直接导致镇痛药物对女性效果衰减——这些数据缺口正在威胁具体生命。

❎论雌鹰一般的女人是如何练成的

  　「嘿，朋友，你有没有被毫不人性化的设计狠狠伤害？」

　　语音识别系统因缺乏女性声纹数据，错误率比男性高30%；在汽车碰撞测试长期使用男性体型假人，导致女性在交通事故中受重伤概率增加47%；原本优先机动车道的方案竟然会导致女性步行受伤率激增？

  以瑞典冰雪清除政策改革为例，书中系统论证：当市政决策纳入性别数据后，减少了女性步行受伤人数，城市空间真正实现“为人而设计”。

❎我们如此迫切需要女性设计师

　　　「终章：我们在努力被看见」

　　首尔通过收集女性如厕时长数据，将女厕面积扩至男厕3.3倍；加拿大立法要求所有政策实施前需完成性别影响评估。

  当我们能用书中方法论解释为何商场女装试衣间总比男装区拥挤时，真正的改变已然开始。

  妇女节快乐！

  祝你昂扬，祝你挣钱！

“如果你愿意用五年寿命换一副所谓的完美身体，请举手。”演讲台上的女性问。

Fleabag举手了。

演讲台上的女性看着她，观众席里的女性看着她，她看着自己。

她尴尬地放下了手。

片刻的沉默后，Fleabag说：“我是一个坏的女权主义者。”

这是Fleabag书中的一个片段。

发生在女主的父亲展现对她好的方式，就是给她票去看一场女权主义的讲座。

但这不是Fleabag中唯一用黑色幽默方式展现的女权主义的相关讨论。

作者菲比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所说的，这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和之前的女权主义站不同，很少会站在宏观的层面批判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她们更多关注的是诸如“如果我热衷于看色情片，那我还是一个合格的女权主义者吗？”这类更为微观和具体的话题。

Fleabag的含义是，a dirty and/or unpleasant person or animal，中文的意思是“邋遢鬼”。菲比说，这是她小时候的小名。她在采访中说：“我这样称呼她，是因为她的面具人格。她的外在形象呈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完全掌控，然而实际上，一切早已失控。她的态度。她的幽默感。她有着独特又毒舌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的内在。她的这些特质驱使我将她创作出来。她说话百无禁忌，虽然事实残酷、沉重，但她说的都是真话。”

书中——

当女主深夜喝醉了酒，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她在凌晨两点敲响父亲和后妈住的小别墅，她说“我有种可怕的感觉，我是个贪婪、变态、自私、冷漠、悲观、堕落、道德沦丧的女人，我甚至称不上一个女权主义者。”

当女主和神父一次参加主修沉默的贵格会，女主在一片沉寂中站起来，大声说“有时我担心自己胸再大一点的话，就不会是女权主义了。”该会的宗旨是禁止说话，除非实在有什么真心话憋不住想说，必须站起来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时候。

当女主的爸爸帮女主报名参加一个“女权”训练营时，女权训练营的内容是要求学员们不讲一句话，没收电子产品，回归自然，用一天的时间冥想和劳作。而就在女权训练营隔壁的男性精英课的授课内容，是对着女性玩偶大声骂不能在职场上对女性说的脏话，喊得越大声越好，越能收获周围同伴的掌声。

当女主参加后妈（女主妈妈的学生，在女主的妈妈去世之后，嫁给了女主的爸爸）组织的sexexhibition的时候，后妈对自己的展品美其名曰“展现性之美，让人们拥有更开放的心态。展示女性力量”，又道貌岸然地说“我从十一岁的时候就梦想着办这一场展览，我相信大家在看到身体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不只是龌龊的想法”，实则在讲话的最后，后妈洋洋自得对着女主说“这才是这场展览的真正意义，关于权力（power）。性，关乎权力。”

当女主和她的朋友一起经在每天打烊后的咖啡馆里喝酒时，她们会一起唱自己编的歌。“午休再来一次，堕胎再去一回。蛋糕再吃一块，香烟再抽2根，哦不，20根。我们快乐，很快乐。快乐地当着现代女性。”

当女主在餐厅碰到了一个获奖了的高管女性时，高管说“女人的痛苦是内在且伴随一生的，但男人不是。他们寻求痛苦，以此来让自己看着能够有所可怜。他们发动战争，不打仗的时候就打橄榄球。但女人不是。女人一生下来就痛苦所束缚，痛经，痛产，痛奶。而绝经正是这一切痛苦的终结者。虽然骨盆的确会塌下来，没有人再去撩你了，但女性从此自由了，不再是奴隶，不再是生育机器，终于单纯地成为了一个人。”

女主说“我很羞愧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想要有人每天都能告诉我该吃什么，穿什么，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什么玩笑能开，什么玩笑不能开，该去爱谁，该怎么去对他表白。我想要个人告诉我怎样去生活，因为不知为何我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这样一团糟。即使我知道不管做什么，生命的尽头都是一样，但是还是不可抑制地感到害怕。”

这样的想法人人都有，男性女性都有，不因性别产生区分。但为什么女性需要给自己装上厚厚的外壳和盔甲，假装自己是全知全能，在身体和思想上都力证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才能获得一个所谓的“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称号？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不被允许犯错和迷茫？为什么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需要被证明？这是我看完Fleabag以后思考的问题。

在看Fleabag的时候，人是绝对压抑的，书里的黑色幽默穿插在字里行间那些本该严肃的地方。这本书把女权主义的严肃性消解，反而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

我们会去思考——

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还是女权主义不该被定义？

女权主义是否真的帮助女性进步？还是它成为了另一种压迫女性的方式，一种一类女性用以鄙夷、压迫、排斥另一类女性的方式？

女权主义和男权的本质区别在哪里，还是他们并无差别，内在的权力建构本为一体？

女主主义是不是变成了一种时髦的消费单品？一种彰显自己与众不同有思想的个性化标签？

什么是好的女权主义？什么是正确的女权主义？亦或女权主义本不应该被进行这样的划分？

Fleabag的整体基调是幽默平和的，但是在平和之下，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作者的心中有非常强烈的愤怒和宣泄谴责的欲望，只是她把这些感情用黑色幽默很好地掩饰了起来，用一种隐晦又尖锐的方式，露出她的愤怒和思考。

作者菲比在《伦敦生活：剧本后记》中说“我当时27岁，非常愤世嫉俗。深信我的工作以及想法的价值远远低于我的外在吸引力，无明业火在我心底升起，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总是在无形之中被教导该怎样做一个女人，如何做一个女权主义者。”

Fleabag不只是一本书，后来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和舞台剧，由作者菲比亲自主演，喜获艾美奖最佳编剧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后来，菲比去做客美国著名直播综艺《周六夜现场》时说：“在古代，饥渴的女人会被钉在火刑柱上，现在呢，人们给她颁发艾美奖。”

女权主义会有一个迭代的过程，我一直如此相信。无论是Fleabag，还是芭比、好东西、热辣滚烫，我觉得这些作品中阐述女权主义的方式都是很好的。这些作品关注的，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它们没有挑起性别对立，也没有把女权主义转变成另一种压迫男性的产物，或者另一场猎巫行动。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在这里由衷地希望世界上能产出更多这样的好作品，这样好作品的观念能更佳深入人心，也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自出生起，我们就有许多身份，并且为每重身份赋予了名称。这些名称代表着我们的社会职能，代表我们处于关系之中。它们可能是代词，可能是名词，可能只是一声含有语气词的呼唤——女儿、妻子、母亲；她、你、喂。在名称中，我们：女性，一步步长大成人。名称，淌入女性的生命之河。

作者将名称置入文学作品中，构成、体现人物在书中各异的姿态。正如安妮卡森在《丈夫之美》中用智性为笔下的女性，或者，她的一部分自己，进行了新的赋能。她的叙述也许不是直接易懂的，更像一场设计精巧的游戏，需要读者在字句中解出她留下的谜团。而名称，或许是破解谜团的一条途径、一把钥匙。

从“她”、“妻子”再到“我”，看似不经意的名称变换，构成了一次小范围内的自我突破：它或许是小的、无足轻重的，因为她的变化不曾具备撼动世界的力量；但它又是如此坚实，在许多次失败的探索后，是她终于得以寻到的新生。

1.她

她，一个第三人称代词。

正式引出书中的“她”前，我们不妨先来讲讲这个故事：一个与忠贞、背叛有关的失败的婚姻故事。一位在少女时代受到男性吸引的女性，不顾父母的反对与他进入婚姻、组建家庭，但在婚后，得知他的背叛。他们争吵、分居，最后，结束了婚姻。

这是从读者视角出发去看见的“她”，书中的女主角。由此不难看出：当“她”这个代词出现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处于被观察的位置上。

“她”首先存在于丈夫的目光里。第十二支探戈（卡森将整本书分为二十九支探戈，寓意婚姻的全过程，双人舞的终结即是婚姻的终结）引入了丈夫的视角，这是在婚后，他们的争吵阶段，丈夫观察着她，甚至，在观察之外，还有更悬浮的体验——他在想象，想象一个他不在场的场景，他用想象将真实的她和他头脑中的她剥离。

“我离开后她会做什么？他好奇。她的傍晚。它让他窒息。

她不可思议的傍晚。”

被观察的她，被想象的她，或者，被搜寻的她。第十三支探戈中，更进一步，他在固有印象里搜寻她，譬如童贞、织布机、弥撒书、棉缎，他用这些物件拼凑出来的，并非完整的她。“她”，是观察者对自己的扮演。

“钉子和线，将她系在

她对他的

扮演中。”

丈夫眼中的并非真实的她，她是被动的，是他欲望延长和投射的客体，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始终在凝视她。这对爱情，或者对婚姻来讲，都是致命的。韩炳哲在《爱欲之死》里提出“爱是双人舞”，他者的异质性是建构爱的基础。倘若异质性并不存在，只是自我的延长和投射，那在跳起婚姻这支探戈的时候，舞伴究竟是谁？拨开迷雾，在舞池中浮现的究竟是自我的镜像，还是何者的面容？

当女性处于被凝视地位的时候，如果未经察觉，或者自我能量尚显单薄，很容易将这种凝视的目光内化，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并对自己加以约束。换言之，女性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进入客体化的陷阱，成为他人目光的载体。《丈夫之美》的女主角也曾有过这样的阶段，这一部分我们在“妻子”的部分展开叙述。但在一次次争吵和思考中，她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主动将自己置入被观察的位置上。

她开始带着主动的探索去观察和审视。与丈夫的凝视不同，她投向自己的目光是平视且充满好奇的，在此过程中，她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

她首先开始观察自己的身体。与丈夫漫长的纠缠，使她过久地被困在“妻子”的角色中，当另一个人：雷，他的出现，使她感到她女性的部分重新得以显现。她站在镜前凝视自己的时刻，也是她属于女性的自我（受到原始的吸引），而非属于一位妻子的职责（忠贞和责任）重新得以回归的时刻。

“她凝视着

一个妻子的眼睛，喉咙，喉骨。

它并不让她惊讶。

她不记得它曾让她惊讶地

意识到

这些骨头并不是那个喉咙的骨头。

一阵潮红在她体内半深处

撕裂了自己。”

在向内的观看中，她发现的并不只有原始的欲望，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使她更好地理解自己，她转而将目光转向自己的遭遇，思考丈夫和自己的关系。在等待和搜寻里，在对悲伤及悲伤情绪的观测中，她忽然明白了一个有关丈夫的事实，他的行为，以及深潜其后的、那被称之为“规则”的东西。觉醒要求真正地看见，从她对这种感觉的形容里，我们能读到非常有力的部分。那个事实——

“将自己猛掷入光明里

像一个跳出衣橱的孩子。”

跳出衣橱的不仅是它，也是藏身其中、等待被发现的“她”。如果说她灰暗的天幕被婚姻笼罩，那么，在雨水完全敲打、孔穴彻底碎裂前，她感受着自己的变化，感受等待在体内蜷曲，舔着指爪。

为那跃出的一刻，她已等待太久。

2.妻子

让我们谈谈“妻子”，这个经由婚姻获得的身份，以及经由这个身份她发现的与“规则”紧密相连的东西。

开始谈论前，值得提及的是，开篇卡森引用了杜尚的《大玻璃》，在这幅画作因运送而意外碎裂后，杜尚宣称它终于得以真正地完成。卡森在此处引用杜尚，或许既想表明世界难以预测的荒谬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做出提醒：从碎片中只能窥见事件的一角，而非全貌。这是卡森的“立体主义”[1]，正如画面上方那被围观的、近乎赤裸的新娘。

作为“妻子”也是如此。

《荷马史诗》中的安德洛玛克是在文中首次出现的妻子形象，她是英雄赫克托尔的妻子，在她身上，我们能看见古典主义时期妻子所具有的传统品德，而卡森在书中给予了她现代性的注脚：讽刺的是，作为女主角的“妻子”在提到安德洛玛克时，她的作品正被丈夫抄袭。他掠夺她的语言，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丈夫吸引妻子的重要特质是他的语言。步入婚姻前，她在宣誓中沉醉，在花粉般的信件中迷失。那些意味着他不在场的信件反而加深了他的神秘性。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我们姑且不论，语言在包裹思维的同时，也对思维进行了美化和修饰。如果一个人的语言甚至不属于他自己，那他的思维、他身上精神性的部分还值得被信任吗？

在婚后，诡辩术、谎言持续操纵和蒙蔽她，直到第二十一支探戈，妻子发现：

“悲观的人类学家他说得对书写的

原始功能是为了奴役人类。智识和审美的功能后来才出现。

……

通过信件丈夫将她捆绑。”

我们在前面讲到，丈夫通过想象塑造着妻子；更进一步，在信件里，在语言中，丈夫也塑造着自己。他的信件没有回信地址，一道单向开放的玻璃门，其后是孤芳自赏的空花园。通过对理想自我的塑造和想象，他跳起单人舞进入了婚姻，同时，他用语言欺骗妻子、掠夺妻子的语言，对妻子实行着隐形的暴力。也即是说，语言是他支配妻子的手段。

想要仅仅依靠一种手段实行控制十分困难，丈夫完成支配还存在着其他的手段。值得讨论的是，在此过程中，妻子为何甘愿服从？

我想，是因为其隐蔽性。蚕食的过程是缓慢的，在一开始，它甚至包裹着诱惑的糖衣。第九支探戈带领我们回到妻子的少女时代，那时他已在制定不平等的规则：禁止问询、禁止展示痛苦。而对彼时的她而言，这种规则蕴含着浪漫化的神秘，她接受它：“……因为女儿的罪即是接受了哈德斯的规则。”在这个逐步沦陷的过程中，使其加速的是婚姻。

“一个人如何获得

对另一个人的权力？是一个代数学问题

你曾经说。‘双倍的欲望是爱情而双倍的爱情是疯狂。’

疯狂的双倍是婚姻”

在如上所示的定律里，婚姻，身着浪漫的外衣。她带着爱欲的疯狂进入婚姻，如誓词所说的“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2]，供奉丈夫，视他为神。这种单方面关系的不对等，意味着一方自愿让渡权力，将自己放在更低的位置上。她努力扮演“妻子”的角色，也即是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规训，将自己置入客体化的地位；而在经年累月的接受中，她终于发现“一个妻子被存在攥在手心”。

她的发现源于背叛。婚后一年，她得知丈夫有情妇的事实。起初，她被愤怒冲昏头脑，当丈夫“带着羞涩的骄傲”拿出了照片，她无法接受，更无从理解那些“情妇们”。这让我想起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提到，男权社会以“圣女”“娼妓”为名对女性实行分离支配。对男性而言，“妻子”对应“圣女”，是适合结婚的对象；“情妇”则对应着“娼妓”，是可被玩弄的角色。上野千鹤子认为，这正是对女性的他者化（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并从“我们”中放逐出去的方法），当妻子和情妇处于各自的位置上，即使同为女性，她们中谁都无法真正地理解对方。

要认识到这点，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妻子还是情妇，她们的存在都在压抑女性的主体性从而去满足男性。从妻子身上无法获得的部分，他选择从情妇处得以补足。当妻子意识到在背后作祟的是男性的权力欲望，她也就站在了美的边缘。

“他带我看过惯于巴黎的一家书店的电影

店主人喜欢让助手

登上木梯去取一本书，他的手借机滑上她的大腿。

就这样——一只手，顷刻间。她面上的潮红让电影院发热。

每一回他说去，她就登上梯子。”

3.我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我”，《丈夫之美》中最大的命题——对美的发现和认知，是经由“我”而完成的。

对美的探讨贯彻了全书始终，就像“我”这个角色。在书中，“我”不仅是故事的亲历者，更是讲述者。讲述故事时，“我”是上帝视角的持有者，可以掌握它：

“普鲁斯特

成为逝去的时光哭泣，

你呢？

我给它上釉。”

但“我”对记忆完成的不止上釉，而是更进一步，对其进行解剖——解剖爱（“顺着活动的关节处下刀苏格拉底告诉菲德拉斯当他们解剖一场关于爱的讲演时”），解剖伤口（“伤口释出自己的光/外科医生说”），解剖婚姻——通向美。

曾经我在《文学理论》这门课上听见一位老师讲，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是抒情，抒情话语的本质不是追求外表的真实，而是追求情感的真实。在《丈夫之美》的故事里，“我”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从开始的痴迷到愤怒再到清醒。其中的一些事件，也许经过文学的加工，如同“插画师用一小圈玫瑰和火焰/将错误环绕”，但贯穿其中的情感无疑是真实的。

在最后一支探戈中，她以“我”的身份道出——美即真理。这出自济慈《希腊古瓮颂》的名句，认为美和真理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美的事物揭示了真理，而真理也必然以美的形式呈现。这其中有“她”触摸到的有关自我发现的真理，有“妻子”触摸到的关于规则和权力的真理，也有贯穿始终的、与情感真实相连的真理。“我”，或称为作者安妮卡森，将这些脆弱易逝的事物凝为艺术、清洗语言使之重归洁净并让伤口在语言中闪光的行为，进一步揭示了真理：瞬间因静止而永恒，永恒又因静止充满遗憾。

卡森的警惕使“我”在说出“美即真理”后并未停止，于是我们得以看见，“我”解释了美的自我生成性：

“美的事物当我遇见它时可能

早已——在我自己的内心，

被吞噬。

而非外在于我们，有目的，有殿宇，有神灵。

在内心。他已是我。

我的某种状态。”

正是基于对丈夫、对过去婚姻的全然理解，卡森得以建构“我”为抒情主体，有节制地、带着反思书写这段伤口的纵深，而非简单的情感宣泄。在最后，借“我”之口，她说出：“这是我的箴言。/留住。/留住美。”我们看见，浮士德精神在她的诗句中闪辉。从这个意义上讲，《丈夫之美》是女性的浮士德，丈夫是她的梅菲斯特[3]，写下这个故事即是完成了从遥远的审美距离向已发生之物的一次次回看。卡森对生命本质的求索，经由“她，妻子，我”这三个名称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求索不曾真正地停止，因为它最终通向的，是一条由无数名称汇入的女性生命之河。

注：

[1]卡森的“立体主义”：由叶转述，提出者未知。

[2]“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引自上野千鹤子《厌女》中提到的结婚誓词。

[3]《丈夫之美》是女性的浮士德：来自豆瓣用户“殷靁”在书评《读×安妮·卡森/丈夫之美|互文互文生活生活》中的观点。

想起之前读伍尔夫时的一个感受，现当代女作家因为有照相技术的缘故，连容貌都成为被品评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成为最大的部分。于是女性作家迅速被“美女作家”这样一个称号所裹挟，并很快迎来了相应的一连串与性缘有关的闲闻轶事。阮玲玉的电影《新女性》改编自民国时期的女演员艾霞的经历，她因其容貌与才华招致诽谤与非议，最终自杀而亡。艾霞，《新女性》中的女主角韦明以及阮玲玉本人，都在这样的非议中死去，现实生发文本，而文本又预言现实，因此构成了一组极具有悲剧性的互文关系。而丁玲、林徽因、萧红、张爱玲也在这场关于女性道德、容貌以及私人情感的审判中无一幸免。即便强大如伍尔夫，也对于自身的容貌有着一定程度的不满。按波兹曼所说，视觉媒介技术的发展让公众人物的视觉形象的重要性极大地提升。而对于女性作家而言，姣好的容貌被印刷在书籍封面，成为了比她们自身的才思与智慧更大的卖点。而李清照作为古人，在缺乏影像记录的历史中逃脱了对于容貌的审判，但作为女性，对于她私人生活的毁谤以及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却从未停止。在这样冷酷的历史长河中孑然一身与洪流抗衡的李清照，这样历经冲洗仍然以文本留下清晰轮廓的李清照，最终在湍急的水流中显示出锐利的边缘与坚实的内核。她的身影也因此摆脱了世人对于女性作家单薄孱弱的想象，变得更加高大、厚重，有了金与土的质地。

已完成

1.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

2. 安妮·埃尔诺《写作是一把刀》

3. 安妮·埃尔诺《占据》

4. 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

5. 陀思妥耶夫斯基《涅朵奇卡》*

6. 毕飞宇《小说课》

7.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8. 西尔维亚·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9. 莎士比亚《暴风雨》

1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

11.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证言》*

12. 石黑一雄《莫失莫忘》*

13. 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

14.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八月见》

15. 加西亚.马尔克斯；略萨《两种孤独》

16. 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

17. 司汤达《红与黑》*

18. 卡夫卡《判决》

19. 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

20. 埃莱娜·费兰特《新名字的故事》*

21. 埃莱娜·费兰特《离开的，留下的》*

22. 埃莱娜·费兰特《失踪的孩子》*

23.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24. 乔安娜·拉斯《如何抑制女性写作》

25. 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

26. 朱尼.托特《沉疴遍地》

27. 卡夫卡《变形记》*

28.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29.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30. 齐格蒙·鲍曼《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31. 厄休拉·勒古恩《世界是词语的森林》*

32.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衣柜》

33.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怪诞故事集》

34.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35. 吴承恩《西游记》*

36.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

37. 白先勇《红楼梦幻：红楼梦的神话结构》

38. 韩江《素食者》

39. 金爱烂《外面是夏天》

40. 金爱烂《滔滔生活》*

41.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42. 金爱烂《容易忘记的名字》

43. 杨照《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44. 埃莱娜·费兰特《页边和听写》*

45. 安妮·埃尔诺《一个女人的故事》

46. 安妮·埃尔诺《一个男人的位置》

47. 安妮·埃尔诺《简单的激情》

未完成

1. 金爱烂《奔跑吧，爸爸》（在读）

2. 柏拉图《斐德若篇》（在读）

3. 罗贯中《三国演义》（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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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是今年比较喜欢的几本书。

每年都列新计划，每年都跑偏～

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可以成为“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大人（或小孩）！”

祝大家新年快乐！！